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Facebook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威胁情报”团队注意到，俄罗斯人正在利用Facebook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团队其实做的是跟俄罗斯人差不多的工作，那就是影响美国的政治：区别在于，团队用的是合乎美国法律的政治游说，从而尽可能降低美国国会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对于一贯无视监管规则的Facebook的可能威胁。与之同时，该团队还要监测对Facebook平台运作构成安全威胁的黑客和特工行动。
有意思的是，Facebook其实当时第一时间就向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出了预警报告，后者却离奇的没有采取行动。“威胁情报”团队继续监测发现，那些被认为是与格勒乌（俄罗斯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有关联的账号，开始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及其竞选团队进行一系列钓鱼攻击。希拉里本人的电子邮件，还有其竞选经理约翰·波德斯塔的电子邮件，已经充分暴露在攻击者面前。
通过进一步的监测，Facebook团队发现，上述攻击账号又停止了钓鱼攻击，而是吸引Facebook用户的关注，然后用来推送、传播一些令美国民主党人感到尴尬的被盗邮件的内容。攻击组合设立了专门的Facebook账号，账号所有者的名字听上去像是美国名字。
在当时，Facebook如果撤下相关的账号及其传播内容，再简单不过了。从马克·扎克伯格，到Facebook的各级团队成员，都信奉技术至上，并且不把隐私当回事，虽然有时会在舆论压力面前低头，那也不过是“猛跑5步，道歉，退后1步”的把戏。但是，由于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Facebook曾被控政治偏袒，诱发特定政治倾向的选民提高投票意愿。所以，Facebook在2016年夏天就产生了犹豫。
01
为什么Facebook不打击虚假信息？
更早之前，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其Facebook页面上发布了一段宣扬禁止某种宗教信仰的移民的视频。Facebook内部在争论要不要删除该视频，最终以言论自由为由保留了特朗普页面上的视频，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其他人转载、转发该视频则会被删除。有意思的是，Twitter也在同时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但理由不同——虽然特朗普的推文让大量网民产生厌恶，但仍然也有相当的新闻价值。
Facebook和Twitter的妥协，让特朗普的支持者，乃至非支持者中的共和党人大受鼓舞。而在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有色族裔支持者也在向Facebook施加更大压力。这让Facebook的人工审查体系不堪重负，扎克伯格拍板在这一年的8月将这类信息内容的审查转由算法进行。
美国最为著名的科技记者、《连线》杂志高级作者、沉浸硅谷开展科技报道超过30年的史蒂文·利维在其所著的《Facebook》一书中就指出，由算法对新闻、消息进行筛查的结果是，“算法会奖励那些在动态消息上热度很高、抓人眼球的帖子，二不考虑其真实性、善意或新闻价值”。所以，尽管Facebook的团队已经意识到俄罗斯方面利用Facebook对美国大选进行渗透，但其制造的各种消息所带来的热度，反而得到了算法的推崇。
Facebook创建以来，或者说马克·扎克伯格自小以来，就一直力图对周遭事物建立一个具有控制性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较好地控制人与人的互动，促进更多的互动。《Facebook》书中揭示指出，扎克伯格从小就非常喜欢玩电脑游戏《文明》，也就是设立人类生活秩序的模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扎克伯格从谷歌挖来的最得力助手谢丽尔·桑德伯格，小时候也基本上不享受玩游戏的过程，而是设计游戏并扮演仲裁者。
就是这样两个掌控欲爆棚，又十分反感特朗普的商业领袖，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拒绝清理正在创造有助于特朗普的虚假消息、人为操纵，这当然很值得玩味。
《Facebook》书中指出，Facebook的虚假信息一直都存在，但在2016年大选结束并制造惊人的结果以前，扎克伯格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无论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骗子，还是疑似来自俄罗斯的政治操纵者，都意识到了Facebook关注用户的连接和参与，而对内容缺乏必要的过滤——不是不能，而是不想，扎克伯格认为无论隐私，还是真相，都不是那么重要，为了“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而他的团队成员即便在假消息逐渐明朗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不作干预。
根据2016年美国总统的大选结束后，美国媒体开展的调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雇用了一位原先默默无闻的网站
设计师，精心运作Facebook，为特朗普的团队提供各种建议，包括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投放各式创意广告，尤其是包括反华、反移民、指控少数族裔等“有毒”创意的广告。这些广告出人意料地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上引发了病毒式传播。
相比之下，希拉里的团队对于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运用就大为逊色。这很可能与希拉里团队错误地估计了己方领先优势有关。
《Facebook》书中指出，特朗普赢得2016年大选后，Facebook的人反思了整个事件过程，而扎克伯格拿出了自己一贯的认错态度——认错，但只做出极其有限的改变。Facebook想出了一些办法来遏制虚假新闻、攻击性传播，但没有彻底禁止误导信息，因为这与扎克伯格得到信念有关，即前面提到的：为了“自由故”，“一切皆可抛”。很显然，特朗普当选还没有触及扎克伯格所认为的自由的底线。
02
Facebook的“连接世界”指的是什么？
《Facebook》这本书的书作者史蒂文·利维身为美国资深的科技报道记者，对于美国硅谷、华尔街参与者的道德水平有着非常直观的认知。在史蒂文·利维看来，扎克伯格虽然对于道德规则并没有敬畏，却本质上算得上是一个向善的人。也就是说，他极力推动人与人的连接，为之可以采取任何必需的行动、付出任何“必要的”代价。
扎克伯格热衷于分享。分享就是他所认为的目的，也是他要保卫的“宗教”。任何旨在阻拦自由分享而设置的审查，无论是各国的监管部门，还是Facebook内部的审查，都不受他本人的欢迎。
所以，Facebook相当热切地旁观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这也成为了扎克伯格本人及其团队成员在其他类似事件中袖手旁观的重要因素。
当然，美国政坛和媒体行业的人士对此采用了一种双标态度，那就是当Facebook被用于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选举的组织、煽动、造谣扩散之时，就被认为是民主的合理应用；而一模一样的行为出现在美国时，就是亵渎民主的操作。这也是2016年美国大选后，Facebook遭到“清算”的原因。
但Facebook还在持续引发人们的焦虑。2018年“剑桥分析”公司获取多达8700万名拥护的个人信息，精准投放虚假信息的消息传开后，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都变得声名狼藉，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对之开展调查。
这也是为什么史蒂文·利维在写作《Facebook》这本书时，对这家公司以及马克·扎克伯格给予了相当深入的批判，但这本书的写作，却得到了Facebook及其扎克伯格本人的配合。这很可能是因为，Facebook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这样一个旨在“连接”全世界的、向善的公司，何以突然滑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扎克伯格自己也在寻求这方面答案。
史蒂文·利维在书中其实有所保留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连接世界、促进互动，并不一定是良性的。Facebook创立以来，已经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群聚社会中人皆有之的窥私欲，以及人们愿意为相聚活动、仪式共同浪费时间等惰性，并且热衷通过技术的特性来达成对秩序的控制。有趣的是，Facebook相比其他很多公司，有着“快速行动、破除陈规”的公司文化，这就是说，扎克伯格很清楚，只有懂得自我克制、减少活动和仪式时间，行动起来，才可能走向成功，但他设计的产品，却让用户走向了另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