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在不同时代有着范围不一的划分。教育普及和知识泛滥的今天，知识分子似乎不再是一个常用的界定特定人群身份的词汇，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也出现分裂：或是对学养丰富之人的尊称，或是对卖弄文采之人的戏谑。
看到题目中的“知识分子”，第一反应或许会联想到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上主张市场化，在政治上认同西方式民主政治，在社会治理方面偏好不加限制的言论自由。总而言之，这时期的知识分子作为后集体主义时代开路人式的群体，对集体主义时代建立起来的大政府和制度上的压抑感到十分不满。
显然，后续这批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新成长起来的知识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著书立说，特别是通过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体发表自身的观点，知识分子逐渐挤占了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空间的各个角落。本文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很大程度上指向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指向后来一批又一批受到他们巨大影响的年轻知识群体。不论学历高低，是从事文化还是技术领域的职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能力运用传媒渠道频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实际上，正是因为看到这些人在针砭时弊或者品评历史的时候，往往会对集体主义时代抱有较大的恶意，才会有本文的思考。
对持左翼立场的同志来说，大可以使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方法，将这些反对集体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但是，阶级分析方法并非是一个审判机器，粗暴的定性只会窒息阶级分析方法本该具有的生命力。所以，本文尝试从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理论思考和意识形态转变，同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知识群体的阶级属性做一个初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对集体主义时代的反对或反感，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品行的高低，而是整个大环境的转变，促使一套混杂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
如果要去具体分析集体主义时代的历史事实，逐一剖析当时社会建设的经验与缺陷，以此来作为反驳反对集体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材料，那么，目前市面上成百上千的著作都没有穷尽思考。仅从知识分子的个体经验这一角度作分析，反感集体主义时代大体上有两个原因。
一是后集体主义时代，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大的受益人群之一，其中的缘由不一而足。总的来看，无论是文化知识分子还是技术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在新的体制当中获得了更加丰厚的物质回报，更加通畅的晋升途径或是更高的社会评价，享受到所谓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巨大红利。对于新生的知识群体也是如此，相对规范的教育体制和考核标准，以及知识经济的壮大，社会对知识分子或群体的需要与尊重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八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两个时代的生活经验存在巨大的差异。他们在比较集体主义时代和后集体主义时代的时候，往往会以他们自身生活水平的变化为评价标准，而他们自身的知识水平、叙事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使得这样一套极富个人（知识分子）色彩、维护个人（知识分子）利益的内容穿上一件普遍利益的外衣。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看似争得不可开交的辩论中，工人和农民往往成为远离喧嚣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既受制于工农群体在参与讨论时自身的能力，更在于整个社会对工农群体意见表达的漠视。
对于新生的知识群体来说，并没有在集体主义时代生活的经验。如果不去细致阅读当时的历史材料，从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具底层视角的立场进行批判性思考，那么，只能继承前辈们的历史叙述，共享一套关于集体主义时代的具体认知。这直接造成的结果是，用现在的生活标准和要求，以及脱离历史语境的比较来评价和苛责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实。而且，这种比较往往建立于自己对两个时代都不甚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感知历史、接触现实的方式，一般都是通过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著作来实现的。这不过是咀嚼经过个人处理的材料。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群体在后集体主义时代过得太好而反感集体主义时代。那么，知识分子反感集体主义时代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在后集体主义时代过得还不够好。这又该怎么理解呢？实际上，这源于知识分子的同一套发展主义叙事。在这一叙事下，知识分子自身经济利益的增长源于改革与发展，而政治利益的不足则来自于改革与发展不够。进而，知识分子会将当前的不满进行原罪论式的推定：正是因为集体主义时代的种种不好，至今还作为一种梦魇影响着自己如今生活的体制。
可以发现，他们不去具体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断裂，而是一成不变地接受了自身对于历史的线性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极端表现，自然不会局限于对某个人、某个组织或是某个时代的反感，必定会变成对自己国籍、基因的厌恶。这是不惜要用换国籍来进行改造的，这是不惜要用以自己是哪国新人为骄傲的。同时，这种自视甚高的发展主义叙事实际上与官方的现代化叙事实现了“合谋”，共同形塑了大众关于集体主义时代的想象。这种想象既脱离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真实需求，又掺杂着按照现在生活标准的很多“无理”需要。
这样看，反感集体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通常会面临一个二律背反式的矛盾：“现在的时代很好”和“现在的时代很坏”。为了弥合这一矛盾，他们采用了引入外部敌人的解决方式，即现在的好是因为没有走集体主义时代那样的老路，现在的不好是因为还存在集体主义时代的残留。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故而，这样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又和同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叙事实现了合流。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生活不够好是因为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还不够——集体主义时代是一切罪孽的源头。
