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中，郭天民是一位性格刚烈、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郭天民为革命事业，为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郭天民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参谋长，主张“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他表示:“我是诸葛亮的命，凡责打五军棍以上的事都要过问。”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亲切地称赞军团参谋长郭天民是“八府”参谋长(百事都管的意思)。
毛泽东曾当众风趣地批评郭天民说，你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
郭天民原名郭基逵，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关区郭受九村。家贫嗜学，性格倔强。在胞叔帮助下相继就读于村塾、黄安县乙种农业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26年夏，在恩师、民主主义革命者蔡寄鸥先生鼓励和资助下，远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郭天民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时，黄埔军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已很明显，进步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倾的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斗争日趋激烈。性格刚烈的郭天民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他常在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打头阵，甚至敢于动手同他们打架。孙文主义学会的一些骨干分子对郭天民恨之入骨，公开扬言:郭天民是个共产党!早晚要收拾他。
实际上，郭天民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1927年3月，郭天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天民所在大队的大队长李亚芬是个正直的国民党人，他私下劝郭天民“收敛”一点，不要到处“惹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广州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动势力磨刀霍霍。李亚芬找到郭天民:“看见没有?四面的机枪都架好了，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你就赶快走!”在李亚芬的保护下，郭天民得以从国民党右派的屠刀下逃脱。
1927年12月，郭天民随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埔军校特务营随参加起义的第4军教导团撤到广东花县。在这里，两支部队合编为第4师，郭天民任排长，随后向东江挺进。1928年1月，第4师到达革命根据地海丰地区，与南昌起义军贺龙、叶挺余部编成的第2师会合。郭天民调到2师任副连长。
不久，海陆丰被敌人占领，部队退到山区打游击。4月初，郭天民被分散在海丰县高塔区赤卫队长王发家里隐蔽，但不幸被敌人搜去，投入监狱。在狱中数月，郭天民一口咬定自己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士兵，打了败仗流落到海陆丰来的，骗过了敌人。不久，郭天民被释放出狱，来到广州和组织接上了头。随后，中共广东省委派郭天民等人到红4军工作。1929年春，郭天民等人在赣州江口附近找到了红4军第3纵队。郭天民被任命为第3纵队学兵大队 (即教导队)任副队长，从此加入了湘赣根据地和朱毛红4军的斗争行列。
学兵大队实际是训练大队，教战士学习基本的军事技术。他是队长，同时也是教员。他在黄埔军校学的东西全部被派上用场。除了教射击、刺杀、侦察、警戒外，他还教授战术。在这里，经他教学，培养了一批批的红军基层的指挥员。第二年，他带领学兵大队参加反击敌人的战斗。战斗十分激烈，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无畏。郭天民作为教员，与大家一样战斗。危急时刻，他举枪冲在前面，以身作则给士兵作出样子。士兵在他的带领下，一次次地冲入敌阵，敌人凭借武器的优势连连向红军部队进攻，但却止步不前。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冲锋，敌人子弹打过来，从他侧胸穿过，顿时血流一片。万幸的是，子弹没有打进心脏，胳膊被打伤。身负重伤，郭天民这条硬汉子全然不顾，照样指挥战斗，继续率众向敌人射击，消灭了敌人。战斗结束，他浑身是血，已昏死过去，战友们将他背下战场。事后，医务人员发现，敌人的子弹擦着郭天民的心脏穿过，只要再偏一点儿，就没命了。没想到，这次死里逃生，郭天民对生死更加置之度外，在他看来，反正是死过一回，命是白白拣回的。他的英勇作战精神，受到上级的嘉奖，成了当时红军部队中闻名的英雄。
