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种谷记》的创作得益于柳青“米脂三年”的下乡经验。这既指小说内容取自柳青曾参与组织的边区生产中的变工合作运动，也指下乡三年与群众关系的密切，使柳青得以把握变工合作运动对于村庄关系、生活形态和人物心理的细微变化。这给柳青提供了与从方言、传统故事结构来书写社会变革中农民之“新”的不同的形式，而对此形式的理解则需回到延安文艺的“深入群众”的脉络。
关键词：深入群众；方言；故事；现实主义；主体改造
柳青是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种谷记》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内容来自“米脂三年”（1943—45）的工作经验，这三年中，他从旁观、搜集资料变成与群众一道工作、斗争，思想情感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种谷记》不仅是柳青个人创作的起点，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道路的起源。《种谷记》出版后被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其题材受到很高赞誉，不过也有论者给出“沉闷”“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1的阅读感受，或者说审美判断。讨论《种谷记》的得失，需要先来反思这样的评判背后的依据。
1950年初，周而复召集了一次《种谷记》座谈会，讨论内容发表在《小说》1950年第3卷第4期。这次讨论的批评意见集中在细节、结构、典型化等方面，比如认为小说细节上不够扎实，结构拖沓，以知识分子语言替代农民的感受，艺术表达上有自然主义的倾向等。对这些意见，柳青并没有直接回应。不过，对照他1949年的《在转弯路上》和1951年的《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可以看出，前者只是谦虚地谈到作品的得失，而后者——写于座谈会之后——则具体地反思了《种谷记》中的语言、结构等问题，其中“旧现实主义的人物描写”等提法应与座谈会有关。《柳青传》称这次座谈会对作品的批评意见在柳青心里是“一次不为人知的心灵地震”，这些批评意见使得柳青怀疑自己没有文学天分，以至于想到改行，去做新闻记者或从政。那柳青最后为什么仍能继续从事创作？《柳青传》给出的解释是：一是不服输的个性，二是经由批评意见转而内省、反思，特别是巴金的鼓励和叶圣陶对小说结构的批评，使他“明确了差距和目标，决心按照认定的方向坚持下去”2。
《柳青传》中对柳青这一时期的变化的叙述略有些含混，一来柳青并没有留下直接回应座谈会的文字，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柳青传》并不太熟悉这次座谈会的人员背景，仅以柳青在延安时期的交情作为推测依据，没有深入讨论为什么会对柳青有如此大的冲击。之所以是“不为人知的心灵地震”，不仅是作者怀疑自己的文学天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向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所指示的创作道路的思考，即是否深入群众了就能写出好作品？好作品要在什么标准上衡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的这次座谈会可以看成解放区文艺遇到的一次重要评判。
《小说》是1940年代国统区的进步刊物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再度复刊，座谈会的召集人周而复也是《小说》的编委。有关《小说》的办刊倾向，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沪版’的实际负责人靳以过于欠缺延安经历及对新文学经验的过分‘沉溺’，小说月刊对政权鼎革之后文学形式的‘逆转’缺乏深刻认识：一方面，它衷心拥护新中国和党的现代化蓝图，另一方面，它的办刊方法、文艺主张以及有关‘小说’的想象却事实上成为新的文学秩序的‘异数’，或者它在延安文人权威‘版本’之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进步文人版’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据此，对于《种谷记》的批评成为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文学观念的交锋，简单地讲，一方要求“故事现实、细节可靠、充满语言的生动与美”，而另一方强调文学的“本质、规律、历史真实”等。3不过，参照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这个理解并不太准确。座谈会上对于细节、农民语言的挑剔和小说结构的批评，其目的是探得解放区农民生活变化的准确情况，这与解放区的写作者的大方向一致，与其沿着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框架将两种文学观念理解为“权威”和“异数”的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同一个方向的内部差异。
《种谷记》座谈会的主要参加人如唐弢、许杰、黄源、程造之、冯雪峰、魏金枝、以群都是倾向进步的左翼作家，除了召集人周而复外都没有直接的延安经验，他们的批评是基于小说文本提出的，讨论者（如许杰）会追问作者的经历，是否熟悉农民，变工队情况是否符合延安实际情况。之所以追问，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种谷记》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农民。柳青本人固然非常熟悉农村生活，不过他的写作面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挑战，即小说中使用地道的农民语言才能真正跨越写他者的鸿沟，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同人“艺术第一”的要求，而是新文学以来的一个持续的困扰。赵树理小说之被重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周扬肯定赵树理小说的语言，认为是实践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向；1946—47年前后赵树理的小说在国统区大量出版传播，是有意识的推广和介绍，赵树理的语言和写作方式被认为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在《种谷记》座谈会上，能够看出这个影响，即将柳青与赵树理作对比。以赵树理为参照，不仅是指使用农民的语言，也包括讲述方式更为贴近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世界。赵树理的作品更具故事性，避免了《种谷记》的沉闷感，不仅解放区的民众易于接受，国统区的读者也易于接受。这一时期被介绍到国统区的解放区作品，还包括使用方言写作的《高干大》（欧阳山）、注重民间形式的《王贵与李香香》（李季），这些合到一起构成了一种整体印象：解放区的文艺之所以能够在写真实的农民问题上有所突破，主要得益于方言土语、民间形式的采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中用了农民的粗话，《暴风骤雨》中使用东北方言，这些都是为了尽量接近农民的生活世界。
