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讲话》批评观的研究及其局限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一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无论就其理论的创新性而言，还是就其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而言，在20世纪中国新文艺发展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讲话》不仅涉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艺术家的思想改造、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文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如何判断文艺作品的价值、文艺批评的地位与作用等批评论方面的问题。其对文学实践的深刻影响，也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上。因此，在对《讲话》进行研究时，其所蕴含的批评观，也应当受到重视。
要对《讲话》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阐释，文艺批评是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之一。构成《讲话》主体的“结论”一共谈了五个方面，其中第四个方面，就是文艺批评问题。就篇幅而言，这一部分文字，是“结论”所谈五个方面中着墨最多的，共4300多字，接近《讲话》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看，像《讲话》这样拿出几千字的篇幅，十分明确、十分集中地就文艺批评的地位、标准、原则进行论述，并对许多现实中存在的模糊认识一一进行回应，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左翼文论历史上，虽然之前有过专论文艺批评的文章，但无论就其理论的深度、现实的针对性而言，还是就其影响力而言，都无法与毛泽东《讲话》中的这部分内容相比。这使得《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十分引人注目。
也正是因为《讲话》中单列了一个独立的部分，集中谈论文艺批评问题，学者们对于《讲话》的文艺批评观的研究，大多都是围绕这一部分所直接涉及的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包括: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理解，特别是对“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一表述在许多地方被简化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说法的理解与评价;对毛泽东所说的在评价艺术作品时的“三个统一”，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理解与评价，以及这里讲的“三个统一”与之前讲的“两个标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毛泽东所列举的8种“糊涂观念”及其发生背景的讨论。另外，这部分涉及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文艺上的统一战线问题等等，也经常被研究者拿出来进行讨论。
直接从毛泽东《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阐发毛泽东文艺批评观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毛泽东《讲话》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在《讲话》的“结论”中，毛泽东很明确地讲，他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而整个“结论”部分“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提示我们，毛泽东所讲的文艺批评的问题，是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根本的大问题之下的，与之直接相关。因此，如果将《讲话》中讲批评的那一部分内容孤立起来，许多问题很难真正说清楚。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文艺批评是需要面对文艺批评的对象发言的。怎样去判断对象的价值，实际上与对所批评对象应该是什么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讲，一个人的文艺批评观与其对文艺本质的看法、对文艺创作过程与文艺作品的看法，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讲话》的批评观，必须联系其有关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论述，这需要把《讲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够把批评观问题讲清楚，讲全面。第三，《讲话》中有许多关于具体文艺现象、文艺作品以及文艺家的分析与评价，这使得讲话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批评文本。从《讲话》对具体的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分析与评价中，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其背后隐藏着的批评立场与批评方法。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把《讲话》的全文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中所蕴含的文艺批评观进行解读。
/二、从《讲话》所说的“政治”入手看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相互关系
《讲话》在“结论”的第四部分集中谈文艺批评问题时，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在这里他并不想面面俱到，而是要“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因此，经过简单的过渡，这部分的文字很快进入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讨论，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对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则直言不讳地讲:“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而这一批评标准的具体落实，毛泽东认为要做到“三个统一”，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从当时《谷雨》《解放日报》等延安出版的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的与学习《讲话》有关的文章看，座谈会之后，甚至是《讲话》全文发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讲话》涉及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以及文艺家下乡等方面。这是因为《讲话》所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特别是作家要通过向工农兵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才能真正创造出符合工农兵方向的文艺作品的观点，无论是在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上，还是在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上，都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新观念。而文艺的政治属性，以及革命文艺应当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的观点，则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就一直强调的，大家并不陌生。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共领导下的具体的文艺批评活动中，政治的标准的确得到了更多的凸显，但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本身的讨论是比较少的。
然而，建国之后，对《讲话》中批评标准的关注与讨论，多次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而且，其观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比如，在《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对《讲话》中所说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十分看重，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标准的提出，是以对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正确解决为基础的”;“这是文艺必然的、普遍的规律，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原理，符合古今中外的文艺批评实际，符合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的。”到了1982年，《讲话》发表40周年时，则有学者的文章一方面认为，为了“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从长远的历史的角度看，它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所有文艺现象。从文艺的特征和内部规律看，它没有充分考虑到文艺作品在思想内容上的复杂性，在艺术结构上的整体性，在美学欣赏上的多样性。”再到后来，涉及《讲话》中文艺批评标准的讨论时，不少学者更重视“三个统一”的论述。比如，有学者指出，“三个统一”“是毛泽东同志文艺批评的整体思想，即‘统一论’”，“统一论”“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文艺批评标准的基本点。我们学习、领会、实践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方法，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一基本点。不然，就很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和误解，以致远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真谛。”还有学者认为，在处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所要求的并不是先行罗列出来的包括“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内的四点普遍的原则，“‘三统一’的原则才应该是对于延安讲话文艺批评标准最合理的界定。”
