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东南亚华人是个大题目，
一篇文章肯定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写到，
只能写一个大致的逻辑了。
1
在蒸汽轮船出现以前，人类要出海贸易，必须利用季风和洋流。
人类能去哪里，要看季风和洋流去哪里。
大西洋的季风和洋流能贯通欧美非洲，所以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漂到北美洲捕捞鳕鱼，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更是发展出欧美非三角贸易，开启了殖民世界的时代。
而东亚的季风和洋流分两路，一路是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另一路是到东南亚。
但是在人类认知不发达的年代，想横渡太平洋到完全陌生的美洲，显然是天方夜谭，基本不可能做到。
于是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最佳选择便是利用季风和洋流到东南亚，然后做为中间商，要么收购货物运回中国贩卖，要么转卖给阿拉伯商人，让这些阿拉伯商人做二手中间商，把商品卖到欧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商人在唐宋年间，便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活动。
宋朝学者朱彧在《萍洲可谈》里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是谓住番，并有十年不归者。”
所谓住番和十年不归，其实就是中国人移民东南亚了，不过那时候中国的人口较少，移民数量不大，这些移民基本和土著女性结婚生子，融合到东南亚土著人口中了。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大航海贸易的进程，华人移民东南亚的速度开始加快。
1596年，荷兰人到爪哇时就发现：
“中国人村庄有很精美的住宅，村落用结实的栅栏围起来。中国人多是商人，但也有中国人是种植胡椒和水稻的农民。”
农商结合，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生活的很滋润。
19世纪，全世界人口大爆发，中国人口也飙升到4亿。
人口数量暴增，土地数量的增长却有限，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中国人开始自己找出路。
北方人靠山吃山，有的拖家带口去东北“闯关东”，有的去“走西口”做生意，福建和广东人则靠水吃水，离开故土“下南洋”去了。
由于福建和广东的移民人口数量庞大，他们到了东南亚以后，不必再和先辈们一样改名换姓，而是根据祖籍地域聚居在一起，分成潮汕人、广府人、闽南人、客家人等等，建立起大量华人农村。
于是呢，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开始家族化和乡土化，繁衍出近代东南亚华人这个庞大的群体。
2
华人移民东南亚以后，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逐渐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贸易网络。
欧洲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开始利用华人。
因为欧洲殖民者是带着枪炮而来的，能征服东南亚国家的土地和民族，但由于人口太少，治理起来就比较困难，想做为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更是难上加难。
要达到目的，欧洲殖民者必须寻找盟友，一起发财的同时，顺便做他们的白手套。
华人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贸易网络，正好契合了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属于拿来就能用的趁手工具。
欧洲殖民者尤其满意的是，相比东南亚土著来说，华人也是人口稀少的群体，只有社会关系却没有社会基础，和华人结盟根本不怕华人背叛，甚至反客为主在背后捅刀子。
而华人移民是求财的，也需要强硬势力的保护，并且提供安全的经商环境。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有枪炮的欧洲殖民者，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最高层，有社会关系的华人，成了东南亚地区承上启下的中层，那些原生的土著则阶层掉落，成了东南亚地区的最低层。
至此，东南亚地区基本形成泾渭分明的社会结构。
既然是结盟，肯定有具体的分工，总体来说，欧洲殖民者向华人分配了贸易中介权和包税权。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华人利用人际关系和贸易网络，一方面低价向土著收购农产品，然后转卖给荷兰殖民者，供其运回欧洲销售，另一方面购买荷兰和其他欧洲殖民者的工业品，然后转卖给土著居民。
这样在两头买卖，价差便是华人的利润。
包税权是荷兰殖民者对各种税收和专卖，采取招标承包的办法，给出价最高的商家承包，但在实际招标的过程中，华人基本是唯一的投标人。
于是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农业税、商业税、进出口税、赌场税、鸦片税等等，都由华人承包下来，按照中标的数额上交荷兰殖民者，剩下的便归自己所有。
理论上，承包税收是正经生意，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包税人想赚到丰厚的利润，必须用一切手段压榨，才能在纳税人身上榨到足够的油水，满足上层殖民者的指标，也满足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形成荷兰殖民者和华人越来越富、土著居民越来越穷困的局面。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差不多。
所以在1804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华人有五六千，其中一半的人有房产土地等产业，即便是从事捕鱼、农业、木匠等职业的华人，也能在市场上得到丰厚的收入，远超同层次的土著。
到了1900年左右，越南华人几乎垄断了大米和日用消费品的流通，资本总和相当于越南零售业的三分之二，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垄断了制糖业，他们开办的糖厂占印尼所有糖厂的95%以上。
殖民者之所以愿意让渡利益，主要原因是转嫁矛盾。
因为向华人让渡了利益，殖民者便不用脏自己的手，稳固统治赚取利润的同时，还可以向土著表达一种意思：“你们过的这么惨，都是华人剥削导致的，和我们没关系。”
在这样的分配模式下，有些土著对华人的感官并不好。
不过欧洲殖民者才是东南亚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华人和土著都属于被统治阶层，属于同病相怜的阶级兄弟，所以在整体族群的概念上，土著和华人的关系也不差。
也可以说，在欧洲殖民者统治时期，土著和华人的阶级问题，掩盖了经济问题。
3
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的局势发生了大变化。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受到鼓舞，出现强烈的反殖民浪潮，于是英法荷等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地被拆分，传统的殖民势力表面上退出东南亚，东南亚各国获得表面上的独立。
国家独立了，但取代欧洲殖民者做统治者的，自然不是人口占少数的华人，只能是人口占多数的土著民族。
那些东南亚的国家，原本是三角型社会结构，欧洲殖民者是统治者，华人和土著是被统治者，现在随着欧洲殖民者的退出，三角型社会结构变成华人和土著的二元型社会结构。
这种社会巨大变化的后果，便是华人和土著的阶级友谊破裂，转化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而华人做为被统治者，偏偏还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规模远比20世纪初期更庞大。
