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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叶芸 王浩 宋江华:我眼中的“双枪老太婆”

邓叶芸 王浩 宋江华:我眼中的“双枪老太婆”

  20世纪60年代,一部《红岩》小说火遍祖国大江南北。小说所塑造的刘思扬、成岗等英雄人物深入人心,而那位满头白发、身手矫健、手持双枪的老太婆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她一枪击毙叛徒甫志高的行为大快人心,“双枪老太婆”也成为了那时人们心中的英雄。我母亲邓惠中,就是“双枪老太婆”的人物原型之一。

  敢与世俗作斗争

  母亲邓惠中原名张惠中,1904年出生于四川岳池县城外长滩寺张家湾。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儿,也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姥爷姥姥特别疼爱她,对她百依百顺。但有三件事,姥爷姥姥和母亲的意见却无法达成一致。

  第一件事是读书。幼年时,母亲见3个哥哥都在上学读书,十分羡慕,希望姥爷也能送她去读私塾。但那是封建年代,对于母亲的要求,姥爷果断拒绝。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在哥哥们放学回家后,守在他们身旁,学习念书识字。

  第二件事是裹脚。母亲八九岁的时候,姥姥就照风俗给她裹脚。当姥姥裹好后,半夜她又偷偷地解开。有时母亲到亲戚家作客,因脚大而受人嘲笑,但她却不在乎,大大方方地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正因为没有受到裹脚的伤害,才为她以后的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的身体条件。

  第三件事是结婚。母亲15岁时,因长相清秀、聪明能干,前来说媒的人不少。但母亲反对包办婚姻,多次拒绝姥姥和媒婆的牵线搭桥。迫于无奈,姥姥只好答应母亲,为她找一个知书达理的对象。一天,姥姥让母亲藏在闺房里,说相亲的人要来。于是,母亲从门缝偷偷往外瞧。不一会儿,一位中等个子、大眼睛的男青年,在众人的陪同下进了屋。母亲见青年文质彬彬,很懂礼貌,点头同意了这门亲事。这位青年就是我父亲邓福谦。

  父母结婚后,母亲住进了父亲任教的江西馆小学。在学校里,母亲听着孩子们清脆悦耳的读书声,格外羡慕。有时,她还站在教室门外听老师讲课,很久舍不得离开。

  母亲渴望学习,想做一名有文化、有作为的新女性。于是,她自修小学课本,并在父亲的鼓励帮助下,于1930年考入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怀着对父亲的感激和钦佩之情,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邓惠中。

  支持父亲去延安

  1933年,母亲从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江西馆小学教书。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全国,也牵动着父亲的心。

  一天,父亲回到家里,严肃地对母亲说:“惠中,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坐等灭亡,我决定去延安参加抗日。眼下3个孩子还小,以后全靠你把他们拉扯大。”虽一时难以接受父亲的决定,母亲仍坚定地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常对我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国,才有家。你放心地去吧,孩子交给我,我一定培养他们长大成人。”

  几天后,母亲典当了家里仅有的一点薄田给父亲作路费,收拾好行装后,带着我一起送父亲到了重庆。那时我5岁,母亲依依惜别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丢下我们去革命

  父亲去延安前,把他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了母亲认识,一个叫王召,一个叫蔡衣渠,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教育和帮助下,母亲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母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农村教书。她白天教孩子们读书,晚上在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整天都很忙。母亲来自农村,对农民生活很熟悉,加之关心农民疾苦,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成了朋友。她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在农村发展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壮大了革命队伍,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革命工作,母亲去农村前就把姥姥请来,照看我的双胞胎哥哥,只把年幼的我带在身边。后因工作实在太忙,母亲把我也送回了岳池老家。

  我们兄妹3人和姥姥在江西馆小学过着清苦的生活,很少吃到肉。一天,姥姥笑呵呵地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外婆给你打‘牙祭’,好不好?”我早就馋坏了,高兴得跳起来。吃饭的时候,姥姥端出一碗青椒炒肉,我和两个哥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第二天,姥姥问我:“昨天的肉好吃吗?”“好吃极啦!外婆,那是什么肉?”我一边说,一边舔嘴唇。姥姥说:“傻孩子,那是耗子肉!”“耗子肉?多脏呀!”姥姥说:“我把皮扒了,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怕……”我的两个哥哥却满不在乎地说:“怕啥,只要能吃就行!过两天我们抓蛇来给你尝尝。”几天后,他们果然抓了几条蛇,让姥姥烧来吃。由于母亲不在身边,我们就这样改善伙食。

  有一次,母亲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路边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叽叽喳喳,十分高兴。大家在猜,这次母亲会捎什么好吃的回来。第二天一早,大哥按约定去小店等母亲。我和二哥在家里等到太阳下山,才把大哥盼回来。哪知大哥哭丧着脸说:“太阳都偏西了,还不见妈妈的影子……”我们失望极了,抱头痛哭。

