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五百年要求我们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来自何处，我们追求什么，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中世纪的大学是精神上封闭的机构，神学在那里占着统治地位。神学的权威代表基督把科学划分为许多学科。但是，在大学之外兴盛起来的、独立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以及新的人本主义却进行过最彻底的理智再建和新的虚心坦怀的运动，这是一个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过程。它之所以是如此的彻底，是因为由此而改变了真理的概念。但是，这个变化的轴心则是现代科学的确立。
〈真理与科学〉是我所选定的论题，以便指明大学在今天的意义以及稍微了解大学在面对着威胁性的世界灾难时所负的任务。
一
现代科学是世界史上独特的现象，它只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和印度，只发现一些现代科学的素朴的要素，诚然，在希腊，形式更为丰富些，但是，也只是作些广泛而无边际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早就停滞不前了。可是在几个世纪之内，现代科学却从理智上、技术上和社会学上把西方打散了，从而进入了整个人类的范围。现今，现代科学是在加速的、急剧的进展中。
最初，现代科学兴起于艺术家的工作室、炼金术士的实验室、唯名论的哲学、新建立的天文台、动植物的搜集、人文科学的研究、外交官的观点、以及国家的管理（财政学）之中；——这种思维方式终于意识到它自己是一个包括一切的现代的科学方法。
首先，科学是承认特殊方法及其局限性的方法论的知识。其次，科学具有必然的确定性，但也承认不确定性。再次，科学不仅在要求上而且在事实上是普遍地有效。这样，各门科学学科就扩大了它们的领域而认为对一切对象有效。
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十分自明的东西只是在西方兴起的呢？这里，我不想谈到它的产生的顺利的环境，例如：自由，它的发展是通过教会~国家的二重性、基督教徒与回教徒的接触、教会的分裂、民族国家的增多而成为可能的。我的兴趣乃是探讨这种普遍的扩大的研究精神的内在动力。或许能够指明出来几个这样的动力。
希腊哲学一般地把宇宙看作是某种完善的、合乎理性的、永恒组织好了的东西。这种东西的对立物——即：无目的、无秩序、罪恶——是虚无，是物质，是不可认识的，是不值得认识的。希腊人不知道我们对于各种各样实在的强烈兴趣。黑格尔说：“这种兴趣属于一种强度更高的、依照对象的有限性去研究对象的自信”。
这种自信有合乎《圣经》宗旨的起源。如果我面见了上帝，世界就只是在时间迁流中的场所，但是，作为这种场所，它乃是上帝的创造，即，它确实是第二级的存在，不是永恒的和自因的存在，然而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它是善的。这样看来，一切存在的东西就都是值得认知的。最小的和最大的，最近的和最远的，最奇怪的，总之，它们没有一个会常保秘密、隐藏、掩蔽而不可接触。世界将由我们对事物深入的程度而显现出来；将对我们与事物亲近的思维而显现出来，操持事物，在感性上经验事物；将对因此而得到证实的知识显现出来。如果上帝存在，那末，魔鬼、各种魔术的和宇宙的力量，就都消失了，各种虚妄的畏惧就都消灭了。
然而，希腊人追求宇宙整体的愿望是仍然继续存在的。要知道，这种愿望把知识设想为是从事创造的上帝的思维之再思想。上帝被认作是主管的世界建造者，是数学家，是宇宙理性。希腊有把不和谐的东西设想为非存在的倾向也同样仍然存在着。黑格尔在事实与他矛盾时，总是回答说，“管它什么事实。”对他说来，这些事实只是表明“自然无力服从理念”，只是表明历史中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因为没有本质故而是无趣的。
