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

所谓平民主义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做人生真义，并以自身的有限力量来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思想。平民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强调个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协性。

平民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反对精英和拒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历史的进步,是其两个基本的特征。

平民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 <书上定义〉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平民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里，“平民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名词，它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社会党国际的声明说“社会党人的对立面是保守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可以看出平民主义已经和其它几种主义并列为欧洲左派的巨大威胁。的确，平民主义的复兴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突出的意识形态现象。它的崛起启示我们要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去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平民主义。

有人认为，平民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狭义的曾经在俄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现象，不能把它泛化。其实就其内涵和外延来说，并不是俄国独有的景观，而是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转型过程密切相连的大众化运动。因为在上层主导的追赶战略中，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样一来原来的束缚—保护功能被打破，罩在个人头上的传统法规消失，独立无助的人群又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因此社会情绪中就会涌现出对改革的抵触和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的追念之情。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中下层上升的道路受阻，以及民族的外部条件受到刺激，在民众中孕育的强烈不满便会爆发出来。不管它以什么面目出现，有几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1、农民国家在不公正改革中刺激起的平等情怀，打出在崇尚人民口号下的整体主义的旗帜。

2、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而衬托出一种前体制的“内部和谐化”气氛。

3、反感西方、厌恶资本主义，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共同体的内部和谐与阶级社会对立。在人类历史上三次大的私有化高潮（原始公社解体、中世纪的农村公社解体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解体）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平民主义或类似的浪潮。

苏东剧变以后，许多前共产党人从左面、新法西斯主义从右面充实了它的队伍。冷战后盛行于欧洲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其共性也是以平民主义为共同内核的。平民主义的崛起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诸如私有化与欧洲统一进程这类重要问题上，往往是传统的左右翼都表示支持，而极左与极右两翼则都鼓动民族—平民主义情绪来加以反对。平民主义的崛起也打乱了原有的“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这类时代阵营，不仅“传统的”平民主义以其强烈的整体主义倾向对市民社会构成威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理性文化的“消解”也在文学、艺术以至形而上领域刮起了一阵POP式的“新”平民主义旋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美学以至政治学都由于其强烈的反精英、亲大众色彩而被评论家称为新一代的“民粹美学”、“民粹文学”等等。最后，平民主义的崛起也是通常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当前复兴的平民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既比欧洲冷战时代一般的保守主义更为保守，也比一般的激进主义更为激进。从西方的保守党人到社会党人，从东欧剧变前的正统共产党到剧变后的自由派政府，乃至黑社会势力，都受到它的强烈冲击。总之，平民主义的幽灵对冷战后的“新秩序”、对前苏东国家的转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都构成了新的挑战，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也并非福音。

和19世纪不同，在当代，平民主义变成了许多国家左右派斗争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有力武器。与历史上俄国民意党和美国的人民党这类过去的平民主义组织不同，也与当代的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明确揭示其“主义”并借以命名自己的组织情况有异，当代的平民主义势力大都并不自称为民粹派，如此一来现在广义平民主义的内涵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如此说来，平民主义究竟在当代有什么样的内涵？难道它仅仅是一个不同党派吵架双方对骂用的贬损名词吗？当然不是，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社会变革现实就会发现，那种为保守党、自由党、社会党等传统上的左右各派一致视为威胁的倾向，其实是有其明确的内在逻辑的：

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他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主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平民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但毋庸置疑，它的存在与盛行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为内容的全球化浪潮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改革过程中忽略公正问题，加剧贫富分化都会导致平民主义情绪的上升。从整体上说，当今的平民主义复兴是一种消极现象，但它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新形式。

在农业平民主义中，又具体包含着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美国的人民党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美国农民党是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农民迫于经济窘困而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其支持者用'平民主义'一词标榜自己。他们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他们愤怒谴责金融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帮助小生产者，其中特别要允许私铸银币以对付银根紧缩"。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也是产生于19世纪。"在这场运动中，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农民理想化，希望在俄国农村中残存的集体耕种的传统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场运动在1874年达到了巅峰，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走到人民中去'，涌向农村宣讲社会主义的教义。在发现农民们无动于衷后，一些民粹主义者采取恐怖行动，成功地刺杀了沙皇"。