这种对《讲话》所涉及的批评标准问题的“与时俱进”的解读，从理论接受的角度讲，有其合理性。在解释《讲话》时，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批评标准地位的弱化，乃至于批评，都建立在对“文革”时期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给文艺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的反思上。但是，以简单的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做法，本身就建立在对《讲话》片面理解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因为《讲话》在讨论批评标准时，已经强调，“既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并强调在“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前提下，要做到“三个统一”;而且还因为当我们通读《讲话》之后，就会发现，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当他在思考“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问题时，其对政治的许多论述与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避免人们把政治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用文艺的普遍的意识形态性取消艺术的特殊性。
实际上，在《讲话》中，当毛泽东提出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关系，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时，并不让人感到突兀，而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因为《讲话》“结论”的第三部分，集中谈论的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篇幅上看，第三部分的文字只有1400多字，大约相当于第四部分的三分之一，但“政治”一词出现了29次之多，远比在第四部分(共17次)出现的频率要高。
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言，《讲话》十分明确地反对离开政治谈文艺问题，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但是，强调文艺的阶级与政治属性，则是为了论证文艺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讲话》得出了“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的结论。这与《讲话》的“引言”一开始就讲要战胜敌人，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的论述相呼应的。
也是在“结论”的第三部分，《讲话》区分了文艺与革命事业关系的两个方面:“党内关系”，即“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党外关系”，即“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从后面的论述可知，在毛泽东看来，两者都属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范畴，但其表现形式与具体要求是不同的。当毛泽东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时，显然是就“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来谈的。而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他说，“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并特别强调，“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而且，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人的统一战线，也包括艺术风格的统一战线，因此，“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只不过这种团结应该是有原则的团结，在强调团结的同时，也有批评与斗争。
在这一部分，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时，对政治做出了这样的界定:“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并进一步讲道，这里的政治家，“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明确反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这就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与文艺服从政治家与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区别了开来。对毛泽东而言，文艺服务于政治，从本质上讲是文艺服从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意志，这与《讲话》的核心命题，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提出文艺的两个标准，以及对政治标准的强调，是以“结论”的第三部分关于文艺的党内关系与党外关系的讨论，以及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与政治家的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为基础的。毛泽东赋予文艺以政治的属性，意在强调文艺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绝无轻视文艺的意思。而在革命事业中，文艺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同于简单的政治宣传，对此，毛泽东在许多地方都曾经给予了强调。而要求文艺服从于政治，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是要文艺服从于抗战的需要，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服从于党的事业。只有将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及其关系与上面的语境相联系，才能够对其进行全面、准确地把握。
/三、《讲话》蕴含的批评标准的多维性
在《讲话》“结论”的第四部分，毛泽东设定了一个谈论文艺批评问题的范围:“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这部分的确是按这个设定讨论问题的。然而，在《讲话》的其它地方，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文艺家、文艺作品，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些要求本身也是毛泽东本人，以及受《讲话》影响的批评家进行文艺批评时，能够拿来参照的“批评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将《讲话》文艺批评观的阐释仅仅局限在“结论”第四部分的话，完全可以说，《讲话》中所蕴含的文艺批评的标准，并不只是“两个基本标准”加“三个统一”，而是还有很多其他十分具体同时也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些标准，有些可以归入政治标准，如文艺的党性原则，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等，有些属于艺术标准，如要求“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但也有许多的标准，已经超越了政治与艺术二元对立的范畴，体现着对文艺作品与文艺工作多方面、多层次的要求。
《讲话》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歌颂与暴露、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立场的转换、人性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其实都集中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两个方面。而从毛泽东《讲话》的内在逻辑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主题显得更为突出。《讲话》的“引言”部分所说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都涉及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及革命群众的关系;“结论”部分则把“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作为首要问题提了出来，明确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过去的文艺工作有一共性的缺陷，就是“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而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一旦明确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因此，对《讲话》来讲，能否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判断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好坏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在《讲话》的有些地方，毛泽东也确实把“为什么人”当成判断文艺工作的重要标准来对待的。《讲话》“结论”第二部分就讲:“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