《圣经》的信仰反对这种希腊的遗产，这种遗产模糊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觉察。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事实不允许我们漠不关心地去考虑事实的存在。更有进者，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愿望正是要探究那些与前已发现了的秩序相矛盾的事实。科学家的逻各斯总是使他在事实前碰壁，然而，这不是使他抛弃探讨，而是使他在更完善的知识中解救自己。他感觉到他是以人类的、有限的方式去认识，他不相信任何被接受了的整体的秩序。
因此，今天我们不再有一个有效的世界图景。哲学和神话先前所宣称的包罗万象的统一的知识，对于人类认识来说，是不可达到的。科学根本上并且永远是未完成的。
因为，不和谐的事实成了吸引的力量，所以，无目的性和恶就成了追求知识的驱策。世界充满暧昧不明的东西。对真理的渴求必须承认“它就是如此”。创造者上帝也要服从探讨。在知识中，存在着为追求上帝而反对上帝的斗争。上帝希求真实，不愿为错觉所影响。任何企图通过教条和诡辩来安慰和劝告徘徊不定者的神学家都是上帝所拒绝的。
上帝的思维是如何在世界的各种实在中发现的，这个迫人的问题使我们达到一个限度，即我们的思维不是上帝的思维；上帝的思维不是我们的思维；即使科学在某种未曾料及的和令人惊异的秩序中发现了美和完善，我们的思维也不是上帝的思维。
同时，这种斗争也发生在认知者和他的颇成问题的理想之间。正如科学家找出与他的信念和期待相矛盾的事实材料那样，现代的哲学家也找出了他的对手。真理之显现是以某种显然是自己毁灭的东西为条件的。
世间的推动力禀承着《圣经》的推动力。冒险精神成了理智的事业，它要跳过每个视野。
在《奥德赛》中，但丁预料到现代科学的一种驱策力。奥德赛的思乡病和对他的亲爱的人们的爱恋都不能满足“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是隐藏的”这样的渴求。当奥德赛在世界的尽头看到所树立的“要人由此折回”的界石时，他告诫他的伙伴们说：“不要否定在你生活的最后的部分有发现的机会，如果跟随着太阳，我们就会成功地发现世界上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不要像牛马那样留恋于生活，而要为名气和知识去战斗。”他们航行了五个月，一直达到见着另一天极的星斗。“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海中的高山，”——炼狱山峰。那是太好了。就在那里起了风暴，大海吞没了船只和人。但丁要使人们灭顶是因为他们敢于超过确立了的界限。
现代科学不知道限制。它走向极端，冒着那初看起来似乎是荒谬观念的危险，以图获得更新的揭示事实的确实性。与现象相违反的思维过程在古代的依远近看法而不同的概念及其对天文学的应用中（“月亮比伯罗奔尼撒半岛更大”）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它仍然局限于知觉。今天，借助于数学的构造，自然科学企图证明对于经验是最荒谬的东西，以便因此而获得为经验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这最多的是新近的原子物理学中的知识，——并且也是为了解放出原子世界的能量。
第三个推动力是在对那自现出来的东西的沉思（古老的理论）和在思维中产生出那被现象中某种不可知觉的东西所暗示出的东西（现代的理论）之间的知识的两极性。
产生的活动成为可靠知识的形式。康德说，我只知道我能做出的东西。维科说：“历史是最有效的科学，因为，在历史中，我们知道作为人的我们自己曾经做出的东西”。
这样，知识就在于对它自己的产物的自身确证之中（自然科学），或者就在于对产物和人的事迹在思维中予以再演之中（历史），或者就在于作为生存任务的基础的内在活动的生产中（哲学）。
但是，“通过生产以获得知识”的主张却易于为权力意志所滥用。
从自然科学中产生出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最初是适宜于使人摆脱需求的束缚，适宜于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但是，它却变成了有利有害的东西，即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潜能同时增加了。最后，技术又被滥用为创造一切事物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
从科学历史中产生出实用的~社会学的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是用来指示对活动和计划有关的与可能的东西。尔后，它被歪曲成企图以设想的普遍知识为基础的普遍的计划来获得控制历史进程的力量。