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则多少与此不同。政治上的平民主义往往不是与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更为含糊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这种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迎和'人民'，通常是反对精英分子的……。迎和民众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义这个术语也适用于具有神授权力的专权者，他们运用过去传统的政治以及面包加哄骗赢得权力。……迎和'人民'的另一种方式集中表现在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它把国家当做一个整体，强调国家对内部各部分的整合。如果政治家避开意识形态的义务和主张去为全体民众而不是为某个派别和阶级说话，或者他们属于一个不强调原则和在政策上持折衷态度的'吸收全民的政党'，他们就可能被称之为是平民主义者。" 由此可见，在已有的政治学文献中，对于平民主义一词的使用是极为笼统而含糊的。因而，要使对平民主义的讨论和分析富有意义，就必须对这一概念本身加以严格的限定。正因为如此，本文所使用的平民主义的概念将严格局限在这样的意义上：平民主义是指一种在政治上刻意迎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反对精英和拒绝以牺牲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来实现的历史进步，是其两个基本的特征。

从字面上来讲，商业平民主义就是一种“浅薄”的概念；但从实践上来讲，它就是大浪滔天的商业机会！它是福特T型车的一剑封喉，它是戴尔PC机的单刀赴会，它是奇瑞QQ的釜底抽薪……

商业平民主义的实质就是如何锻造更新的、更多的客户价值。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把一个封闭性的市场拓展为一个开放性的市场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更多的消费者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企业本身会成为首要受益者。

商业平民主义是亨利·福特揭竿而起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在美国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平民主义的伟大旗手；但需要指出的是，商业平民主义完全不等于慈善主义——它仍然是一种以利润为归宿的商业智慧。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种智慧已经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对平民主义的倡导和实践，是与这种总体性社会的两个特点直接有关的，这就是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特点和其独特的合法性基础。

总体性社会的运行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活动，都是以社会动员的形式进行的。而总体性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在于它的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全国性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达成某一国家目标。就这一方面而言，总体性社会具有一种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效率"。

这种高度动员的体制，即是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中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自晚清起，由于国家的衰败，社会资源急剧地分散化，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士绅和军阀等地方豪强的手中，而这些地方豪强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又成为抵制中央政府集中资源的力量。近代史上外强的入侵，工业化的缓慢，频繁的社会动荡，可以说都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源处于高度的分散状态有关。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形成，与社会资源的这种高度分散，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解决1949年之前的由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危机，同时，迅速实现以工业化为手段的富国强兵的目标，高度的动员能力便成为当时的新政权所不能不关心的首要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在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的社会动员也都是推动各项社会工作，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运转的重要的甚或是基本的机制。

社会动员对平民主义的需求，与社会动员的类型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动员都是普遍使用的运作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但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动员的特点和性质却有明显的区别。按照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看法，在两个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中国和苏联，社会动员的模式就明显不同。以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为例，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在苏联，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依靠的是城市工作队在农村所实施的强制性的措施。凡是抗拒农业合作化的农民，都受到强力的压制以至专政手段的镇压。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则与此不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称之为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5>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虽然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队，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在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工作队对农民的"访贫问苦"和农民的"忆苦思甜"。其目的是旨在形成农民的阶级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其结果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自觉参与。

从这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这种参与式动员基础的，就是被动员者对这种过程的自觉的参与，而被动员者对这个过程的自觉参与，又是与其现实的利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认识直接有关的。只要将这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与命令式动员的方式做一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理解其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命令式动员中，更加强调的是精英的作用，是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苏联为例，在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恢复社会中的等级秩序的过程，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享受着种种的特权；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管理中，更加强调领导人和专家的作用，一长制，专家治厂、教授治校，成为普遍的管理结构；规章制度严格，奖惩制度分明。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实行的一种精英统治，或者说是一种由精英实施的科层式统治，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参与式动员中，一般的老百姓要处于一种更为积极的位置上。从群众路线，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广泛的群众动员，都贯穿着一种不懈的努力，即利用和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主动性。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的最初阶段，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群众能够认识所要从事的运动，与自己的短期或长期利益的关系。而当群众的热情与精英的主张发生冲突，领导层也倾向于精英的主张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群众的自发的创造性处于一种相当神圣的地位，挫伤群众的创造性成为领导者的一种不容小视的失误甚或错误。

