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徒出身,大学教书30多年,怎么学中医,他讲透了

中医学徒出身,大学教书30多年,怎么学中医,他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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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熊老十六岁开始行医,从事中医临床五十余年,中医高等教育三十多年。对于中医从什么书入门学起,师承派和学院派各自优劣,老先生以朴实的语言讲解,给予年轻医生和中医爱好者诸多启示,也让更多人思考如何在学院派的时代洪流中学习和传承中医。

中医从什么书读起

  讲讲中医从什么书读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现在有句笑话,叫“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我讲真话,从不隐讳我的出身,讲假话我不会的。

  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也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

  这个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

  这就是我要讲的核心,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记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坚教授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中医应该研究熊继柏现象。”他说应该研究一下我的现象。他说你为什么会讲课,为什么会看病,为什么会写书,他说我们值得研究一下这个现象。

  确实是学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么研究我的现象,也没有谁研究过我的现象。但是我琢磨,因为我在农村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多年医生,我对城市医疗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教了30多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许多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讲规律,我就讲讲我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就四个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没事干。

  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四大药性赋我还能背,要我写我还能写下来。《药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写不下来了,连接不起来了。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要说明的是,我读的书都是抄来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没有书买;第二,买不起。都是抄师傅的,抄了有错别字,师傅给你改正,改过来后再教一遍,让你去读,就这样的。

  《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岐黄”,岐伯和黄帝,就这么讲,那时我哪知道岐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时《医学三字经》全背。现在如果谁要我抄,我可以一个晚上给抄出来,不仅不要书本,而且绝对没错。这是第三本书。

  第四本书是《脉诀》,包括《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这是第四本书。

  第五本书是《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讲的是诊断学。现在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之后开始学方剂。首先是《局方》。《汤头歌诀》读完了,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共藿香,陈半茯苓大腹草,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金鉴》的。“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这是《时方歌括》的。这两本方剂书我都能背。

  读完方剂后开始读内科学的书。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中风……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这就是接触内科学。

  接触内科学以后,老师就开始跳跃式地教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胡岱峰老师,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学究式的。他说我能读书,不能跟大家一起读,要开小灶,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让我开小灶就是学习《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新注》。开始是读原文,老师的标准就是背。

  背的同时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过一个问题,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老师回答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说:“你怎么问这样的话,你问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问这些东西,都是当时读书的灵感,所以永远都记得。就这样《伤寒论》我背下来了,背下来后就觉得这书读得差不多了,这样的书都能背下来,而且是搞不懂的书。我为什么现在始终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师,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师引我入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对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

  《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把人背得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赶上1958年开始“大跃进”,我就当医生去了。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

  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

  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

  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

  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

  我经常说我们中医学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

  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上面所谈的就是学徒读书,下面分析学徒读书的特点。

  第一,读的是原著,没有水分,至少没有现在的书这么多水分。我不是读的现在的书,我读的是原著,这是第一。现在的教材里面有很多是人为的错误,人为的复杂。

  第二,我读中医书,并且读得比较熟。恐怕大部分人虽然读是读过,但没有读得这么深,读得这么熟,尤其是现在科班出身的,尽管对某一门很熟,比如讲《金匮》的对《金匮》很熟,讲《伤寒》的对《伤寒》熟,但是讲《金匮》的不熟悉《伤寒》,讲《伤寒》的不熟悉《金匮》,他还不一定做到了纯熟,因为他没有背书本,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一点点,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读。

  当然全部中医学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样读书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这个记忆力,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能像我这样不要命地去读书,去搞临床实践。因为我有一个环境所迫,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

  我学医时吃什么?吃红薯。我睡什么?一床棉絮,既没有被套,也没有床单。那个时候都是两个同学一起睡,一个出盖被,一个出垫被,但是谁都不愿意和我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没盖的,二没垫的,一床破棉絮,并且还有几个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这么睡觉,哪像现在的年青人生活这么幸福。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

  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我连煤油灯都点不起,经常在月光下看书。所以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成功,要两点,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勤奋。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发狠,不要命地去干。你说现在的聪明人多不多?像现在的硕士、博士,哪一个不聪明啊?但是你能下这个狠功夫吗?这一点很难。

  有人问我:“您到底读了多少书啊?”我给大家交个底,其实并没有读很多书,只是我读得比较熟,读得比较细,理论功底比较扎实,临床经验比较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中医学徒学医的特点。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师是清凉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师治疗常见病擅长,第一位老师治疗怪病功夫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位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位老师,那我的临床水平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者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另外,我们古代老师带徒较保守,但我不保守。我在课堂上或临证带学生什么都讲,如果学生用心就记住了,如果学生不用心或未入门就可能—晃而过,不能体会。跟我的学生都知道我从不保守,只要我有空,问我的问题我都答复。