不过，《种谷记》没有刻意采用西北方言，也并未借助如《小二黑结婚》等大团圆的写法。柳青是西北人，生活本就不太隔，方言也不是他需要额外克服的障碍，所以他的关注点越过了这一层，想要捕捉到解放区农民心理和生活样态的更多变化。或许对柳青来说，循着语言、民间形式去写真实的农民，反倒是局限了，这个路径假定了一个静态的文化系统中的农民形象，而在他看来，那些新的意识状态，看似知识分子的革命词汇，恰恰是农民生活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不过，类似质疑直到《创业史》时期仍然存在，在回应梁生宝形象的重要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柳青正面回应道：“批评者提出小说里所描写的梁生宝的气质‘不完全是属于农民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有些是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吗？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4相比梁生宝，《种谷记》中的村干部还并没有明显地呈现出农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气质变化，这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相关，在《种谷记》时期，普通的农民受到这样的变动影响，这个影响并没有表现在他们的意识层面。到了《创业史》时期，梁生宝、徐改霞等新一代的农村年轻人已经从土改中得到锻炼，成长起来，更为自觉一些。这其中有一以贯之的思路，即柳青写真实的农民，基本动力来自如何认识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即具有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的农民，小说在艺术层面的诸多选择都是从这个思想认识的源头慢慢产生出来的，换言之，面对这个写作任务，其实没有太多现成的形式可以直接拿过来用，这是一个不断打破旧识和创新的过程。到了《创业史》时期，人物感觉、情节推进和小说结构，大多克服了《种谷记》中人物立不起来、情节散漫、结构失当等问题，不过这些写作探索和突破，是可以在《种谷记》中看到一些萌芽的，这个萌芽表现在他有意识地与同时期的民族化的表达方式保持距离。
需要特别指出的，柳青对写作形式的这种选择，至少就这一时期的创作谈文字来看，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关文艺的基本精神为依托的。也就是说，他从“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5所体会到的，是另外一种创作的起源，而不是延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通俗化以及通常所提的“喜闻乐见”的路径。
1943年春节后，为落实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推动作家下乡工作，不过大部分作家在1944年又都回到了延安。1944年林默涵路过米脂时探访柳青，柳青决定继续在米脂工作下去。柳青为什么要长期地深入群众，这对写作的重要性在哪里？柳青在1949年为第一次文代会所写的《转弯路上》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有这样一个‘计划’，想写个长篇。一九四二年跟旁人‘帮助工作’式地搞了个把月选举，听到一些地主千方百计撤佃以报复灭租，农民又如何进行保佃斗争，就是这个‘长篇’的内容。党的决定首先使我这‘计划’破产了。组织部头一个就调我下去，当时是整风学习思想阶段结束的时候，可是我的思想问题并非从基本上解决，因此还很为这个破产的‘计划’惋惜了一气；但是不久之后，我真正接触了实际，我就庆幸我没有机会实行那个‘计划’是占了便宜。”6柳青所说的“计划”，是指延安早期的一种创作方式，即“住在文艺团体中，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7。柳青对此有所警惕，他认为，真正深入群众，就要改变搜集资料的旁观姿态，与农民一道工作和斗争。
这段话循用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转折点的讲法，对座谈会前的创作方式有批评。座谈会前的延安作家并不是不下乡，只是时间短，与农民的关系也是“做客”，将农民视作搜集材料的对象。这种做法，不仅座谈会之前，在座谈会之后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也常见。孔厥在给第一次文代会写的创作谈《下乡与创作》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他对比了1938年下乡和1943年之后的下乡：“我又到延安中区五乡当副乡长。这一回我不再追求语言，追求材料；我勉力追求生活，追求工作！尽可能和农民浆在一起，积极完成工作的任务。事实是，在学习生活中间，倒是真正地学习了语言；在努力工作中间，倒是真正地获得了材料。一个浅显的道理，到那时候才明白：原来语言是跟生活分不开的。”8这个体会与柳青的感受有相通之处，以做客的、搜集材料的立场，同样可以习得农民的语言，借助民间形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语言表述方式的转换，从知识分子的口气变成农民的样式。这在延安时期的民歌改编中更为明显，比如《东方红》，比如农民歌手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农民和党的关系仍然在传统的“大救星”“清官”等认知系统中，农民是被动的，虽然民歌中以比兴手法借用“太阳”等传统的自然物象来歌颂边区领袖和八路军，使得这一关系更自然，也接近老百姓的接受方式。风格也极为明朗、开阔，与边区民主政权带来的新气象很相符，不过与边区民主政权之下农民当家作主、自我赋权的时代意义不相符。之所以有这样的落差，是因为民歌虽然是农民乐于接受的样式，却不是他们当下生活中的活的语言。孔厥和柳青都体会到了要捕捉到活的语言，不过，活的语言固然源自生活，但这里的“生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生活，而是被革命所搅动的、变化了的乡村生活。