作为一种体制和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除了与其特有的体制运作方式有关之外，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这种政体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指一个政权存在的理由。1949年之后建立的新政权是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的产物。在这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许诺。因此可以说，无论是革命的本身，还是革命的公开目标，或是革命后建立的新的社会，都是以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论证逻辑为其基本纲领的。

在通过下层革命建立的政权中，以平民主义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在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位等，都是常有的内容。中国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在革命胜利之后很久，并没有出现一般所说的热月反动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将当时的苏联称之为修正主义。在这种平民主义的革命热情中，更加强调的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的真诚的动机，而对于实际的效果，则至多置于第二位的位置上。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出现，作为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平民主义已在处于衰落的过程中, 但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平民主义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面临某种危机的情况下，尤其是政权在受到某些精英集团的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的时候，就会出现借用平民主义来反对精英主义的努力。

在民主社会，小民百姓也许在经济上属于弱势，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使他们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潜在权力。政治家不时需要调动这种民气，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各种平民主义运动自然会不停地出现，最早的平民主义运动，是出现在前民主社会，但对塑造民主社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运动就是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改革。这一改革，是针对雅典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当时许多雅典平民，由于经济破产，负债累累，甚至不惜卖身为奴，丧失了公民权。结果社会矛盾激化，穷人想造反，富人人人自危。梭伦在这一局面下被认命为执政官，立法改革，力图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他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个妥协的折中方案。比如，他废除了穷人的债务，特别是保证了那些已经卖身为奴的穷人的公民权。同时，他又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第四等级，即劳动等级的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不能担任公职，重要的公职全由高等级阶层垄断，进而保证了富人的权利。梭伦所创造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也是雅典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对于这一改革，人们除了上述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外，很少分析梭伦的战略考虑。梭伦所面临的局面之险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现代人的想象。当时的雅典，除了穷人和富人外，还有大量的奴隶。富人有巨大的经济权利，但在人数上远少于穷人和奴隶。而那时的城邦又是个面对面的社会。当穷人越来越不满，甚至不断坠入奴隶阶层时，奴隶和穷人联手夺权，杀掉富人，就易如反掌。梭伦的改革，实际上是经济平民主义和政治平民主义的结合体。他废除了穷人的债务，重申了穷人的公民权，这样，就给穷人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认同:我们是雅典公民！这样一来，虽然穷人的经济地位和奴隶非常接近，但是一旦奴隶起来造反，他们就会以雅典公民的身份，站在跟他们的经济地位距离甚远的富人的一边。

这一政治技巧，在日后的民主社会中不断被运用。比如，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前期的南方，不仅有黑奴，还有大量白人的契约奴隶，两者经济地位甚为接近，所不同的是白人契约奴隶服务期满后可以成为自由人。而种族主义的一大政治功能，就是在这些白人契约奴隶中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我们是白人公民！这样，穷白人就不会跟着黑人一起造反。直到现在，在美国南方，穷困的白人几乎是种族主义倾向最强的一个群体。

布什主义，在政治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布什主义当初也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反叛运动。为什么叫“反叛运动”？因为它代表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弱势阶层的抗争。我曾经指出，布什的支持者中，有大量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穷白人。这些人是当今全球化经济竞争的输家。布什老家得州只有78%的成人高中毕业，为全国最低。大学生在总人口比例最低的州，第一是西弗吉尼亚，只有15%；紧随其后的是阿肯色、肯塔基、路易斯安那。这些地方，都是绝对的共和党基地。得州有几个教育水平高的地方，比如奥斯汀就是个大学城。而那里也恰恰是个保守州里的民主党“飞地”。大学毕业生在人口比例中最高的州，如康涅狄格、马萨诸塞、马里兰、新泽西，以及首都华盛顿，都是民主党一统天下。