  我记得初当医生时,在我们山区遇到了一个病人,他的脑袋肿大,脖子也肿得和脑袋一般粗,又红又肿,又痒又痛,又发烧。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有人请出诊看病我很高兴,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很自信地判断是“大头瘟”,于是很有把握地开了个“普济消毒饮”。哪晓得病人吃了三付药,一点都没好,于是我又给他改了个“防风通圣散”,心想这个病人又痒又痛又发烧,不是风火吗?防风通圣散既消风又泻火,应该会好。结果又没好,我就傻眼了,顿时方寸大乱,跑了三十里山路去找我的老师。

  我老师当时八九十岁了,正在家里抽一个大烟斗,我进门后很恭敬地叫师傅,老师见了我就说:“你来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说:“是的。”于是把情况告诉了老师,然后问:“您看怎么办呢?”师傅慢条斯理地给了我三个字:“翻书去。”我这来回六十里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书去”这三个字有好处啊。

  回去后我一通宵都在翻书,还要思考,这样得来的知识比老师讲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后来基本上不再去问老师了,因为问他也就是这三个字,不骂人就算不错了。现在,有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学生开玩笑说:“翻书去。”当然,旧时的老师带徒弟也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治疗一个寒实结胸证的病人,用“三物白散”,开了“巴豆霜”一钱,碾粉后冲服。

  患者拿处方到医院药房去买药,药房捡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岁,经验非常丰富。他拿到处方后直接扣下了处方,送到我师傅那里,然后打发病家把我叫到师傅那儿去。我知道是因为巴豆霜的缘故,到了师傅那里,他明知故问说:“巴豆霜是你开的?”我说:“是的。”他说:“巴豆吃了会怎样啊?”我说:“书上说,不利,进热粥,利过不止,进冷粥。”他说:“要是吃了拉血怎么办?”我听了就傻眼了,因为张仲景没讲吃了会拉血呀!

  师傅就责问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开巴豆霜?”我当时还壮着胆子辩白了一句:“师傅,我是看您经常开。”我很后悔说这个话。后来我再也没有开过巴豆霜了。所以,我当医生一辈子都很谨慎,没有出过医疗事故,砒霜、斑蝥、马钱子这些有毒的药物我都不用,老师对徒弟严格是有好处的。

  在我学药的时候,有位七十多岁的姓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我做学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门打开,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下班后要把药屉一个个整理好、关紧,称药的秤、压纸的木方、冲臼、研钵都要整整齐齐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干净竖起来。切药的时候,老师规定切一种药就尝一种药,切当归就尝当归,切苦参就尝苦参,切黄连就尝黄连。当时我不理解,觉得味道太难忍受了。现在我理解了,这样做才能知道哪个药是什么味道,什么药麻口,什么药封喉,现在有哪个医生知道呢?而我却知道。

  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但这位老师很保守,问他什么也不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医从古代传到现在,有多少好东西由于保守已经失传了!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有话讲不出来,再就是忘记了。

  比如,有的东西你不问我,我就没讲,因为每天门诊量这么大,看完病人就精疲力尽了。由此我就联想到叶天士为什么写书不多,他的书都是他讲,学生记录而成的,不是他不会写,而是没时间写。

  我现在深有体会,过去一天看一百号病人,没时间也没能力写,现在有能力了但没时间写。这也是现在中医界的一大紧要问题,真的要组织抢救、整理老中医的经验,要组织一些懂专业、有水平、有能力的人来整理和写作。关于学徒方面我就讲这么多。

  我已在中医药大学教学30多年,我认为学院派所具有的优势——

  第一,学科系统全面,有系统的教材,如中医基础理论、诊断、中药、方剂、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等等,分科很细,而我们学徒无所谓分科。

  第二,管理规范,只读书,不像我们学徒要做各种杂事,包括打扫卫生、上山采药,等等。

  但学院派也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不专,学专业不专,心思不专。因为现在的大学生要全面培养,要与世界接轨,做综合性人才,这当然没错。但由此也产生了问题,比如很多学生都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学外语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学中医,他们在专业上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受影响。

  第二,脱离或者说缺乏临床实践。学中医脱离临床实践是最大的问题,中医必须进行临床实践。我记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老院长金寿山教授讲过一句话:“脱离实践讲理论,那是空洞的理论,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顶用。”这话讲到点子上了。有些人说理论头头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连个感冒都看不好,这是什么中医呢?这就是学院派的两大毛病,包括现在的硕士、博士,有的人务实、舍得下功夫,专业可以学得不错;若稍微一飘,就只剩下外语好,其他都不好。

  因此,我们很多高学历的人缺的恰恰是专业水平,是临床能力,这也是中医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上就是我关于学徒派与学院派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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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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