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 作者:朱冬生

 永不消逝的电波 作者:朱冬生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红色经典作品,60多年来一直魅力不减。今天,在不少营区,战友们仍常能看到影片主人公李侠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和《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军人。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把延安优秀的电台通讯战士李侠派往上海,让他与共产党员何兰芬假扮成夫妻,保证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络。李侠与何兰芬展开工作不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电台的反侦听,李侠不幸被捕。不过,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方面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可加以利用,便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也误以为李侠是重庆国民党派往上海的潜伏者,便威逼利诱李侠为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服务。李侠面对“日伪蒋”敌人的包围,在险恶繁杂的环境中巧妙与敌周旋,不断截获重要情报,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但此时,李侠又收到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他中止了自己的撤离,立即向延安发报。当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最后的告别信号时,已身陷敌人的包围中。

  在这部电影中,人们从李侠身上看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又一批像李侠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到来,坚守信念、无惧生死。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人物原型是烈士李白。40年前,知道李白名字的人并不多,知道他英雄事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作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革命战士,身处敌穴,朝不保夕,这是要有一种操守、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才能坚持斗争的。

  我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一份军人的执着。1980年5月,我在整理稿件时,看到了一篇署名老红军周维的手稿《红色电波》。凭借党史、军史研究工作的经验,以及所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留下的深刻印象,我立即意识到周维回忆录中记述的老红军李白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李侠应该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认真地编辑了这篇文章,并改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准确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文章编好后,我用了10多天的时间在资料室里查阅档案,在数万篇回忆录里寻找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关的机要通信工作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查到了老红军周维的人物经历,也找到了散见在许多资料中有关李白烈士的基本情况。这些史料,准确说明了周维《红色电波》文章中的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周维,江西南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时期曾任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三科(机要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的机要通信工作。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在上海浦东牺牲。

  周维在《红色电波》里是这样回忆李白的: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长。在我们分队里,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我们队的政委李白同志。部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下半碗糊糊,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来照顾我。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那怎么行呢?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腰,电台比人重要,我决不能拖累他们。“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走。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边。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微笑的脸。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李白同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党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还询问了周维和李白的老战友、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红军时期就开始跟随毛主席做电台保障工作、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黄有凤。黄有凤、周维和李白曾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战友,也同为这一时期中央军委电台通信部门的领导。我见到黄有凤的时候,他刚从中央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后来又在上海牺牲的情况全知道。他肯定地告诉我,《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李白的故事。

  黄有凤、周维、李白的革命经历相似,他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斗经历是重合的。黄有凤、周维、李白在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以后都在军委电台机要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李白的资历比较老,1925年的党员,当时在延安都是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把李白这样的老党员派往上海,可见中央对上海斗争的重视。把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这一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肯定不多。而作为军委电台的实际负责人周维和黄有凤是知道的,来自于上海地下党的电报也都是由周维或黄有凤亲自译电并直送中央有关部门的。

  李白即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随后《星火燎原》杂志(1980年8月创刊号)即以《永不消逝的电波》为题发表了周维的文章。我在周维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描绘的可能不是李白同志,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李白同志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后来,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里建立了由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塑像,邓颖超同志为塑像题词。李白、黄有凤、周维这些电台工作者,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中离不开的人。凡是发给中央和中央发出去的电报,需要中央领导传阅的,都是由他们亲送。由于职业习惯,他们从不和人主动搭话,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几乎没有不认识他们的。

  在李白烈士塑像石碑上,刻着邓颖超同志的题词:“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和老红军周维所写的文章《红色电波》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电影和文章所讲述的红色故事和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就像一束“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光辉灿烂,光照历史,光照今天,光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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