◆郭天民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郭天民曾有军阀习气，打骂过士兵，而且成为这方面的典型。1929年12月下旬，郭天民在福建上杭古田参加了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红4军成立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建军的基本原则。会议期间，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红军要清除军阀主义残余的影响，坚决废止肉刑的问题时，曾当众风趣地批评郭天民说，你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郭天民因此而得名“郭铁匠”。毛泽东的批评对郭天民震动很大，促使他认真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与资产阶级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领悟到官兵一致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参加古田会议，是郭天民处理官兵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经常以毛泽东的教诲自省，时时注意关心和体贴部属。在后来当了纵队司令员之后，郭天民常教育自己的部属:“指挥员再高明，仗还是要靠战士去打。不懂得爱兵的指挥员会毁掉军队，也会毁掉自己。”因此，他总是把爱兵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来抓，不能容忍对战士的任何歧视和鲁莽行为。他每到连队总是要看看伙房，详细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在宿营时，他总要问到战士洗脚没有，睡觉的地方铺草没有，病号是怎样安排的等等。
红9军团的“八府”参谋长
1930年至1932年，郭天民先后担任红4军3纵8支队支队长、红3军第8师参谋长、独立第6师师长、红21军62师师长、江西军区独立第4师师长和江西军区参谋长。
1930年冬，受“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一方面军开始在部队内部进行“肃反”，抓所谓的“AB团”，使许多人遭受不白之冤。郭天民感到这样不合适，他一面向陈毅反映意见，一面对一些负责同志讲:“不能这样搞，这是搞垮自己的做法。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哪里有那样多‘AB团’?如果每个团每个连都有‘AB团’，我们红军不就成了‘AB团’啦?”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郭天民仗义执言，是很难得的。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此后，临时中央开始打击邓、毛、谢、古，批判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把矛头指向了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时任红军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郭天民，再一次仗义执言:“江西苏区的巩固和发展，红军在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都证明了毛泽东代表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反对正确的东西。”为此，郭天民被指责为江西军区执行“罗明路线”的代表，撤职调离，送到红军大学去当一名普通学员，并被要求写检查。性格刚烈的郭天民在原则问题面前从不低头，最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左”倾路线执行者指责他是“坚持错误，拒绝检查”。多年后有人问郭天民:“你胆子怎么那样大?你就不怕被杀头?”郭天民笑了笑说:“我们湖北人都是杠子头(脾气倔犟)，至死不低头。”
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月，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9军团，任命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参谋长。郭天民一面协助罗炳辉指挥作战，一面担负了整编、训练部队的任务，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等项任务，很快就把红9军团带成一支能打能走纪律严明的部队。罗炳辉对郭天民很满意，逢人便说他的军团里有一位百事都管的“八府”参谋长(“八府”一词源自“八府巡按”，意思是百事都管)。
1934年4月，红9军团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同年7月，红9军团奉命进入闽东，掩护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9军团在左后侧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红9军团同国民党63师展开激战。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刚突破封锁线，敌人便利用有利地形从两翼扑来，把红9军团和随主力行动的少共国际师切断，进行分割包围。在此危急时刻，郭天民率领红3师8团杀开一条血路，把敌人打垮，使部队得以突围。经过苦战，当红9军团到达贵州时，已从长征出发时的9000多人锐减为2500多人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9军团继续担任掩护全军西进的任务，奉命在乌江北岸单独作战，阻敌前进。在离开主力单独活动的两个多月里，红9军团转战数千里，以2000人的兵力牵制了敌人6个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黔东北老木孔地区，红9军团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尤国才师的“双枪兵”相遇。郭天民按照军团党委的决心，在山腰设伏，于险要处遍插红旗，队伍时隐时现，军号齐鸣，诱敌至近距离时突然开火，击退敌指挥机关，然后又跟踪猛追。经过一整天的激战，以17个连的兵力，重创敌军5个团，生俘敌1800多人，缴枪1000多支。