布什在两次大选中的胜利，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政治和文化平民主义，横扫穷州。当穷白人变得一无所有时，他们急需一种心理安慰，一种政治和文化认同，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优越。布什的保守主义反叛运动，正是给了他们这些: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福音派，我们是白人，我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良知！所以，这些阳光带的白人基督徒，即使在经济上失败，但这种政治文化认同维持了他们的优越感。这也是为什么你有时会发现，最穷最无知的美国人也最傲慢，最相信美国优越论。而新英格兰的精英，教育良好，富得流油，却谦虚温和，总担心美国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

这次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胜利，可能在美国政治中以经济平民主义替代布什的政治文化平民主义。这一经济平民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利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口号是: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的政府怎么能让我们和世界最廉价的劳工竞争？！言下之意，美国的劳工，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工来，应该有一种特权，而且政府必须保护这种特权。通过捍卫这种特权，也就创造或者强化了一种美国人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平民主义又是经济民族主义。其最终的产品，就是一个特权的弱势阶层。这个阶层，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必须面对的。

先破题。“科学”不须多说；“平民主义”——按任鸿隽先生的注解，“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可能有人要问了，你为什么不直说“科学与民主”呢？原因是，那个题目太大、背负太沉重，又为论者伏下了太多的空凿陷阱。任先生这里的“平民主义”，或许迹近于现代意义之“民主”所涵盖的人类生存方式，这也正是一个值得今人深入讨论下去的话题。无论如何，在这篇小文里，笔者不想把自己的思维囚闭在老套的“五四”双主题变奏曲中。1922年4月29日，任鸿隽在南京为中国科学社春季演讲开坛，讲题是《科学与近世文化》，开宗明义他就宣称“近世的文化是科学的”。其后引述梁漱溟说“文化”和“文明”有别，即“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成绩”（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补充：“不过吾想单说人类生活的样子，还不能尽文化两个字的含义，我的意思，要加入'人类生活的态度’的几个字，来包举思想一方面的情形，文化两个字的意思才得完备。”

接着讲人类文化的进步，提出“科学的发生”是近世与前代的分野。关于进步，他又引玛尔芬（Marvin）的观点说：“有三件东西最足以表示人类的进步。一是智识，二是权力，三是组织。”正是在讲到社会组织时，他对所谓的“平民主义”同科学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

“这平民的倾向，有两个意思：一是政治上独裁政制的推倒，与参政权的普及；二是社会上机会的均等，和阶级制度的打消。这两个意思的发生，一方面因为机器的发明，生了工业革命，又因工业革命过后，物产增加，一般的人有了产业和劳力，自然发生了权力的要求；一方面也因近代的人心，趋于合理的；对于天然的势力，尚且不肯贸然服从，要求一个征服的方法，对于人为的组织，自然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那些'天赋君权’的说话，自然不能管束他们了。弗兰克令（Franklin）的墓志说他'一只手由自然界抢走了电力，一只手由君主抢走了威权’，最能表明这一种意思。可见平民主义和科学是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

至于技术影响民众生活进而导致社会进步的思想，早在数月前他就在另一篇演讲中清晰地表达了。1921年9月1日，任鸿隽以会长的身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致辞，内中提到：

“因为蒸汽机关的发明，在十七世纪又起了一个工业革命。这工业革命影响的远大，诸君是知道的。他把家族工业制度打破，变成工厂的工业制度；把农业国家的国情打破，变成工业的国家。随后轮船火车发明了，我们又可以说交通上起了一个革命。从前天涯地角漠不相关的地方人民，现在都彼此生了关系。柏格森说得好，'蒸气机发明了一百年后，我们才觉得他震动的利害。但是他所生的工业革命，已足以推翻从前人类的关系了。由此发生的新思想、新感觉，正在开花结果的时候。设如数千年后，回顾今日，只有粗显的轮廓可以看见，我们的战事和政治上的革命，都觉得无足轻重了，只有这蒸气机关和连汇而及的许多发明，可以作一个时代分期的界限，好像我们现在用原人时代的铜器石器来分铜器期石器期一样。’”（242页）

