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王世荣
毛泽东在《实践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一整块钢铁”。各组成部分是有机的统一,也就是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亦是如此。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1]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写出关于认识论的系统著作来,但是,他们把创立唯物史观的成果：科学的实践观引人认识论,把辩证法引入反映论,从而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这是马克思科学论证了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对社会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无法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可见,实践不仅仅是个认识论的范畴,否则就会降到魔术的水平:既然它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就首先应该是社会历史观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从实践人手,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把实践首次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的目的来看待。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3]并进一步提出了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著名论断。在《哲学笔记》中,对实践的内容、特征以及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见,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思想。
《实践论》的历史功绩在于,把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思想,贯穿到分析认识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发挥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实践的社会性,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条件性等著名命题,并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我党的实际工作,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对于前一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论述较多,本文拟就后一方面的几个观点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就教于哲学界的同仁们。
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把实践当作社会实践来看待,但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实践这个概念,并进而对于实践的社会性进行系统的论述,《实践论》首次作到了这一点。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谈到实践的特性时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4]就是说实践不仅具有同理论一致的普遍性这样的共性,而且还具有把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出来的特殊性。这个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它揭示了实践能够把主客观统一起来,从而发挥中介和桥梁作用这样的特殊品质,也是实践能够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直接现实性并不是实践特性的全部,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受中国历史发展、中国国情等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哲学思考中,进一步提出了实践的社会性这个新的论断,因而在《实践论》中多次把实践表述为社会实践,这是有深刻含义的。
《实践论》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于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5]也就是说了解人、人的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是理解认识对于实践依赖关系的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离开社会性去空谈抽象的人,就只能陷人唯心主义的五里云雾之中。而实践活动则是人的本质的直接现实,人们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将其本质对象化,将社会关系物化出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工业、工业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7],这里的工业和工业的“对象性存在”就是指人们的生产实践,由于这样的实践活动,才使人的本质力量显示出来。由于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而社会性又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而实践也就必然具有社会性,是社会的实践。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为了生存,总要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因此,“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8]人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要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要结成其它社会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即具有目的性、有意识的,也就是说有认识活动参与其中,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实践活动并不是主观任意的，绝对自由的，无论是实践的对象、范围、规模和方式,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9]而认识发展的水平,说到底也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可见,承认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是以承认人和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为前提的。
旧唯物主义,由于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仍然坚持唯心主义观点,不懂得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因此不可能在认识论中进行彻底变革。像费尔巴哈这样的杰出人物,也只是把人的本质看作生物学上的类关系,他认为“人类的一切交往都是建立在人们感觉的相同性这一前提之上的”。 [10]从这种人本主义感觉论出发,把人类社会也仅仅理解为与自然界等同的东西,而把实践理解为人的生理活动,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意义,自然不会看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费尔巴哈认识论的保守性的根源所在。
实践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还突出地表现在阶级斗争对于其它形式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以及对认识的深刻影响。《实践论》指出:“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其它形式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阶级斗争的制约。阶级斗争,一方面本身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通过制约其它形式的实践活动,间接地影响着认识的发展。在这里毛泽东把唯物史观关于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著名原理,推广到认识领域。这里所说的“各种思想”是指世界观、政治观点、社会意识等,而不是指一切知识、理论和观点。不能因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便将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也予以否定。
《实践论》从实践的社会性出发,进一步解决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12],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都从各自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出发参加实践活动,但是在任何社会,劳动人民都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中最革命的因素,因此,以劳动人民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人民不仅创造着物质财富,而且同时还创造着精神财富,因此,他们也是认识的主体。“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 已经历史的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3]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社会实践和认识主体的明确规定,也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历史使命。
三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左’的或右的错误。”[14]这个论断实际上解决了主客观、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条件性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实践具有社会性,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样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也不可能离开现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是把脑汁绞尽也不会发现“相对论”的,同样,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的。可见,主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受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大家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15]可见唯心史观的产生和存在是有其深刻地社会历史根源的,而唯物史观的发现则是以大工业和近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为其社会历史背景的。“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16]这个论断从哲学认识的角度预见了实践和认识高度发展的历史趋势,也说明了认识和实践的高度统一,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历史条件的。
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具体历史性原则,一方面要求人们在从事认识活动的时候,必须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活动出发,条件变化了认识也要随着变化,实践发展了理论也要随着发展,另一方面人们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社会历史条件,绝不能把彼时彼地的理论死搬硬套在此时此地的实践中,教条主义正是犯了这个错误,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在人类认识发展的长河中,从总的趋势看,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一起的,这是被认识史所证明了的。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实践和认识过程都与具体历史条件结合的那样紧密、天衣无缝,相反背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错误却是常常发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个从感性能动地上升到理性,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实践,即由实践—认识—实践的无限发展过程,如果夸大其中的某一个环节的作用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主观的背离社会历史条件(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往往带有一定的阶级偏见),都是违背主客观统一的条件性的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并不是僵死不变的,实践也是发展的,如果认识不能及时的随之变化发展,错误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在社会历史领域,我们把认识落后于实践和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错误称作右倾错误,把认识超越社会历史条件,跨越事物发展阶段性的错误称作“左”倾错误,无论右的还是“左”的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17]，都是违背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统一的具体历史性原则的结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统一的具体历史性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认识论中的光辉体现。遵循这条原则,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从而克服了党内的各种主观主义尤其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历史证明《实践论》的这一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四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结合起来,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等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化、通俗化，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虽然还没有把群众路线明确地表述出来,然而,他正确地解决了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群众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的论述,关于思想、理论和观点要在群众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论述,都为后来提出群众路线准备了理论前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尤其到了近代,无产阶级这一劳动阶级成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成了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克服了阶级偏见,因此,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基本原则。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把这个原则与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运动规律统一起来,贯穿到我党的实际工作中。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等著名原则,用具有中国风格的语言,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体化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而实事求是也成为统帅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靠这个”。 [18]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光辉文献,它极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但是,哲学界对于《实践论》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的功绩注意不够,我们认为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第18页。
[3] [4] [10]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2页，第230页，第439页。
[5] [8] [11] [12] [13] [14] [15] [16]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第282页，第283页，第283页，第296页，第296页，第283页，第296页，第29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页。
[9]王世荣：《唯物史观与意志自由》，《哲学原理》1990年第5期。
[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了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省哲学重点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出版《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等6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哲学研究、文汇报均有介绍，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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