在菲律宾，华人控制了零售业的40%、米业的80%、烟草业的70%、金融业的80%，资本占菲律宾资本总额的20%。
在马来西亚，华人垄断了银行、百货、旅馆、剧场等服务性行业，拥有四分之一的橡胶产业，此外华人的外贸额占马来西亚外贸总额的80%。
在泰国，从对外贸易到农村零售，几乎都掌握在华人手中，七大银行有五家是华人的。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经营的商业机构有19万家，遍布钢铁、水泥、金融、农业、纺织、餐饮等领域，是极其重要的一支商业资本力量。
掌握了这么雄厚的资本，华人的人口是多少呢？
很少，普遍不到各国人口的5%，更有甚者只有1%的人口规模。
华人这么少的人口，这么雄厚的资本，还是被土著民族统治的群体，简直就是小儿怀金行于闹事，招人恨啊。
于是东南亚各国为了重塑国家的民族性，也为了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便不约而同的推出限制华人商业、扶持土著资本的政策。
菲律宾出台一些列菲化法律，规定公共菜场只有菲律宾人才能营业，强迫华人商贩退出菜市场，新成立的银行董事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菲律宾公民，外侨进口商必须将一半货物平价转售给菲律宾商人。
印度尼西亚推出“堡垒政策”，禁止华人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将华人用数百年建立的贸易网络连根拔起，导致数十万华人失业。
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基本都是针对华人的。
而且由于华人以中文为纽带，组建起非常多的社团和帮派，东南亚国家在限制华人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出台限制华文学校的政策，不允许华人说祖先传下来的母语，准备一举拆分华人的人际关系。
所以二战结束后的20年间，除了极少数上层富豪以外，东南亚的大部分华人都被欺负的非常狠，惨淡经营罢了。
4
就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那些东南亚国家也折腾的差不多了。
正好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漩涡，为了方便就近获取战争物资，也为了转移国内的落后产业，便开始向越南周围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这些东南亚国家，顺利坐上经济直通车。
但美国进行产业转移是一回事，东南亚的国家能不能接住是另一回事。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看了一圈发现，华人的经济基础不错，人又勤劳肯干，想接住美国的产业，还得依靠华人啊。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外资进入东南亚国家，首选也是和懂经营的华人资本合作，合资开办工厂或者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于是被打压拆分了二十多年的东南亚华人，在六十年代后期又重振旗鼓，成为二战后新政权的辅助阶层，以及国际资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中介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郭鹤年等华人富豪，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逐渐崛起，进入世界富豪的第一梯队。
当然了，既然是和新政权合作，那么出现商人和政客勾结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就不多说了。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是华人重新占据了相当份额的经济产业，那么做为东南亚国家的少数人口，显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历史已经给过教训了。
于是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商成功的富豪，不再和前辈们一样，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借助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在世界各国布局产业，打烂了一坨还有另一坨，随时可以润。
比如郭鹤年的产业就不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中国、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他的产业。
至于中下层华人，基本都是三四代移民了。
他们对大陆祖籍的记忆已经模糊，为了避免可能到来的危险，便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改信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学习英文和方言等等，主动开始民族融合。
另一方面，没有彻底同化却又被认为富可敌国的华人，在某些国家遇到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便又成了政府转移矛盾的工具，而受害者几乎都是经济实力不强的中下层华人。
于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东南亚国家的反华运动屡次爆发。
规模最大的有两次。
八十年代后期越南驱逐百万华人，造成华人多年积累血本无归的悲剧，九十年代后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印度尼西亚的民怨沸腾，政府便挑动排华，导致数十万华人惨死。
华人原来是欧洲殖民者转移矛盾的工具，现在成了东南亚国家转移矛盾的工具，真是应了那句话：
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亚华人的命运，和犹太人是一样的。
5
历史上犹太人的命运悲惨，除了放高利贷遭人恨以外，最大的问题是，犹太人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东南亚的华人总是被针对，本质上也是因为背后没有强大的祖国支持。
1740年的时候，印度尼西亚爆发屠杀万名华人的“红溪事件”，荷兰殖民者担心影响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贸易，便在第二年派遣使者和中国修好。
乾隆皇帝却说：“莠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那意思就是，这些人不是中国的耗材，你们杀就杀了吧。
东南亚华人做依附于欧洲殖民者的中介商，实在是逼不得已，没办法，但凡清朝给力一些，东南亚就是华人的天下了。
所以东南亚的华人也清楚，祖国强大，自己才有地位。
近代中国沦落，东南亚华人很有危机感，纷纷出人出钱支援祖国。
比如抗战刚爆发，陈嘉庚便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病难民大会委员会”，亲自出任主席，筹款1000万新加坡币，送回大陆支援抗战。
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东南亚的华人富商纷纷回国投资，带来大量外汇和产业，这里面肯定有分散危机的意思，但回报祖国的情怀，肯定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老一辈华人其实是热爱祖国的。
现在中国的国力起来了，对东南亚那些依然热爱祖国的华人，肯定也是有力的支持，等将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候，这些东南亚华人也是一支重要的统战力量。
到时候祖国和海外华人一起进步，总不能辜负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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