  筹划武装起义

  抗战胜利后不久,母亲回到岳池县城,在江西馆小学当校长。这年春节的一个黄昏,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人走进我家。母亲把他迎进屋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何叔叔,你们父亲的好朋友!”接着,母亲叫我们仨分别去通知其他几位叔叔阿姨晚上8点来家里,我们很快完成了任务。

  吃完晚饭,叔叔阿姨们都到了,他们在屋里开会,我和哥哥们在门外放哨。有人来找母亲,我们就说不在家,上街看龙灯去了。等到夜深人静时,母亲才把我们叫进屋,让我们听何叔叔讲形势。自那以后,何叔叔经常来我家。我和哥哥每次都承担放哨的任务,也常常听何叔叔讲革命形势。1949年后,我才得知何叔叔的真名叫朱光璧,是母亲的上级。

  为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母亲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她的工作更加繁忙。

  1947年10月,川东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在华蓥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并破坏国民党反动派的兵源、粮源供应地,以牵制敌军,配合解放军入川作战。这时,母亲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还经常以走亲戚为由,走村串乡,组织“姊妹会”“翻身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开展“三抗”斗争。

  1948年3月,母亲担任岳西支部与上级的联络员,并参加了岳西支部直属小队的军事训练。在训练中,她严格要求自己,很快学会了瞄准、冲锋、掩护等基本技术。母亲发现很多游击队员没有枪,她就带领40多名游击队员去大地主家“借”。最终夺得步枪15支,子弹数千发,解决了游击队缺枪少弹的燃眉之急。

  一天黄昏,表妹悄悄跑来告诉我,说我母亲在西门外的土地庙旁等我,让我快去。我急忙来到土地庙旁,见到了母亲。只见她头上缠着青布巾,平时的长袍换成了蓝短衫、黑裤子,就像一个乡下老太婆。

  我忍不住笑着说:“妈妈,你真会演戏。”母亲说:“和敌人周旋,不会演戏怎么行?”她对我说:“芸儿,我有件事情要你办一下。你去托李表叔把我们家的谷子卖掉,明天把钱送到这儿来。”我吃了一惊,当时物价猛涨,特别是粮食,涨得更厉害。这些稻谷够我们全家半年生活,母亲为什么要卖掉呢?

  我不禁问道:“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她沉思了一下,严肃而又难过地说:“芸儿,蔡衣渠同志昨天被捕了,我们要趁敌人还没搞清他的身份以前,赶紧把他赎出来。我们家的口粮以后再说,先救同志要紧!”我知道事关重大,没有再说什么,回去赶紧找到李表叔。李表叔第二天就托了几个人,分头卖掉谷子后,把钱交给了我。

  我又按照母亲指定的接头地点,把钱交给她。后来我听说,蔡衣渠当时已经被人保释出来,母亲就用这笔钱买了枪支,交给起义部队。

  8月,华蓥山武装起义打响后,母亲负责一支队伍的后勤供应。在她的组织带领下,保障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游击队。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武装起义很快失利,母亲成为了国民党军警抓捕的重要目标。

  一家四口被捕

  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母亲化装回到家里,她告诉我们:“二哥邓诚被捕了。”晚上8点多钟,外面有人敲门,说是清查户口,母亲知道情况不妙,赶紧从后门离开。我把大门打开后,十几个持枪的国民党兵冲进来搜查了一阵,因没有发现母亲,就把大哥和我,还有刚才在家和母亲谈工作的张淑珍抓进了岳池县监狱。

  入狱后的第二天晚上,两个国民党兵传我去审讯。他们用枪顶着我的后背,带我经过黑森森的小道,走到县衙后面的参议院。我一进门就听到母亲惨叫的声音,这时我才知道母亲被捕了。我拼命往里冲,但国民党兵把我拦住,并把我推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他们对我进行了审讯,问我家里曾经来过什么人,我咬紧牙关,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一个国民党兵把枪往桌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家人一起枪毙!”他们恫吓我,随后把我押回了监狱。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国民党兵把我带进了国民党县衙。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母亲。短短几天时间,她老了许多,脸庞更加消瘦憔悴,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没有丝毫畏惧。

  我跑到她身边,紧紧地依偎着她,哭了起来。这时,旁边一个穿便衣的人说:“你妈妈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母亲明白,敌人所说的转移,指的是秘密处决。于是,母亲抢着说:“难道你们连这个孩子也不放过吗?”敌人不理睬母亲,硬把我从她的身边拉开,她还想再和我说点什么,却被国民党兵推推搡搡地押走了。殊不知,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之后,我和大哥被押往合川监狱,直到1949年11月才被释放。

  岳池解放后,从重庆传来消息说,母亲和二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壮烈牺牲。听闻噩耗,我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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