对毛泽东而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首先是一个政治标准，因为它直接涉及阶级立场、对待劳动人民与革命群众的态度;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艺术标准，因为它要求通俗化，要求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要求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涉及到艺术语言、艺术技巧、艺术风格、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问题。
而且，在《讲话》的“引言”部分，谈到艺术家接近工农兵的必要性时，毛泽东在许多地方就不仅仅是从思想立场转换的角度讲的，而且还从怎样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的角度来强调这一问题。他说，“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如果对自己的对象“不熟，不懂”，在艺术上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他们的作品就会“显得语言无味。”
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由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一要求直接延伸出来的。而且，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解决，是延安文艺真正实现《讲话》所要求的工农兵方向的突破口。
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在“鲁艺”以及其他一些文艺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研讨国外经典作品、排大戏以及强调“专业化”“正规化”的艺术教育与技能训练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被视为脱离抗战的现实斗争、脱离根据地普通老百姓欣赏水平的“关门提高”，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春节期间，“鲁艺”利用民间艺术形式组织的秧歌队表演的成功，近乎完美地以艺术实践阐释了延安文艺的新的理想，即让艺术“向工农兵普及”与“从工农兵提高”相结合:一方面，它运用的是民间固有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秧歌表演形式，这种艺术形式的主体是农民，符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的专业艺术人才的介入，秧歌这种存在于民间、比较粗糙甚至包含一些封建糟粕的艺术形态，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净化、提升。因此，毛泽东看了“鲁艺”的表演之后，高兴地夸赞说它“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可以说，对毛泽东而言，正确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向指导下的一条更为具体的评价文艺的标准。显然，在这一标准里，既有政治方面的内容，也有艺术方面的内容。因此，在毛泽东自己评价艺术现象时，并没有因为对政治标准的强调而忽略了艺术方面的要求。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战争年代，当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提出要求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加以考虑，是很自然的。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艺术修养很高，谙熟艺术规律，能够写出很优秀的古典诗词的人，毛泽东在讨论艺术问题时，对于如何让艺术更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必然有其更深入全面的思考，不可能不把艺术标准考虑在内。
/四、作为文艺批评文本的《讲话》及其方法论启示
从历史语境看，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1942年5月组织文艺座谈会，是在延安整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座谈会之前，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篇报告的许多内容与讲话具有互文关系。在报告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成绩，同时指出“‘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这一判断，与毛泽东《讲话》中所说的“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对于革命有伟大的贡献，也有它的许多缺点这一判断是一致的，而他为“新八股”开列的八条罪状，比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也与他在《讲话》中批评有些文艺作品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熟悉人民的语言，“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相一致。座谈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艺界的思想统一到党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上。这也是《讲话》在论述文艺问题时，十分强调文艺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十分强调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因。
另一方面，《讲话》也是针对延安文艺界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有的放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青年从敌占区奔赴延安，其中包括许多文艺青年，有些还是已经是成名的作家、艺术家。中共领导人对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寄予厚望，但也发现他们在大城市获得的艺术教育，形成的艺术观念，追求的艺术风格，离根据地的实际太远，导致他们不但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不能为延安的大部分干部群众所接受，而且个人也很难融入延安的斗争生活中。在《讲话》发表前，延安文艺界曾经发生过一些论争，比如1941年4月陈企霞与何其芳关于诗歌的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争论、1941年8月萧军和刘雪苇关于文艺批评的争论、1941年7月围绕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进行的争论、1941年8月力群与胡蛮关于美术创作的争论，等等。在争论的过程中，一些正确的意见受到围攻，一些错误的文艺观念难以得到澄清，文艺界在思想上比较混乱。毛泽东在《讲话》“结论”第四部分所列的8个方面的“糊涂认识”，即“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都是有明确所指的。毛泽东明确地讲，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而《讲话》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的文艺问题、文艺现象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讲话》也是一个充满论争色彩的批评文本。
《讲话》作为一个批评文本，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乃至于文艺斗争的策略性。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但同时也认为不存在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他在谈到文艺的政治标准时，特别强调抗日就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对于《讲话》本身，毛泽东认可郭沫若的说法，叫“有经有权”。所谓的“经”与“权”，实际上就是说《讲话》中固然有许多观点涉及文艺的一般规律，但也有许多观点，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发的。文艺批评不应该脱离文学实际，文艺批评在对一些文学现象做出判断，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既要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不应该脱离现实语境，不然只能是空泛的，无力的。而与时代紧密结合，正是文艺批评最重要的特质，也是文艺批评的活力所在。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讲话》对我们同样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