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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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周总理在人艺与大家联欢。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看完戏以后,他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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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北京人艺话剧《潘金莲》。

  会上,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狄辛、田冲、方琯德,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方琯德想了想说:“第一,张大户迫害潘金莲的行为,台上没有表现,观众对这一点没有印象,所以很难引起同情。本想把张大户的欺压再强调一下,可是具体做起来有困难。第二,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在这两点上不宜给潘金莲翻案。

  周总理点点头:“狄辛,你在台上不是反抗得挺激烈吗?说说你的想法。田冲,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显然,他是在努力动员当事人先发表意见。

  田冲开了腔:“剧本是在30多年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若能做些修改,是否会更好?”

  狄辛也开了腔:“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而求得个人的解放是不对的。剧院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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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左起)

  周总理始终注意听着,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最后,他又转向了剧院的总导演焦菊隐:“焦先生,你谈谈对这个戏的看法。”

  焦菊隐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始终没找到答案。方才同志们谈到的种种矛盾是存在的。现在看起来,这两个人物都不令人同情。

  欧阳予倩推了推眼镜:“我写《潘金莲》是在1925年,当时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于是想写一个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当时是一边演一边想台词。在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我都是同情潘金莲的。周信芳演武松,又另有他的想法。他同情武松,把武松处理为英雄人物,结果是我们两个人各演自己的戏,一出戏里却各有千秋,根本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

  周总理扬着脸问:“你对武松是怎样理解的?”

  欧阳予倩挥了一下手,“我认为武松是个封建英雄”。

  周总理停了一下,摇着头说:“武松是个封建英雄,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欧阳予倩继续解释:“那时候演戏不像我们今天,不讲究主题思想,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不断丰富补充的。……当时写这个戏,也只是想借题描绘一下,妇女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以及在有钱有势男人的压迫蹂躏下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并没有替潘金莲翻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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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在给中央戏剧学院学生讲课。

  参加座谈会的21位同志,除邓颖超以外,周总理都请他们发表了意见。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周总理做了总结发言:

  那个时代写的剧本,带有这些思想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正在变化之中……

  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

  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那么戏里存在的矛盾也就会得到解决了。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的。

  我们有很多反封建的典型,如《梁祝哀史》《白蛇传》里的祝英台和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

  《茶花女》为什么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品呢?就因为茶花女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向当时的社会制度屈服,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这就是她可贵的地方。

  曹禺写的《雷雨》《日出》,都是通过鲁妈、陈白露这样的人物的自我牺牲行为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制度。陈白露没有杀人嘛!她还同情小东西嘛!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而潘金莲却是采取了勾引西门庆,共同谋杀了亲夫来求得个人解放的。她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让他们怎样通过这个戏学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这个戏又怎么做到“古为今用”的呢?

  联系这些问题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把今天戏里发现的矛盾很好地解决,是不是通过别的故事来表达反封建的思想更好一些,或者重新选另一个典型人物来写。

  总之,我们要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欧阳老写这个戏的时候,思想中有“要反抗黑暗的社会制度”这条红线,这是很可贵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当时也有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必然导致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这正是今天需要批判、加工的地方。否则,就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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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诚挚而又温和地对欧阳予倩说:

  你方才谈到的写作动机,我是完全理解的。当时的思想状态是合乎那个时代气氛的。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谈的很诚恳,我非常钦佩。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造成了一些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止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我记得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而被他停掉的仅仅是《潘金莲》。对此,剧院的人们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把这件事传为美谈。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合订本》,原载《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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