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幕很有趣的场景：“音乐家”傅聪是亡于新冠肺炎，准确地说是亡于一个半年前公开鼓吹群体免疫、纵使首相中招也不为所动，而半年后却在感染人数爆破式飙升后、不得不学习中国武汉采取封城措施的国度——英国。
更有趣的是，这位大音乐家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英国人，追梦半生，殉身其所，告别红色而堕入蓝色体制，又终殒命于这座体制为他提供的医疗现实，依我看，他也算是得偿了一份西洋迷梦。
所以，这本该是一出以抗击新冠为主题的现实剧，通过具体描摹身为上流精英的傅聪先生在自己的精神祖国竟然得不到呼吸机、进不去ICU，来展现西方抗疫之特像，以彰示那些成群汹涌的普通英国民众其生命更加极危。
然而，国内的舆论生态却通过资本和传声走狗的控制，最终变成了一出历史剧——一出通过傅家父子的生平而将矛头莫名其妙地指向「那个十年」的历史剧。
仿佛人死时刻，我们并不该去追问和苛求其身处国家抗疫能力是多么低下、其半个世纪前的叛逃行为是多么卑劣可笑——反倒应该“噗通”一声跪下、去祈求一个英国佬的灵魂得以安息，最终在矫造的自我戕责中，实现对「那个十年」的再度抹黑……
我只能说，这并不是历史剧，这是十足的滑稽剧。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公费公派吃皇粮、前往域外学习艺术的未来音乐国士，却在中英不但尚未建交、且英国恰是西方反华反共遏制阵营主力军的情况下，弃国而逃，奔向异境。
这就是所谓“中国的肖邦”?肖邦听了都要落泪。
肖邦不仅在音乐上是一位大家，同时在政治上他更是一位大气磅礴的爱国者，祖国波兰在他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神圣不可抛离。
1837年，肖邦曾愤斥拒绝“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称号和丰厚待遇，这才是艺术家该具之气节。
反观傅聪，弃门而去，翩然改籍，不复回首。
“百年以后人家怎么说我，反正我也管不了。身后名利的事情，顾不上这些，无所谓。”
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爹。
所以啊，这一弃，不仅是弃国，更是弃父。
“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这是傅雷先生1966年临终前，予以傅聪的为父自白。
到底是「那个十年」害死了傅雷，还是作为儿子的傅聪害死了傅雷?我想傅雷先生的内心是有答案的。
所谓的「那个十年」，以1968年为界，甚至又可以以1966年的“红八月”为单独一个区间——过去四十年，后来者以偏概全的把戏实在玩的太多了。
我没法写得过多，毕竟有的人依然逍遥法外、指着自己的影子痛骂人造的阴暗。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不是说了：“关于毛泽东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泽东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的形象。”
加上傅雷先生，我在此举上三人之例：
老舍自杀日期：1966年8月24日
傅雷自杀日期：1966年9月3日
卞仲耘被打死日期：1966年7月31日
老舍先生与卞校长我之前都写过太多了，铁粉应有深忆。
那些知识分子们的悲剧，真的是毛主席的过错吗？
此前话音在世的童老先生，他欲言又止的真情，仍旧有人装瞎装傻吗?
还是毛主席老人家洞彻一切，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是这样揭露和批判的：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左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1981年，英国人傅聪高调回国演奏、讲学，此时的他作为一枚油光锃亮的“反左棋子”，被大张旗鼓得摆上了春天里的台面。
《人民日报》彼时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
结果，英国人傅聪竟然对《人民日报》的广告不满意，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胡千戴上了四筒，列位看官，您就说您笑不笑吧。
中国不需要那么多附庸风雅、风花雪月的艺术家。
中国很大，但是中国的人口更多，实在没有富余的土地供这些不事劳动、不下乡田的精英文艺人们整天无病呻吟、舞文弄弦。
蒋介石的民国倒是“大师”辈出，95%的国民文盲率，放屁能响个高八度，那就是撑着油纸伞的大师了。
可是这样的大师国度，依然是亡国、依然是领土沦陷、依然是黄泛饥荒。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止住了近代以来中国连续三次首都被攻陷(1860、1900、1937)的悲途，把人口从四亿翻到八亿，把国防从大陆伸到海洋，把知识和文化从小布尔乔亚们的手里，下放给了翻身做主人的底层工农兵。
钢琴弹得好，造福不了社会什么，正如悠扬的旋律一点也抵挡不了新冠病毒的侵袭。
86岁，病亡的年龄是很大，但是今年中国治愈的最大年龄新冠患者为108岁。
社会主义，不会放弃任何一位老人，不论是他是钢琴家还是一介普通百姓。
这就是红色体制。
可惜，优雅高贵的艺术大家及其徒子徒孙们，看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