可见，这里分析的两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的。从根本上，他们都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能去审慎把握这句话，或许会对自身的历史观有所启发。
另外，还需要具体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特定人群的属性。
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往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凭借知识和技术，知识分子似乎可以脱离集体劳动——依靠个人见识的增长和自主思考就可以让自己生存。不过，正当知识分子对个体的未来充满信心之时——知识的海洋可以漫游，思想的高峰待我攀登，面对自然危机或是物质上的困境时，知识分子又会陷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奈。
所以，正是因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不论在哪个时代，知识分子必然要依附于某个阶级。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需要依附拥有土地的贵族地主（皇帝治下的官僚体系是集中表现）；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分子需要依附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知识分子自然要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独立的知识分子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现在混迹于网络上的所谓公共的或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需要去“迎合”特定的群体，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资助。这种资助在商业化时代转化为购书，在信息化时代则变为打赏。知识分子既然想从社会获得生活资料，并非依靠空洞的思想或是语无伦次的表述就可以实现。思想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物质力。流量为王对于高洁的知识分子来说同样是“铁律”，独立知识分子不能没有流量。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崛起的社会基础，正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被打碎，所有的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分散的个人在动荡的社会需要寻找某种共识，而技术为寻找共识提供了方便。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他要当众发表意见，而不是脱离社会闭门造车。这背后暗含的仍是一种对集体认同的追求。或许，某些知识分子的民众基础并非完全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号召力，而是因为社会现状决定了民众意识形态的基本盘。
概言之，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尽管他们在依附于某个阶级的必然性中，试图保持自身的某种独立性。所以，他们对自己拥有的知识和技术格外重视，因为以此能够获得资源、地位和声誉。然而，需要反思的是，在这种时代的激荡之中，知识分子获得的或许是大多数人丧失的。对集体主义时代的反思，固然可以去分析当时存在的制度上的缺陷或是思想理念上的局限性，但是对集体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和前进方向进行脱离历史的评价，既不属实，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
譬如，不论是知识分子反感的那个集体主义时代，还是当下的世界，劳动者都是在集体劳动。差别则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农民或是小职员，在资本的组织和宰制下进行集体劳动；在集体主义时代，工人、农民和小职员在统一的国家和集体框架下进行劳动。不过，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资本的宰制和独裁似乎不见了，代之以个人的独立、民主与自由。集体主义时代对生产关系的创造性开拓与持续性改造也不见了，只剩下一具“专制”的幻影。
事实上，这与两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有联系。后集体主义时代，知识分子貌似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实则自身的行为逻辑受制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集体主义时代，则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能动性的改造，以实现和劳动阶级的真正融合。改造与蜕变的过程自然不会是轻松的。当然，不容否认的是，集体主义时代的一些粗糙做法形成了对个人的某种压制，在生产的理性中逐步生产出生活的非理性。于是，这也为个人的不幸经验凝聚为社会的负面想象提供了素材。
另外，知识分子作为需要进行改造的对象，不能简单理解成是因为和某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作为坏的标本需要被改造。更重要的是，通常脱离物质实践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主动的改造中，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参与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真正成为一个和物质现实相联系的思想的独立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所以利益的选择又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即使在市场中，也需要依靠对其他人隐蔽的宰割（劳动者变为消费者）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指明了另一条出路。这也是知识分子内部为什么会形成两派分歧。
或许，对于持左翼立场的同志来说，面对一些知识分子贬低集体主义时代的言论，不能停留于苛责或否定。一方面，这会使得我们自身在辩护的大旗下，阻碍对那一时代进行富有价值的反思；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极端排斥，也会将其中潜在具有进步意义的力量推向反面。
时至今日，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劳工进行转变，经济关系的变革也促使一部分知识群体开始进行新的思索。青年群体表现出的某种倾向，实质上就是对社会压力来源进行探寻的结果。知识分子不会是永远的时代红利享受者。在历史的岔路口，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抉择：不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就要成为野蛮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