紧接着他又提到电，说“电力的应用，几几乎有取蒸汽而代之之势。还有电信电话及无线电种种发明，都可以帮着改变现在的世界，使它去古愈远，一往不返。”

写到这里，且容笔者插进一段李卜克内西讲述的故事。那是在1850年夏天，即184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流亡伦敦期间：

“不久我们就谈到自然科学。马克思嘲笑欧洲胜利的反动势力幻想着他们已经扼杀了革命，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已在准备另一种新的革命。蒸汽之王在上一世纪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它的统治行将终结，另一个更强大的革命力量将取而代之，那就是电力的火花。接着他兴奋地告诉我，最近在摄政街上陈列着一个拉着一列火车的电动机车模型。'经济的革命之后会有一个政治的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在谈到科学与机器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那种叫作唯物史观的东西，表现得是如此清晰。……第二天早晨，那汹涌不定的思潮终于驱使我再度出门，急匆匆地奔向摄政街，要看一看那模型——那现代的特洛伊木马。资产阶级在自杀的眩惑中很高兴地把它引进了自己的伊利翁城，象从前特洛伊的男女们所做的一样。那木马会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神圣的伊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必将到来。”（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

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以及隐身其后的科学是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技术的进步必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另一位思想家马科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则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历史进路：意识形态影响经济与社会；换言之，先是伦理，后是科学技术。从宏观上来讲，任鸿隽的观点是接近于马克思的，不过后者更加关注的是科学技术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前者考虑的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即“平民社会”的出现。

先是科学与技术，后是伦理。任鸿隽vs韦伯。任先生是否有理？我们还是用几个同韦伯命题多少有些关系的例子来说明吧。

被视为近代科学革命标志的哥白尼日心说，其意义不仅在于颠覆旧的托勒密体系；人所居住的地球在宇宙大家庭中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想对罗马教会的权威及其奉行的经院哲学构成严重威胁。在哥白尼的垂暮之年，一个名叫雷蒂库斯（G. J. Rheticus）的年轻教士专程从路德派的大本营威腾堡来访，结果是说服了这位老人同意将手稿付梓出版。尽管没有证据说明路德派作为整体支持哥白尼的宇宙学说，但是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哥白尼的思想对于心怀不满的异端分子是多么具有诱惑力。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一年出版的《人体构造》，则以人类自身作为解剖分析的对象，无复贫贱富贵，在维萨留斯那里都只剩下一躯骨架一套皮囊。支持《人体构造》的基础，是维萨留斯和他的学生们所进行的胆大妄为的尸体解剖；而人体结构的证明，又是对“上帝造人”这一宗教信条的巨大冲击。至于技术与“平民主义”的关系，只要举出印刷术的再发明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导致各种文字版本的《圣经》广泛流传，布道不再为罗马教廷所认可的教堂和教士垄断，从而为新教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早已发现，“赎罪卷”的滥印滥发，正是路德派与教廷公开决裂的直接导火索。

验之以当今大势，任先生所言依然不虚。试看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其发展之快、覆盖之广、影响之深，纵是任鸿隽这样的先哲也无法预料。从原理上讲，未来的互联网技术将使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在获得信息和接受教育方面变得平等——它将使墨脱县的孩子可以看到北京景山学校的课堂，使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土著将他们的畜牧、传统手工艺和旅游等次级经济活动提升到可以给他们带来足够财富的程度，使每一个蒙古牧民成为关心天下大事的小绅士，使伊拉克的老百姓获得他们有权利获知的全部外部信息，使受到委屈的中国农民得到一个诉诸道义裁决的场所。

“平民主义和科学是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信哉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