向农民学习语言是《讲话》中提出的创建新文艺的一个重要途径。怎么理解这个提法？较为表层的一点是利用民间形式，比如延安文艺中最早实现突破的艺术门类是戏剧，它本来就接近农民的语言和讲述方式，可以比较快地吸纳现实内容、形成新的表述，赵树理的作品很多也是以戏剧、戏曲的方式传播开来。利用民间形式的目的在于发挥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起到组织动员民众的效果。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就不能只停留于让群众“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作品中对农民的认识和描写，要与共产党此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特别是农民问题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边区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匹配。《讲话》结尾中提道，即便是大后方的读者也“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9，这一层意图不能简单地归入一般意义上的宣传鼓动，是要通过写出边区社会变革和农民翻身的意义而达到感召化育的作用。这其中的关键在对于“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认识和表达。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致周扬信中明确地说：“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大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10这封信中有关农民的革命性质、农村的先进和落后的辨析，到了《讲话》就发展为更清晰的立场和直接要求：“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11。简略地来讲，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给出的写作上的任务，与这样的历史关头相关。《讲话》并没有直接要求具体的风格、形式，只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而实现这一要求的路径是深入群众。
柳青真正地理解这个要求对写作的挑战是在《种谷记》完成之后。在下乡之初，柳青遇到的并不是文艺的问题，而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在米脂三年的下乡工作中，柳青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尝了有生以来未吃的苦”12，他这样反思，“我在这个时期考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我整个的青年时代没有重视过，或者认为它们是不成问题的。譬如说人为什么活着？真象俗话说的‘人活七十，为口吃食’吗？那太俗了，还算什么革命家？你要革命，你就不能只想吃好的。那么我为什么头一回下乡，那么想延安，那么不安心不深入，急于回去呢？难道不是嫌乡下比延安苦吗？比延安寂寞吗？挖到心底，简直是庸俗！从这里我获得了力量，来克服物质生活的困苦。”13值得重视的是，不仅是他从反思中重获精神力量，而是他怎么从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柳青这一时期读了《斯大林选集》，“特别注意那些关于党的工作和农村问题的演说”14，研读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文件；此外乡上党员对工作的热忱给了他重要支撑，在减租和反奸斗争中，“和干部党员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15。
《柳青传》中对柳青这一时期工作的具体情况有很详细的呈现：“他常来区上汇报工作，讲农民的思想和实际情况，细腻、深刻、风趣、吸引人，大家都非常爱听，许多看法启发了周围同志，使大家受益不少。比较起来，其他同志对农民的思想了解就不够细致，更多地注意了完成工作任务。他曾写过一个关于农村变工队的经验报告《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三乡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米脂县县委书记冯文彬上报中央，毛主席看过以后，表扬他们，说这份报告说明了他们的工作非常细致、有效，发展稳健。”16这个报告中介绍的变工队经验也是《种谷记》的主要题材，就内容而言，柳青对变工队的掌握已远超一般作家搜集材料的程度，那么，为什么《种谷记》写出后会被质疑不够贴近农民的真实生活，故事沉闷，那些他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的鲜活案例为什么没有直接转化为小说中的艺术效果呢？
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对比《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三乡干部一揽子会上的总结》和《种谷记》的文体差异来尝试分析、回答。经验总结要求的是把问题说清楚，与柳青在早期写作的报告文学所要求的客观描述相近，在“问题”的脉络里，农民、党、村庄里的关系相对简略，虽然不能切近而完全地呈现农民的所想，但为着解决问题起见，会将各方面的关系和诸多考虑都纳入，相对而言是客观的；而文学创作的挑战是对于人的理解，特别是在变动的社会关系中来写人。这不仅需要扎实、客观的知识，还需要一道斗争，在斗争中感同身受。有研究者调查具体的案例指出，即便他们努力融入农村生活，但仍然难以摆脱寂寞和隔阂，关键的问题是建立起具有互动性和感染力的情感联结17。比如丁玲在下乡之后尤其注意这一点，建立起互动性和情感联结是作家主体改造的重要标志，她这一时期关于边区合作化等题材的随笔杂记写作中呈现出抒情风格，这不仅与内容相关，还是作者的情感投射，是以欣喜的眼光观照边区的新人、新事。
