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今天，是有钱人袖手旁观的结果
维德亚·克里希南/文
王立秋/译
Vidya Krishnan, “India Is What Happens When Rich People Do Nothing”, The Atlantic, April 27,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1/04/india-covid19-moral-failure/618702/。
维德亚·克里希南(Vidya Krishnan)
作家、记者，现任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员。
王立秋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印度当前的恐怖处境不是一个人，或一届政府造成的。
本月，印度首都、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德里的首席部长阿尔文德·凯杰里瓦尔发推说，该城市正面临医用氧气的“严重短缺”。这条信息包含多层意思：首先，他诉诸社交媒体，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来发布这个信息，表明他对莫迪总理的政府缺乏信心（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凯杰里瓦尔不属于莫迪的党派）；其次，凯杰里瓦尔的推文也强调了这点，即，推特已经变成印度人求助的主要手段。
通过推特找到氧气或医院床位的个案无法掩盖这个现实：很快，就没有床位了。药也快用完了。送病人去医院的救护车不够，送死者去坟地的运尸车也不够。坟地不够，火葬需要的木材也不够。
要把印度的新冠灾难（每天都有数十万人确诊，数千人死亡，且实际的数目肯定远大于此）怪到莫迪头上很容易。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政府也难咎其责：在病毒登陆印度后，他在不咨询国内主要科学家的情况下，野蛮地下令关停(shutdown)（这一措施主要伤害的是最穷、最弱势的人），却又没有用这段时间来建设国内的医护基础设施；在支持那些因为关停时期的各种限制失去工作或收入的人方面，他的政府毫无作为；他的政府不但没有利用好头几个月感染人数少的时机，还大肆鼓吹必胜论，允许大规模地庆祝印度教宗教节日和举办人群拥挤的体育赛事。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执政党被指控囤积救命的药物，还大搞令川普自愧不如的大规模选举聚会兼病毒传播活动。（还不说当局是怎样用大流行病来援引殖民时期的残酷法律来限制自由的了。同时，莫迪政府还多次把疫情的爆发怪到少数群体头上，逮捕胆敢质疑的记者，最近，它还以配合抗击疫情的斗争为由，要求包括脸书和推特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批评当局的帖子。）
这次第二波大规模疫情将定义印度的大流行病经验。但这个国家当前的恐怖处境，不是一个人或一届政府造成的。造成这次灾难的，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道德失败。
印度可被归为发展中或中等收入国家，并且按国际标准，它在国民健康上的投入也不够。但这掩饰了印度卫生保健部门的诸多长处：印度的医生接受的，是世界上最完备的训练，而且，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药厂，这还要多亏了那一整套以制造高性价比医药和疫苗为核心的工业。
但显然，我们在道德上营养不良，这个营养不良，以印度的有钱人、上层阶级、上层种姓为最，以卫生保健部门为最。
九十年代印度经济的自由化导致私有卫生保健产业极速扩张，这一转变最终创造了一个医疗隔离系统：富裕的印度人和国外来的医疗游客可以使用世界一流水平的私立医院，而穷人则只能依靠国营机构。有钱人能买到最好的保健服务（最有钱的人直接可以坐私人飞机逃到安全的地方），但在全国各地，印度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就像是用胶带粘起来的一样。买到更健康的生活的印度人看不到，或者选择不去看这个日益拉大的差距。今天，在自己所爱的人找不到救护车、医生、药品和氧气的时候，他们才故作震惊。
我报道卫生和科学近二十年了，也当过印度大报The Hindu卫生版块的编辑。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一点是，公共卫生没有捷径，也没法退出。现在，坐在穷人边上的有钱人，也得面对过去只伤及印度的弱势的清算了。
扭头不看身边的悲剧，继续脱离现实，缩在我们的小泡沫里，这些是政治上的，也是道德上的选择。我们已经一厢情愿地无视了卫生保健系统的羸弱。我们国民的集体安康，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能否团结和同情彼此。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我们行动都会不断地叠加，哪怕每一次我们所做的恶都很小：因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就不争取对弱势者的关注；因为买得起好的卫生保健服务，所以就不为所有人争取更好的医院；假设在国家辜负我们这些爱国者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救。
先前的一次悲剧表明，这种思维方式是有问题的。
1984年12月3日午夜后不久，在印度中部城市博帕尔，一家农药厂气罐泄露，大量异氰酸甲酯被排入夜空。在接下来几小时、几天、几周、几个月和几年里展开的，是世界最严重的的工业灾难。
按官方的说法，这场化学灾难共导致5295人死亡——其他渠道估算的死亡人数要比这高得多——数十万人受伤。事故前后发生的事情一片混乱：工厂所属的公司没有按时检查和维护安全与防范措施，当地人和医护专业人士也不知道怎样自保。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的毒污染物污染了当地土壤和地下水，导致了高于平均的癌症、先天缺陷和呼吸系统紊乱率。这个区域至今依然是有毒。公司、地方和邦政府以及印度联邦当局一直在互相甩锅。几十年前，就有人因此而死去了，而至今，还有人在为此而受苦。
我是在泄露事件后搬到博帕尔并在那里长大的，那座城市里的人，为那场到今天也只被轻描淡写地称作“毒气悲剧”的灾难付出了伤及两代人的代价。在博帕尔外，除隐约记得有那么一场早被遗忘的悲剧外，人们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毒气悲剧很遥远，已被交给了历史。但在博帕尔生活、见证了泄露事件的影响的我很早就知道，里程碑式的失败，和里程碑式的成功一样，都各方合力导致的结果，既涉及人们采取的行动，也关乎他们无视的迹象。
当时人们做错了很多事，也有很多人需要为此负责：在事故发生时，本可以减少泄露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泄露的安全系统没有生效；工厂各处（包括最要命的储气罐）测量温度和压力的仪表本身就以不可靠而著称，以至于工人无视了麻烦最早的迹象；保持化学品处在低温状态的冷却装置被关掉了；为消除废气洗涤器逸出的异氰酸甲酯而设计的废气燃烧塔需要更换管道。
也许，事故后发生的事情更能说明问题。印度人大多忘记了那次悲剧。只留下博帕尔人独自面对事故的后果。更有钱的印度人没去过那座城市，所以他们无视了它。可他们的冷漠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在他们的印度同胞受苦的时候，他们选择、决定把头转朝一边。
出生于博帕尔城的摄影记者桑吉夫·古普塔(Sanjeev Gupta)花了数年的时间来记录那场灾难的后果。即便如此，在媒体因此后续而注意到博帕尔的时候，他的照片也只起到了点缀新闻报道的作用。根据古普塔，如今博帕尔火葬场为处理新冠病毒致死的尸体而燃起的铺天盖地的柴堆，比他在1984年见过的一切场面都更糟。
无论多么地无意，我们建立的系统正在辜负我们。也许，COVID-19危机将教给我们的，和毒气悲剧本应教给我们的一课是，我们的决定——在他人受苦的时候保持沉默——是有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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