从哲学产生出抑制人类的技术，产生出刻版化和强近教训以致在道德上败坏自由人们的个人生活的技术。哲学否认了知识，成了武断的东西，或以所谓心理分析的骗人的服装来掩饰自己。凡是体验过知识的人都更能知道过分利用Saplre aude ——要勇敢——这个挑战是不行的。求知的意志不是无害的学业，因为，知识的后果是不能测量的：现代科学的开端也就是纷乱的开端。这样，从一开始也就存在着反抗。知识会成为恶行。有时恐惧心理侵袭科学家并引起良心的不安。
可是，对于现代一般人心来说，看来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现代人按动电钮，转动车轮，接通电流，就有了光明、扩音器、电话和热。他走进汽车、火车和飞机。他不需要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科学和技术的造作；它们造出各种必须的东西；创造出我们的幸福。专家能够并且很快地能够做出各种事情。一切人在他们很小的领域内都是专家而期待别的专家来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每个人生活着好象以为整体是从一个单独的点被指导着；但是，在这个点上没有专家：他们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这样，在人生不能根除的需求中，科学~迷信就创造出普遍欺骗、绝望或冷酷无情的典型的现代意识。
凡是为这种科学~迷信引导着的人，凡是实际上不知道科学的性质的人，都以为，在他所使用的和合用的仪器装置的意义上；他就好象合乎标准地把握了整个真理和实在以及幸福，就好象在这种方式中使一切都成为可认知的，就好象超出这个之外，就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对于真理和实在，他成了瞎子。
但是，科学家们自己看待这情况是十分不同的。他们是承认并且证明世界的无根据性，对于科学家们，世界是无系统的，是不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的领域及其令人信服的普遍有效的精确性不能被看作是绝对真理。
要点就在这里。科学的确已经实现了一种新的、确定的、庄严的真理概念，然而这绝不包括所有的真理。相反地，作为普遍有效的准确性这样的科学的真理概念却给另一种真理留有了余地，这就是：大全。
不否认科学的知识，相反地，从科学的知识受到哺育而向超越性飞跃仍然是可能的。这一点能够在哲学思维中加以阐明。
这种飞跃的条件是对于科学界限的清楚的了解。
在探讨宇宙开端、生命开端、意识开端以及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进展等问题时，我们就碰到了事实上的界限。我们从来没有把握到整体——不管是物质还是生命，不管是有开端还是没有开端，不管是间断性还是连续性。在认知活动中，我们只能走向无限。
科学认识总是意味舍弃整体。例如，海森堡说：“自然科学的每一进步几乎都是由放弃一些东西得来的”。“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理解’所提出的要求总是愈来愈狭隘”。
可以把科学知识的界限表述如下：
关于事实的科学知识不是对于存在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特殊的，都是针对着一定的对象和方面的，不是针对着存在自身的。
科学知识不能给人生提出目的。它愈清楚地了解它自己，它就愈确定地关涉到另一个它不可达到的基础，即自由。
科学不能回答关于它本身意义的问题。应该有科学，这是依据于追求知识的根本意志，这种意志的正当性是不能科学地证明的。
特别是，科学知识需要一些预先的假设。它知道或想知道它实际上作了哪些假定——这才是它的唯一的非假设性。现代科学的局限是：每个臆说必然是一个假设，也就必然失去了它的绝对性。
科学界限是一些暗示。真理要求比纯科学更多的东西。这另一真理也是思维的对象。
科学是关涉那种强迫每个心灵接受的东西。真理的考察则是关涉人生的信念。
科学知识通过特殊的研究而完善起来，并且对每个人都是同一的。对于理性的哲学知识和启示的神学知识的真理性的信念则是杂多的，不是对每个人同一的。