这种抒情、赞颂的写法是否就真正建构起了情感联结，或者说达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所提的“在情感上打成一片”的要求？柳青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在反思《种谷记》时这样说，“把我们自己有别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强加到我们所描写的人物身上”18，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不够熟悉，因为不够熟悉，越颂赞越产生反效果，“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19。换言之，要写出有力量的人物，不能仅仅停留在赞颂还是同情的关系上。当然，也不是事务性的联系，或者客观性的知识。柳青尝试找的是突破了主观的情感投射，同时又不局限于“三乡文书”工作思路的观察视角。那是一个全新的写作者的位置，只有找到了这个位置，才能应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给出的写作任务。
他找到的启发性的文本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党的文献。在1951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学习体会文章中，“这个伟大文献还生动具体地给我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阶级观点（立场）问题和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问题”20，他进而分析，“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文件里尽情描写农民运动的雄伟壮阔，具体举出十四件大事，是为了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写文艺作品也是这样。我们把它叫主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主张和反对什么的时候，他总是完全为了群众，丝毫不表现自己。所以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澎湃，表现得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融无间”。21柳青没有具体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他的着重点在于写农民运动的报告而能够丝毫不表现自己，不是沿用报告文学式的客观事实描述，它的观点非常清晰，但又能够跳出写作者的主观范畴，既不是主观情感投射，也不是脱离实际的观点。这与小说这类虚构文体在写法上并不相通，柳青从中看到的相通的地方是怎么理解群众立场。在启蒙构架中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以及阶级视野中小资产阶级改造，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柳青所遇到的作家与写作对象之间的隔阂，反倒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展现的革命者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呼应了柳青米脂三年的工作经验。
这告诉我们，只有在革命大潮中才能突破自身原有的社会位置，在新的共同体中确认自我的位置。如果没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所示范的榜样，那么对于农民的理解就是外在的，落实在写作中则将导致人物刻画和场景描写不到位、力量不足。在1960年回复读者为什么第二部迟迟写不出来时，柳青又一次用了这个对照：“作家无论在生活实践中对象化，还是在艺术创造中对象化，都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熟悉和懂得‘描写对象’的问题。这是艺术的核心问题。”22柳青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论证作家深入群众的必要和正当，而是旨在阐释它是支撑一种新的文学创作的前提条件，是人物成功、饱满的一个前提。
这个全新的写作者的位置来源于思想感情的变化，也就是《讲话》中表述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3。与其说这依托于新的情感联结，不若说是具有政治性的认知和思考，以当时用词来说，是“思想感情”连用，而不是单单突出情感。与此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是将深入群众带来的思想感情变化完全理解为主观范畴内部的思想改造。柳青对《种谷记》的反思，最后落脚在作家的成长道路上。他并没有沿用当时国统区围绕新现实主义而发展出的范畴和相关提法，如果是从反对客观的、被动的描写而言，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对于柳青而言，这个“主观”的形成是指在与群众的关系中突破自我，这个突破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完成，而不能依托于心理分析或战斗姿态等。将柳青的反思与《种谷记》座谈会上的分析路径对照来看，座谈会上评论者反复追问的细节、写作者的身份等问题，共享着同样的“真实”的焦虑，即写作者和写作对象之间的鸿沟。对这个鸿沟的真正跨越是“思想感情的变化”，而不仅是艺术技巧的改进提高。为了修正《种谷记》的不足，柳青在写作《创业史》时阅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来揣摩寻找合适的写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之后，柳青更为坚定地再次确认了他在《种谷记》时期的基本立场。“艺术的内容是思想感情。艺术的形式是文字、修辞和结构，包括分章、分幕和韵律。如果抛开思想内容而谈艺术性，那真是可笑的”，“语言是思想的符号，离开了思想性，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性”。24单从字面上来读，这些说法很容易被划入马克思主义文论式的教条，认为革命文学忽视形式，缺乏技巧。要辨清这个误读，除了放在延安的语境中重新把握柳青所理解的作家创作道路，另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是将柳青的文学观念，或曰作家立场放在现实主义内部来看。