◆郭天民（前排左二）。
老木孔大捷后十多天，红9军团于4月13日进至贵州织金县猫场，击溃了王家烈部的袭击。猫场战斗后，红9军团接中革军委电令:相机渡过北盘江，西入云南与主力会师。红9军团从云南盈江渡过北盘江，先后攻占宣威和东川，接着又强渡金沙江，5月中旬在西昌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周恩来专程到四川天全迎接红9军团，高度称赞红9军团战斗力强，机动灵活，敢打敢拼，撒得开，收得拢，能单独完成任务，不愧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奖的“战略骑兵”。
红9军团在单独执行“战略骑兵”任务过程中，几乎天天行军打仗，郭天民协助军团长罗炳辉研究敌情，周密部署，对部队的行军序列、通讯联络、伤病员安置、营地选择，以及主要警戒的派出，他都亲自过问，从不敢有一丝懈怠，使红9军团多次化险为夷。郭天民临危镇定、指挥有素和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给全军团指战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跟着郭司令员打仗，心里踏实
1938年8月，郭天民赴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12月，郭天民调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赵尔陆任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把晋察冀军区视为心腹之患，仅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就对这一地区发动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74次。二分区是晋察冀军区的西大门，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都非常险要，是晋察冀根据地同大后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纽带。因此日军投入重兵，反复“扫荡”二分区，妄图夺取这块咽喉地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郭天民带领将士在这里牢牢地站住了脚，在艰难困苦中打开了抗战局面，没有给敌人让出一寸土地，并在斗争中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郭天民在晋察冀工作期间，指挥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斗，较为著名的有牛道岭战斗、上下鹤山战斗、高洪口战斗，百团大战中破袭正太路、攻克娘子关的战斗，以及残酷的反“扫荡”作战。1938年秋，郭天民指挥的牛道岭战斗，击毙侵华日军少将清水大队长。这是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将官，在中国和日本都引起很大震动。日军对郭天民的部队恨之入骨，郭天民的名字也就越加响亮。30多年后的1969年，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经委军代表时曾说:二分区条件艰苦，郭天民、赵尔陆的部队很能打仗。
郭天民的指挥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善于准确判断敌情，用兵巧妙，敢下决心，指挥大度，临危坚定，从不优柔寡断或轻率、盲动。1941年日军合击晋察冀军区机关，军区机关转移到二分区所在地，四面被围，与敌仅有半山之隔，情况非常危急。为保卫军区机关的安全，郭天民亲自派参谋、科长放哨。分区作战科长打电话向上级报告部队宿营情况时，刚说出“我们的方位是……”郭天民一把夺下耳机，问“对方是谁”?那位科长答不上来。郭天民当机立断，马上命令部队分南北两路转移，使军区机关和分区机关均安然脱险。那位科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时他才想起，在电话中说出这些是失密行为，有可能被狡猾的敌人所窃听。事后，许多人心有余悸地说:好险啊!想想真有些后怕。由于郭天民经常带着部队在敌人中间穿来穿去，很少吃亏，指战员们都说，跟着郭司令员打仗，心里踏实。
在担任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的6年中，在郭天民、赵尔陆的领导下，二分区的武装力量由2个连发展为8个团，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各县、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也都得到恢复和健全。因此，二分区成为模范根据地，对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征战的足迹从北平到云南
1944年，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冀中、冀晋、冀察和冀热辽四个二级军区。冀察军区由郭天民任司令员，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下辖平西、平北、察南及一分区等四个军分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中央军委命令冀察军区接管北平和张家口，任命郭天民为北平卫戍司令。
◆1940年，聂荣臻（前右一）、郭天民（右二）与晋察冀军区干部。