科学知识是相对于方法与观点的，因而是普遍有效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真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那些人是绝对的，但是就其客观的表现来说，它是杂多的，不是普遍有效的。对于科学的有效性概念来说，这是很尴尬的，是难以容忍的：真理对于遵奉着它的人并由此而第一次使生活和生活的探求成为有意义的人来说是绝对的，而这种真理从其科学的有效性看来就不再是绝对的真理，只在许多精神力量的斗争中才是现实的。
科学中的有效性是理智中的共同要素，表现在思维中是所有人一般意识的共同相关者。哲学的和神学的真理是那种在我们无限多样的生活交往中要我们必须遵守的东西。
近五百年来，把科学看作包罗万象的古老概念已经被推翻了。但是这点并没有立即被认识到。相反地，全部知识，不管是强迫人接受的有效性的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真理，都与以科学的名称。
但是，现代科学所排斥的或含糊地包容的东西一向同样都是真理，而且，今天也仍然是真理。
事实上，现代哲学是和科学同时出现的，但有另外的根据。现代哲学不依赖启示去寻求它的理性的信仰，正象科学不依赖启示去追求知识一样。
由于都不依赖启示，新的哲学就认为它自己是与现代科学是同类的；这是对它本身致命的误解。这样，新时代的伟大哲学就穿着不合适的外衣登上舞台。新时代的哲学在把自己与现代科学等同起来的做法中就往往丧失了自己，因为它不能满足科学知识对于强迫人接受的确实性的要求。这样，它就受到了蔑视，失去了理智的信心。
现代哲学只在承认已抛弃的外衣（与现代科学一道，以信仰的词语说明有组织的宗教思想）才能达到它的真正的身份，而这种外衣是与它自己的真理不同的真理。由于考虑到这些真理，它就重新获得它自己的永恒的泉源。究心于来自启示的信仰，它就没有对这个信仰的理解断念，或者说，它就需要在这信仰的不可理解性中去理解它。在现代哲学看来，科学是已经达到的迫人接受的知识状况。
哲学的任务应该是：
1. 因为，从世界和人的不可穷尽性来看，现代科学是绝不能达到完全的，所以，向无限前进的命运就落在科学的身上。因此，科学就总是不恰当的。但是，是处在这个世界中并且不服从于这种可认知性的人们的自由就应在哲理探讨过程中表现它自己。
2. 世界之无根据性这点不允许我们把世界当作绝对的实在。哲学指出与可认知的世界不同的东西；存在和超越性。
3. 科学确实使我们摆脱了魔术和魔鬼，但是也容许失去超感觉的根据的存在。哲学又重把放弃了的历史传统建立为密码的境界，建立为人类精神创造物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超感觉的实在被捕捉到了，或者说，在这个境界中，人在符号、神话和哲学思辨中理解了包罗万象的实在的语言。
在新的知识境况中，那曾经只是表面上失去了的东西又出现了，它声言要通过密码在存在问题上启迪我们。在密码的高超的语言中，对于追求真理的人，密码比超感觉的假实在的具体化身更为有作用。
这种物质性属于作为带有有限理智的、有感觉性能的我们，这种物质性是奴役我们的。超感觉的实在（超越性）属于作为带有理性的存在的我们，是使我们自由的。科学使在纯粹密码语言中摆脱物质性成为可能。哲学力求保持密码的严肃性，在永无休止的时间中以密码反对密码而挑动这样的战争，即存在的精神参证存在的根据而和自身进行的战争。
那末是存在着两种独立的并列着的真理、即科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吗？决不是。毋宁说，在一切科学中都存在着这两种真理的区别和联合。
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那本身不是科学的信仰信念在研究者的专心致力中就仍然是动力。例如，爱因斯坦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述出一种“与宗教感情有关的对于理性的信念，或者毋宁说，对于世界的可理解性的信念。”精通多种多样的经验的道路是无穷无尽的，基本假设的单纯性是不可得到的。因此，他的信条是：“在我们研究的原始状况中，这些目的的最后达成乃是信仰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信仰，对于知识的自足价值的信念就不会是强有力的，对我就不会是不可动摇的。”
在生物学中也是这样。生物学假定活的东西有知觉的基本能力。哲学相信生命的存在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这种东西将以迫人接受的知识的方法证明为客观上确定的东西。为了通过事实的知识永远意识到生物科学的局限性，这就需要经常地进行批判。