从《种谷记》到《创业史》的不断突破，能够看出柳青在写作技巧上的自觉。在《种谷记》时期，冯雪峰针对其情节沉闷琐屑，给出的修改方案是“典型化”，典型化手法是指把握主要矛盾。不把握主要矛盾，也就不够真实，作品主题就没有强大的力量，作者也无法抵达写作对象。冯雪峰的“典型化”不完全是写作手法，其前提依托于创作主体的转变。在《种谷记》创作同期，土改小说多以阶级斗争为叙事情节重新锻造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冯雪峰后来从“典型环境”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柳青并没有选择土改这样的重大题材，一个原因是他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土改。不过在《创业史》中，柳青依然没有选择以阶级斗争为叙事线索，并因此被诟病回避主要矛盾。对此，胡风有不同的评价：“这部小说（第一部），就语言艺术而论，是现代作家中最卓越的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也没有慷慨激烈的宣言，但却几乎每个细节都引人入胜。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化了的斗争）中的细微而又富于特征的感情动态，几乎是完全凭历史的真实性说话，没有被那些常见的观念企图所伪化，达到了读者在敌、友、我的具体生活纠葛中受到情操锻炼的艺术境界。”25胡风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化了的斗争）中的细微而又富于特征的感情动态”这个评断反驳了1960年代惯常的“典型”分析路径对《创业史》的误判（既包括批评也包括称赞），它更符合柳青自己确定的写作任务——写出革命中农民的思想感情变化，作品有真正的力量感。从《种谷记》的不足到《创业史》的成功，柳青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这个创作道路中核心部分的“深入群众”使得柳青最终突破现实主义写作中“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那么，换个角度来说，这个创作道路也有助于我们避开从主观改造和创作方法二分的路径理解延安文艺中“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等提法的丰富内涵。
对于《创业史》的情节选择，柳青没有直接回应“典型”问题，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人们：“从批评者的眼光和心情来说，肯定是这样的。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在小说第一部所写的时代和环境中，从互助合作带头人的眼光和心情来说，这是不是小事情和平凡的生活呢？”26强调从小说中人物的眼光，从人物角色的视角出发，才能够保证农民真正出场发声，避免以作者的声音替代写作对象的声音，以写作对象为“主位”。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十七年”的很多创作中，重大题材的认识框架都慢慢成为作品中主导性的甚至唯一的视角。在今天的语境中，柳青的坚持“小事情”“平凡生活”可能会被从日常生活、民间声音或者地方文化等角度获得肯定性的阐释。这一点尤其需要辨析，《创业史》所选择的被柳青称为“生活故事”的写法，并不是从重大题材回到日常生活，从政策视角回到普通人的视角。柳青拒绝这样二元对立的处理方式，他所期待的与其说是由写法层面的“以小见大”而达成的静态平衡，不如说是融入到历史过程中去把握普通人与大时代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深入群众”就不是一次性的作家主体改造或阶级立场转换，而是贯穿作家创作道路始终的成长历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与群众的关系是打破文学表达惯性，特别是纠正以现实主义的“正统”面目出现而脱离真实的倾向，保持作家的创作生命力的唯一路径。
1 巴金等：《〈种谷记〉座谈会》，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第83页。
2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107页。
3 参见张均：《〈小说〉月刊的复刊、停刊及其他》，《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4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245页。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1页。
6 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7页。
7 同上。
8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40页。
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6页。
10 毛泽东：《致周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年版，第259页。
1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6—877页。
12 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8页。
13 同上，第9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10页。
16 刘可风：《柳青传》，第69页。
17 参见路杨：《革命与人情：解放区文艺下乡运动的情感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18 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19—20页。
19 同上，第20页。
20 同上，第13页。
21 同上。
22 柳青：《关于创业史复读者的两封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柳青专集》，第160页。
2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24 刘可风：《柳青随笔录》，《长安学术》第11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5 胡风：《怀念柳青兼评他的〈创业史〉》，《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页。
26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