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无产阶级导师的面貌，我说的他，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导师。
仅仅宣布一种理论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理论。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 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对他们提出的理论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那些成功地进行了变革的人总是声称那些被赶下台的人是错误的。过去与现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批判的方法，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水平之低只表明——反对者没有能力对他们的路线开展任何实质的批评。有些谴责是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诸如他们在饭店吃饭不付钱、订做衣服等，甚至到了公开歪曲事实的地步。如果这些谴责是符合事实的，那只能使人对“帕蒂“的领导成分及教员的警惕性产生最严重的怀疑，也可以预料现在的派对中有些人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被揭露为“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对此，我坚持伊里奇的观点——“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 我所坚持的是“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他对妻子说过：“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我是准备跌的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如今， 我们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发展。如果用诸如“乌托邦”或“空想”等舆论偏见来攻击而不是用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来论战，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人民才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
——读《七绝·有所思》兼纪念杨任之逝世 46 周年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