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曲折斗争的历史，不得不说到那条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以及它的领导人！周恩来，就是领导中共隐蔽战线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人，人们称他为 “密战统帅”。作为这条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极具远见卓识，他足智多谋、缜密细致，从大处到细节，精心、精确指导，留下了众多令人叹服的传奇故事。
“伍豪”和“豪密”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面临的残酷生存环境，造就了共产党人对隐蔽斗争的职业警觉和敏感神经。早在天津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周恩来就有了强烈的隐蔽斗争意识。
觉悟社成立之初，周恩来提出：“我们已经决定献身于新中国的事业，前途少不了危险艰难。用各人的真姓名发表文章或写信联络，难免招引鹰犬注意。我建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签决定自己的数字。”
20位男女同学一致同意弃用真实姓名，改用数字代号。大家从1到50这50个号码中任意抓取一个号码，确定各自的代号。邓颖超抓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抓到5号，化名“伍豪”。这就是“伍豪”这个传奇化名的由来。此后的岁月里，“伍豪”不仅是周恩来个人的化名，更成为中共隐蔽斗争传奇与功勋的象征。
▲觉悟社成员代号
后来，拥有了自主研制的电台之后，周恩来亲自研制了党的第一套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这套著名的“豪密”采用复译法的二重密码体制，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令破译者摸不到规律。
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实现了两地电讯秘密联络。“豪密”一直使用到全国解放，国民党也未能成功破译。
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央特科旧址
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在许多时候都面临着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面临被“一网打尽”的重大危险。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担任秘书的我党情报人员钱壮飞截获了密电，将这一重大情报及时报告了党中央。受党的委托，周恩来毅然挑起了全面处理这一危机的重担。
顾顺章当时是知情党内秘密最多的少数人之一，他的叛变危及面极大。周恩来应急处置工作的难度之大，我们今天仍然无法想象。
▲中央特科下设4科的主要工作任务
当时有三类机构需要紧急隐蔽：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江苏省委机关各部门、共产国际派驻机构；有三类地点需要紧急搬迁：有关人员的居住地、各个机构的办公地、各种秘密交通联络站点；有五类人员需要紧急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派驻机构有关人员、归国等待分配工作的同志、各地临时来沪办事人员，还有所有家属。其中，仅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就有200多人。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在当时的通讯、交通条件下，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周恩来估算，敌人留给他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天一夜。
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表现出惊人的沉着和智慧，与时间赛跑，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他召开紧急会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是严密保护、迅速转移党的主要负责人，把顾顺章所熟识的或可能侦察到的负责同志的秘书换成新人；二是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三是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四是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在周恩来的指挥部署下，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构在当天夜里就搬迁完毕。
这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上门通知一些同志转移。时任军委工作人员朱月倩就是周恩来连夜上门、亲自通知她立即转移的。当时朱月倩的爱人、军委工作人员霍步青已上船前往武汉，而武汉的联络站点已悉遭破坏，霍步青此去必落敌手。周恩来专门派人乘飞机赶到九江，在霍步青乘坐的轮船停靠九江码头时找到了他。霍步青提前下船，得以脱险。
就这样，周恩来既指挥全局，又亲力亲为，迅速妥善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人员，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现实，粉碎了敌人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一网打尽”的企图，“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
▲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
许多年后，徐恩曾回忆，从顾顺章供出钱壮飞，到他派人赶到上海，“距离的时间不过7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
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量身定制”的潜伏人员
▲熊向晖
隐蔽战线，需要一些符合条件且具有极好素质的特殊人才。其中一些重要的潜伏人员，是周恩来“量身定制”的。
1937年12月，周恩来得知胡宗南正在招募战地服务团，希望从中选拔青年才俊为其所用后，当即要求选派一名秘密党员报名。根据胡宗南的个性特点，周恩来提出的选人条件是：“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筋，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
时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的蒋南翔，依据上述条件推荐了自己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
周恩来听了蒋南翔对熊向晖的介绍，认为合适，当即确定下来，不再进行其它繁琐的考察，甚至连熊向晖本人的面都没有见。
熊向晖随即报名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经过面试，被胡宗南选中，委任为机要秘书、侍从副官。6年后，周恩来与熊向晖在西安才第一次见面。
周恩来确定的选人条件，看上去并没有高深莫测的玄机，也没有独步天下的秘籍。周恩来不选超人、完人，熊向晖也没有三头六臂。周恩来只选了熊向晖一人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而不是选派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去应招，他甚至连熊本人都没见过，却慧眼识珠，着实令人惊叹！
反复细读熊向晖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我们发现，原来周恩来选定熊向晖的那些条件，在熊向晖顺利通过面试和此后的潜伏生涯中竟一一得到应验，成为他赢得胡宗南充分信任的关键因素。