华北重镇张家口北傍长城，南接平川，三面环山。当年的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就设在这里。1945年8月22日，我军以3个团又一个支队的兵力，在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和十二军分区政委段苏权等指挥下，激战三天，收复张家口，成为我军对日最后一战中辉煌的一页而彪炳史册。
张家口解放之时，傅作义的部队进到了张北，国民党军楚溪春的部队也在大同开始行动，这两支国民党军队从两个方向向张家口开进。当时在张家口的八路军部队，只有易耀彩率领的冀察军区北线部队3个团的兵力，敌军重兵逼境，张家口危在旦夕。此时，8月31日，郭天民率部抵达平西妙峰山。北平地下党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在北平的东、西、南、北城普遍张贴晋察冀军区新任命的北平卫戍区司令员郭天民署名的入城布告和抨击蒋伪合流的新华社评论。但日军拒不向八路军投降，反而协助国民党军入城。见已无在北平受降和接管的可能，郭天民立即率部回师张家口，粉碎了国民党军夺占张家口的企图。张家口是八路军当时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我军摧毁的唯一的伪政权，也是我军唯一运用战斗方式收复的伪政权，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从此，晋察冀与陕甘宁、晋绥根据地和新开辟的东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大批干部和部队经过这里迅速输送东北，为进一步开辟和扩大解放区奠定了基础。聂荣臻、程子华和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赞扬，指出:“中央对你们解放张家口，保护了城市和物资完整，粉碎敌人夺占张家口的阴谋很满意。”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延安等地派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经张家口去东北。郭天民慷慨地指示供给部，为支援开辟东北解放区，凡经张家口去东北的干部，每人送一件绒衣，一件皮大衣，一件皮帽子，一双皮靴子。凡友邻部队提出需要弹药的，只要仓库里有，郭天民毫不保留，都给以满足。郭天民夺得了日军大批战争物资，但他并没有首先装备自己指挥的冀察部队。当供给部提出留一些武器装备武装本军区的部队时，郭天民却说:“兄弟部队打仗等于我们打仗，一定要先满足兄弟部队。”
1946年秋，晋察冀野战军编为4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苏振华;第2纵队司令员是郭天民，兼政委;第3纵队司令员是杨成武，政委是李志民;第4纵队司令员是陈正湘，政委胡耀邦。1946年，部队贯彻有关“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晋察冀军区要求下属部队大量裁减兵员。郭天民从当时国民党军加紧准备内战的形势出发，认为大量裁减兵员，打起来是要吃亏的。郭天民决定只将老弱病残作复员处理，有作战能力的兵员一个也不裁，而且还要按原编制把部队补充满员。这样，2纵的实力就大大超出晋察冀军区规定的兵员数目。对此，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编制以外人员的给养由地委书记刘道生负责从地委提供，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多保留了1万人的部队，为解放战争保存了实力。
1947年8月，郭天民调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指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刘邓率野战军主力部队从大别山转移时，郭天民受命留下坚持斗争，组建鄂豫军区，担任司令员。行前，刘伯承找郭天民谈话，说:“老郭，你再去当一次无名英雄吧!”邓小平特派专人专车将郭天民的爱人窦克和心爱的女儿从后方接来与他告别，让郭天民非常感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郭天民组织指挥鄂豫军区部队向当面之敌猛攻，连克商城、固始、潢川、光山、麻城、霍邱等县，牵制了白崇禧的兵力，使他无法向淮海方向增援。此后，大别山的斗争走向新的阶段。正当淮海战役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决定组建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2月，郭天民离开鄂豫军区到中原军区报到，赴第4兵团任职。
郭天民仰慕陈赓传奇般的经历和威武不屈的气节，对陈赓非常尊重。4兵团成立后，陈赓、郭天民、刘志坚三人配合得很好，陈赓视郭天民和刘志坚为左右手，放手让他们工作。有什么问题，三个人在饭桌上一商量就定下来，效率非常之高。1949年8月1日，第4兵团在江西吉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陈赓报告形势与任务之后，郭天民作军事报告。10月2日，陈赓、郭天民率领第4兵团和15兵团、两广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破敌人的粤湘赣防线，日夜兼程，犹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沿途解放了几十座城市，猛扑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广州。
◆左起：郭天民、聂荣臻、孙毅、许建国在前线。
遵照毛主席10月18日关于乘胜追击的电报指示，郭天民指挥部队沿南海边向广东的阳江、阳春地区进发，截击企图从海上逃跑的敌军，终将国民党军粤系部队主力4万余人消灭于两阳地区。接着，陈赓、郭天民指挥4兵团参加了桂西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7万余人。在四野指挥下参加了两广作战之后，4兵团回归二野建制，受命进军云南。1949年12月9日，云南国民党军总司令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欢迎人民解放军入滇。12月30日，陈赓、郭天民指挥4兵团发起滇南战役，歼灭顽抗的国民党军残部近3万人，此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逐渐停止了。
