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国内外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一直相当热门。今天，尽管人们对于抗美援朝的成败得失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评价，但将其放在中国道路的历程中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深远的。
抗美援朝告诉中国人不能没有原子弹
2015年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改革。12月31日，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习近平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军是原第二炮兵的升级版。曾经担任过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旭阁将军，在2011年出版的《原子弹日记》一书中写道：“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鲜；二曰“两弹一星”；三曰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
这三大决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三个节点，其目标都是为了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决策是源于执行第一个决策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告诉中国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拥有以原子弹为其组成部分的核威慑力量。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向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过渡。正当全国人民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时候，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对中国实行核讹诈。这促使中国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以举国之力研制出原子弹，用核威慑护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后来，连一位曾要下马“两弹一星”项目的领导都不得不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出兵朝鲜不久，美国的核讹诈就接踵而来。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声称考虑使用原子弹，到麦克阿瑟威胁要向中国东北投放20至30颗原子弹，继而在1951年4月派遣携带了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进驻冲绳，还有艾森豪威尔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这种威胁的同时，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即要完全消除核讹诈，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得也颇为中肯：“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就有了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受到最强烈的触动还是在爆发了朝鲜战争以后。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项内容外，还有一项：“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这一条无疑是对中共乃至刚刚获得解放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公然挑衅。朝鲜南北之间发生了内战，美国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没有什么反应，而中国准备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却受到外人蛮横无理的阻挠。这使得中共和广大中国民众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强，中国就绝不会受这种窝囊气。如果再把思路往前延伸，就会发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8月，美国率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使美国开始俯视苏联的军事实力。到了1949年8月，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美国又不得不平视苏联。到了朝鲜战争，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核讹诈。这无疑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中国人尽快拥有核武器的强烈愿望。
1952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筹划原子弹研制。此后原子弹研制一直是中央最高层议事日程中的大事。
美国在觉察到中国在研制原子弹后，曾多次试图联合苏联共同行动，摧毁中国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不但使美国失去了打击的机会，而且使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实力开始刮目相看。当美国开始越南战争的时候，周恩来在1965年4月与外宾谈话中，以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的警告为例，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美国果然不敢越雷池一步。无怪乎后来有人说，如果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就有了原子弹，美国也就不敢打过三八线了。
抗美援朝是中国道路上的重大推力
一个国家要走自己的道路，首先离不开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三个基本条件。尽快完善这三个基本条件，是新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废除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政治独立道路上首先要解决的障碍。新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牵扯到苏联的问题必须要权衡利害、讲究策略，因为这与经济独立的问题又是密切相关的，不得不两者兼顾。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指望西方大国在经济上援助，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在当时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出访苏联，经过两个月以柔克刚的艰苦斗争，使得斯大林“对待中国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碰壁。其标志是新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替代了斯大林极不情愿废除的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协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也被中国方面“体面”地废除。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中国的政治独立道路上的一个棘手难题。
当我们谈到抗美援朝的积极意义时，如果放到中国道路的视角下观察，有两点是绝不能小视的。一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这与日本侵华之初蒋介石政权一味忍让，“暗中备战”简直有天壤之别。抗战胜利，国内外很多人又把功劳记在苏联的出兵和美国的原子弹上。现在朝鲜战争来了，苏联没有出兵迹象，美国依然手握原子弹，但是站起来的中国就是有了自信，就是敢于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二是中国毅然出兵使斯大林相信中共并不是亲美的，从而真正愿意援助中国了。斯大林之前长期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怀疑中共与美国之间可能有“猫腻”。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他消除了这个疑虑。对华援助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对于刚刚接下旧中国烂摊子的中国共产党，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军队建设，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特别是贯穿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加上中国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快的速度，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敢于叫板苏联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底气。
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和美国的关系一时看不到缓和的迹象，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走自己的路。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取得的成绩“堪称辉煌”。
当然，抗美援朝也使中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放在中国道路的视角下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软弱和被动的形象。”“毛泽东的新思想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路的坚强意志。”(基辛格：《论中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儿岛襄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二战后亚洲的影响方面是中国显出了强国的面目。对于共产主义阵营来说，中国开始处于能够对抗苏联的地位。另外，参加停战谈判的北朝鲜和中国实质上已被国际所承认。”
抗美援朝使中国人增强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朝鲜战争结束，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自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不断打入中国的历史自此戛然而止。中国人终于找回百年国耻中丢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的确，抗美援朝的胜利让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对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冲击尤其大。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所著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指出：“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柔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西欧国家的人此前长期轻视华人，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对华人的态度才变得礼貌起来。长期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支那”，也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从日语中消失了。曾被美国吓破了胆的日本人，此后对中国增添了几分尊重。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民族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路人”角色的信心。对那些见多识广而且对旧中国黑暗感受更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看到某些国人因为中国近百年的落后而以做中国人为耻，忧心不已。当听到新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人类军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中国人做到了!”梁漱溟是我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1950年9月23日，毛泽东就抗美援朝问题专门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梁认为中美双方实力悬殊，不赞同出兵。但后来的事实使他信服了，他看到了新中国“在朝鲜刹了美国的威风”，终于感到“中国人扬眉吐气”。被誉为“文学巨匠”的人民作家巴金，抗美援朝期间两次奔赴朝鲜前线采访，“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回国后他写出了许多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的作品。他的名作《团圆》在1962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电影里的插曲《英雄赞歌》传唱至今。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梁漱溟、巴金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凡是经历过共和国那段艰难困苦而又激情燃烧岁月的人们，他们对中国道路都充满了信心。而在铸成这个信心的过程中，抗美援朝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