熊向晖在准备面试期间深入研究了胡宗南的个性，发现他喜欢标新立异，于是当胡宗南面试点到自己的名字时，熊向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遂“瞪眼瞧着”他，说明熊向晖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成功吸引了胡的注意。熊向晖的精心准备和临场表现体现了周恩来所要求的“肯动脑筋，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
胡宗南问熊向晖为什么参加一军?熊答，为了参加革命。胡宗南又问，为什么来本军就是参加革命?熊向晖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追问怎样才是革命?熊答，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此后谈到北平学生组织，胡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回答说，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
胡面露喜色，称赞熊向晖对“总理遗教”有研究。周恩来关于“看过一些孙中山著作”的要求得到应验，让熊向晖赢得了胡宗南的好感。
当胡宗南问到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熊向晖回答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说他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
这一问一答，正好应验了周恩来另一条选人条件：“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 。
1940年12月，胡宗南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其父三周年，交代熊向晖做好准备，只简单说了一句“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熊向晖一丝不苟，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如何供奉牌位，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胡宗南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蒲团和唱喏，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宗南传递祭品等等，都准备得周到细致，面面俱到。胡宗南特别满意。多年后熊向晖对女儿说，办这样的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他感慨地说：“从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官宦之家。”
周恩来的另一要求“记忆力较强”为熊向晖不动声色地、安全地获取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几次拿到内容厚实、数据繁多的作战计划等军事情报时，他都是先熟记于心，再私下默写出来，传递给下线。
▲胡宗南（左）与熊向晖
周恩来列出选人条件并确定熊向晖的那一刻，熊向晖赢得胡宗南信任、创造保卫党中央的传奇就已经成为了必然。这就是情报工作所说的指向性卧底，学者称之为量身定制，百姓叫它“指哪儿打哪儿”。无论怎么变换说法，其背后都写着四个大字：知彼知己。
6年后的1943年7月，熊向晖将胡宗南部妄图闪击延安的情报报告给了党中央。1947年3月又接连传递出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和保密局带来美国最新电台侦测设备用以查找中共中央所在地等重大情报，书写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传奇。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像熊向晖这样的人物。比如谢和赓，就是周恩来安放在白崇禧身边的“闲棋冷子”。谢和赓出生于广西桂林，早年在西北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的秘书。中共北方局党组织认真研究了谢和赓的个人和家庭情况，了解到谢和赓与白崇禧两家是世交，便建议中央派他打入桂系。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亲自为谢和赓规划了三项使命：一是通过稳妥的人事关系打入桂系，站稳脚跟后，调查研究桂系上层各方面情报，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二是有所表现地争取李宗仁、白崇禧信任，并打入到他们身边工作；三是秘密地不露形迹地进行有利于发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后来，谢和赓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要承担责任,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与熊向晖（右一）
在隐蔽斗争中，难免会出现失误。周恩来这样被人称为“缜密如水银泻地”的人，偶尔也有疏忽的时候。
1946年6月，周恩来乘坐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的专机，从延安飞往南京。起飞前一晚，周恩来开了整整一夜的会。他十分疲惫，在飞机上睡得很沉，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在飞机颠簸中掉了出来，滑落到机舱里。小本子上记着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还标注了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熊向晖将暴露无疑。飞抵南京的当天下午，从马歇尔处转来一个厚纸包装、火漆的小盒子，要求面呈周恩来亲启，里面装的正是那个小本子。周恩来立即派人将熊向晖秘密接到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一见到熊向晖，周恩来就说：“我不小心出了事故”，接着把遗失小本子的详细过程告诉了熊向晖。
他说：“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我原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做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多年后，熊向晖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因为他丢了小本子，而是因为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熊向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这是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从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
周恩来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随后，周恩来分析了马歇尔将小本子交给国民党的可能性，缜密安排熊向晖暂避上海，静观动向。熊向晖最终有惊无险度过这一关，重返虎穴，再立新功。
身教胜过言传！后来业内人士感叹：周恩来对党的赤诚，对同志的坦诚，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他能够带出一支对党忠诚可靠的情报队伍，为什么他能够始终活在普通百姓的心中。
主要参考文献：
穆欣著：《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版。
聂荣臻著：《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版。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2月版。
姚蓝、邓群著：《谢和赓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南山、南哲编著：《艰苦卓绝周恩来（1898-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