云南是和平解放的省份，没有经过战争的涤荡，政治情况非常复杂，卢汉的起义部队亟待改编，国民党的政权机构还未摧毁，封建势力控制的会道门组织和流氓兵痞充斥城镇和乡村，民间枪支多为地主恶霸所掌握，惯匪及美蒋特务活动猖狂，而且众多的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复杂。1950年，陈赓调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作为云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昆明警备司令员的郭天民，面临云南的严重局面，承担起繁重的工作。他领导了改造卢汉起义部队、清匪反霸、支援进军西藏、部队正规化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和斗争，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西南边陲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紧张的年月。
1950年，云南全省共有250余股武装土匪，人数达10余万人，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同时也给云南边陲的巩固造成极大威胁。1950年5月，郭天民主持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部署了云南全省的清剿工作。1951年底，取得了消灭残匪10余万人的胜利。郭天民在云南工作三年，是他为云南人民创业奠基的三年。他为云南的政权建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云南人民永远怀念他的功绩。
“我军的教育家”郭天民
郭天民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不仅以能打硬仗著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风格，而且对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也有丰富的经验，因而深得刘伯承、陈毅、叶剑英三位元帅的器重。严于治军的郭天民，被李先念称赞为“我军的教育家”。郭天民虽然身为高级指挥员，但他养成了事必躬亲、自己动手的习惯。当参谋长时，他主张“要大管全区，小管马夫、炊事员”。有人说，一个高级指挥员没有必要这个样子。他说:“我是诸葛亮的命，凡责打五军棍以上的事都要过问。”在郭天民指挥的众多战斗、战役中，总爱自己动手起草文电，打电话，而且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广西剿匪时，一支部队进入十万大山搜剿，两天没联系上，他硬是站在发报机旁陪伴电报员守了两天，直到部队的呼号出现，他才离开。陈赓劝说也没用，于是端了一盆红烧狗肉来慰劳他。
◆1950年，郭天民（左2）在云南军区时与宋任穷（右1）等合影。
1952年10月，郭天民进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应刘伯承院长的要求，郭天民兼任高级系主任，承担了学院的部分领导工作。1955年9月，郭天民被授子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中央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叶剑英元帅任部长，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弟、郭天民任副部长(1957年底，萧克接任部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郭天民兼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负责组织指导了全军陆军各兵种的训练工作。当时，全军已开始了在现代条件下的正规军事训练，制定出一套统一的合成军和各兵种的训练计划大纲。这套大纲分门别类，配套成龙，十六开版面的大厚本共38册，郭天民一本一本仔细阅读，遇到问题就找业务参谋一起研究。在执行军委批准的训练大纲中，他要求区别各种不同类型部队的任务和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地实施，遇到大纲中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他也敢于负责修改。在每年召开的全军训练委员会会议上，他都要根据部队实施大纲的实际情况，提出新问题和修改意见。
当时，陆军训练部有苏联顾问，郭天民尊重他们，但不盲从。一次郭天民组织演习，一位苏联顾问提出不同意见，他向那位顾问作了解释，说明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必须这样做的原因后，那位顾问仍固执己见。正在纷纷议论时，那位顾问突然缄默不语了，使演习得以顺利进行。事后，别人问郭天民怎么说服苏联顾问的，郭天民哈哈大笑，说:“压服的!我叫翻译告诉他:‘中将阁下，请服从本上将的指挥’。”
为了探索人民解放军在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指示，郭天民于1956年冬在青岛地区组织了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海岸防御实验性演习。随后，叶帅在1957年春，召集全军主管训练的军以上领导同志专题研究了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训练问题，提出了部队训练要适应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新任务。为在全军贯彻落实叶帅提出的新任务，郭天民集中了部队和院校主管训练的三百多名领导干部，历经54天，在江苏新沂地区组织了部队夜间攻防战斗实验性对抗演习，为现代化条件下合成军队夜间作战的各种问题，为在全军全面展开夜间战斗训练摸索了新经验。
