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授求胯下之辱看中国式教育的堕落

从教授求胯下之辱看中国式教育的堕落

作者:暮初


       据《武汉晚报》,2015年5月11日,武汉理工大学南湖教学区新1栋310教室,一场名为“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策略”的选修课即将结束,该校的一位副教授走到教室门口,趴在地上说“同学们,请从我身上跨过去吧”。现场的反应是一小部分同学选择从后门逃跑,一小部分选择观望,而150余名学生中约有100名学生最终听从了老师的请求从他身上跨过去。
       据说,这种行为是为了让学生理解一种思维精神,这就是“敢于否定权威,敢于打破中国几千年来“怕人”的思维定势”。这名教授想用这种方式,让学生们记住这堂课,反思生活、克服臣服权贵,不敢突破权威的错误行为。而且,最极端的是,这名教授宣称要把学生培养成敢于“向奥巴马扔鸡蛋”的人。
       奇怪的是,这种怪异的行为在该大学却被认为是有正能量、有个性、独立思维,从而“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和赞赏。   
       这件事虽然小,却正反映了中国式教育堕落的一个侧面,可谓黔驴技穷。
       首先,“敢于否定权威,敢于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的“怕人”的思维定势”一说,分明是夸大其辞。从这位教授的年龄来看,一定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因为那是他的父辈才经历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打倒权威、打破制度,摧毁一切不利于个人或造反组织利益的障碍,总而言之就是"反潮流"。当时,不要说让教授们受跨下之辱,比这个更具有“创新性”的迫害方式也是层出不穷,比教授们层次更高的社会精英甚至是国家领导人受到迫害更是司空见惯,所以“打破几千年来“怕人”的思维定势”一说并不成立,因为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有许多人以集体性犯罪的形式实践过了。只要有人煽动,总会有人盲从,这是中国人的宿命。问题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并不见得能让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培养出一大批的精英而名垂青史,反而是文化大革命因迫害大批社会精英,扰乱社会秩序而遗臭万年,捎带连当时的国民经济也差一点到了“崩溃的边缘”。由此可以看到,武汉理工大学这名教授的教学误区在于模糊了"权威"的概念,没有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否定权威,为什么要否定权威?否定权威的价值观依据是什么?行为边界在什么位置?把人类共同的规则或真理当作根本性权威会有什么问题?

       武汉理工大学这名教授的行为假如作为一个行为学测试的实验,那么一部分逃掉和观望的人群才是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群,相反从教授身上跨过去的100位学生才是真正在思想上没有救的人,因为“敢于”从教授身上跨过去的人,完全盲从了教授的意见,恰恰反证了不敢突破权威的思想。也就是说,真正的独立思维,在于首先认清为什么教授要设定这个局。而且,在教授已经设了这个局的情况下,是顺着教授的思维呢,还是应该顺从人性(性本善)或良知的思维。但是,关于人性的测试又是一个危险的实验,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一旦经历过会留下终生难忘的遗憾。这是因为一切关于人性的实验,都是自诩高智慧的人制造出来戏弄别人的游戏,目的在于暴露别人的人性弱点。
       其次,这名教授宣称要培养学生“做敢于向奥巴马扔鸡蛋的人”,更是奇谈怪论。看来这名教授喜欢以西方独有的极端的行为方式教导学生,而不是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教导学生。因为西方有一句名言,“我反对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出自《伏尔泰的朋友们》(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著)一书)。因此,扔臭鸡蛋并不是西方主流伸张正义的行为方式(顺便说一句,在西方伸张正义的基本方式是诉诸法律,而不是打黑枪)。假如,将这种行为方式教授给学生,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了。让历年来从这个大学毕业的前辈们情何以堪,这个行为恐怕会让他们从此羞提母校的名称,怕授人以笑柄。顺便也提一下,在西方向别人乱扔臭鸡蛋是违法的行为。假如,一名中国公民“敢于”平白无故地向美国总统扔臭鸡蛋,除了挑起外交纠纷,实在看不出这种行为有什么实际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至于“胯下之辱”,原本出于秦汉之际韩信的故事。问题是韩信是被动受辱或无奈受辱,表现了作为一名君子应有的“宠辱不惊,泰然处世”的心理定力,并不是为了称赞给韩信设置这个困局的一些市井无赖的手段高明。这里存在一个道德价值指向性的问题。

       相反,这名教授所设置的胯下之辱这个“课件”,会让学生觉得在平常的生活中遇到老师,或比自已年龄大的人,或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可以采取侮辱的方式来宣示“突破权威”的勇气,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这已经超出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与当今社会所积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古训说“过犹不及”,而这名教授的行为显然是过了头了,甚至可以说是在诱导学生犯错,鼓励学生打开“人性本恶”的另一面。至少与中国大学教育大纲中,“知识、能力、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
       这位教授和学生们应该知道中国还有一句古训,“君子动口不动手”。即使到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的地步,至少要想好采取行动后的后果和边际效益。中国人以及大部分东方国家的人们思考问题有二个价值指向,一是义,二是利。而与义和利都不沾边的行为,都是愚蠢的行为。
       教授和学生们应该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教育的付出首先是大众的付出,因为支撑教育体系需要有天文数字般的沉没成本,而这些成本是由许许多多的民脂民膏堆砌而成,其中包括了学生家长的无奈付出。因此,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在于以人为本,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心智健全的人才,以其知识和能力回报社会。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一批能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材,至少是不危害社会并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要培养毫无头脑、毫无见识、单凭血气之勇,只会扔臭鸡蛋的莽夫。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时间相隔并不太远的香港“占中”事件就应该是一个“突破权威”的反面教训,学生们受部分教师的鼓动,以为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是正义的行为,却对于违反法律,违背基本社会道德准则的事实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这种所谓的人才,何以相融于这个社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今天能从教授身上跨过去,为什么明天就不能动手打父母,为什么后天就不能藐视天下一切的法律权威?究竟要给予学生怎样的价值观,这可能是这个学校的当权者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古训告诫说,“勿以恶小而为之”。

       至少应该从做学问的角度,好好探讨一下道家所倡导的“大勇若怯”(北宋 · 苏轼《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是什么含义,顺便也探讨一下“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 · 军争篇》  )中所包含的智慧。毕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别,以中国式的智慧处理社会事务并不是一件让人觉得羞耻的事情。因此,不一定事事要向西方看齐,尤其不要向西方的陋习看齐

       更远一点来看,中国屈辱的近代史除了外强蹂躏是一个重要因素外,首先是国民道德的堕落而自毁长城,而国民道德的堕落始于教育的堕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能把毁掉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当作一件轻巧的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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