1958年，郭天民受命兼任总参院校部部长。他一上任，就带着工作组到一些院校了解情况，搞调查研究。当时全国正处于跃进的形势，地方院校纷纷搞教学改革。面对这种热浪很高的情况，郭天民主持召开了八个学院的教育长和训练部长汇报会议。郭天民提出:训练工作的跃进，不是靠一股干劲，主要应依靠教员对训练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作深刻研究之后。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
◆1957年郭天民在山东指挥军演。
1958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时候，突然在全军掀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伯承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理人”，叶帅曾经主持过的训练总监部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刘帅主持的军事学院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运动一开始，郭天民就敏锐地预感到，这将是一场影响军队建设和前途的斗争。他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忧心忡忡。尽管他被任命为训练总监部代理党组书记，还有人暗示他揭发两位老帅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领导同志，以后由他负责训练总监部的工作。但他不为权势和个人的地位所动，坚持实事求是，不讲一句违心的话。他在发言中说:解放初期，我军全面学习苏军的训练方法，确有生搬硬套之处，但也只是在训练计划、训练方法上生搬硬套，我军的建军原则，光荣传统，是一直坚持了的。训练总监部执行的全军训练大纲也是军委通过的，不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他还强调说:即便是那些生搬硬套之处，也从1954年就开始一一纠正，到1956年，已经在我军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军先进经验，形成了一套对我军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他预言:“反教条主义会使得部队条例废弛，思想涣散，纪律松懈，战斗力必将大大减弱。”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搞这场运动是错误的，这样来对待坚持正确路线、功勋卓著的建军元戎更是错误的。
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全军所有师以上主管训练的机构都受到冲击，主管训练的干部大批地受到批判或被撤换，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郭天民三个部领导及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人被打成“反党分子”，郭天民被打为“反党集团”的“副帅”。1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将所属各部局分别整编为军训部、军校部、军事出版部，纳入总参谋部建制。郭天民被任命为总参军校部部长。
◆郭天民
1959年春，为解决军队院校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郭天民主持召开了陆军中级军校座谈会，发扬民主，讨论了中级军校的学制、训练计划、编制体制、考核制度等问题。根据会议形成的意见，郭天民指导业务部门重新制定了两级步校的训练计划，重新整顿了全军院校的管理体制，重申了军事院校的职责，坚持贯彻多年行之有效的教学工作的规章制度，稳定了教学秩序，使军队院校建设又走上了正常轨道。
郭天民在艰苦动荡的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身患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一直没有机会和条件进行很好的治疗。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物质生活和医疗保障有了较大改善，但他又忙于学习和工作，除去青岛一次短暂的疗养，10余年间再未抽出专门的时间治病。1960年6月，因郭天民身体欠佳等方面的原因，组织上决定他在家休养，由副部长主持总参军校部的日常工作。病休期间，郭天民从未放松对军队建设和军校部工作的关注，每天坚持学习和阅读文件，思考干部培养、教员队伍、学术研究等军校建设方面的问题，适时提出工作指导上的意见。
1963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郭天民离职休养。在“文革”期间，不少人来找郭天民“外调”，他据实作证。有人逼他证明黄火青执行过张国焘路线，遭到断然拒绝。又有一次，一位前国民党官员，请求郭天民证明他曾做过有益于革命的事。事实的确如此，郭天民毫不犹豫地为他作笔证。1969年10月，身患重病的郭天民，被勒令限期迁出北京。此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于1970年5月2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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