在神学中，情况仍然不同。与自然研究者和历史学家相反，神学珍视信仰知识的古老科学。现代科学只是作为辅助的东西服务于神学。辅助的东西仍然可以占优势。奥伏派克这位著名的巴塞尔神学家，在提出他的历史著作时既不管这些研究题材是否为信仰而探讨，也不管这些研究结果对于信仰是否为想望的。他不让他的学生知道他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按照他自己所说，他不曾相信过基督。因为，对于他的研究的严肃性和正当性来说，这是无关重要的事情。
在历史科学中，正确的研究和哲学的指导同样是重要的。人本主义是个伟大的运动，诗人、学者、政治家和牧师在这个伟大运动中通过与古代的接触去寻找人的完善性，这种人本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的英雄人物是托玛斯·莫尔；它的最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家是伊拉斯谟。与古代著作的接触，即对古代著作的发现、校订和注释，产生了成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的哲学和历史学，而且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即在今天仍不断在前进。但是，我们在理解这些著作时是如何从解释达到客观的、迫人接受的知识的，这个问题引向了决不能完成的批判。我们如何能够以初步解释的成果来表明事实的发展呢？如何表明这种解释的内在逻辑或矛盾呢？如何表明它的因果方面是普遍有效的呢？在哲学信仰和成为研究标准的相应的观察可能性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
科学本身是什么，应当作为纯粹科学来发展的是什么，在科学中，这个大问题在科学知识的各个时代是不同的。
但是，整个说来，诚然，随着科学的前进，为了检验科学通过对一切人有效的知识能提供出什么东西，根据信仰的信念是被悬置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信念是被归结为科学知识的工具。
与包罗万象的真理紧相联系的是研究者的动机和观察能力，而不是研究者的知识的有效性。他们在那种迫人接受的知识中意见是一致的。在动机和理解能力中，他们仍然受到多种多样的真理的推动，因此，就总有分歧。
这样看来，在科学本身中就存在着哲学。的确，要与哲学有区别是容许科学的纯粹性的。但是，科学与哲学的联系乃是首先给科学以内容的东西。科学与哲学两者由于无批判的混合和实际的分离都受到了损害。
只要对于绝对化了的科学的非真理性没有鉴别能力，对于可认识的世界的无根据性和作为真正实在的语言的密码底力量没有鉴别能力，那末，现代科学知识的世界和技术生产（尽管它有伟大而又有限的光彩）就仍然主要是使人愁闷，对人重要的东西予以曲解。存在和超越性（或自由和上帝）已消失不见了：它们在科学研究的各种进攻之前取消了，就这种研究方法来说，它们好象不曾存在。因为，从我们在科学上认识的世界来说，我们是决不能理解它们的。
这似乎就是真理与科学在今天的情况。现在，我们要回到最初的问题，即对于大学的任务来说，这种精神状况意味着什么？
二
在1459年的敕书中，爱利斯·西尔乌斯·比珂罗米利（比乌第二）以他的时代所熟悉的语言指出大学的任务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知识珍宝，这种知识珍宝示明并宣告走向善良的和幸福的生活道路”，而且它“使它的实践者与上帝同类并引导他们得到世界秘密之清楚明白的知识”。
即使在高尚青年的灵魂之中这样的意向仍然可能存在，但今天还没有一个人敢作出这样崇高的许诺。实际情况却相反：大学只教授科学（意即现代科学），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信仰，在超越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在这里没有地位。
最大的问题是：大学的任务就只是教授现代科学吗？或者，它还应当走遍一切通向真理的思维之路吗？
大学以它的现实情况似乎给我们作了回答。科学被分割为许多领域，这些领域很少相互关心。大学是进行特殊训练的许多部门科学的集合体。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仓库，在这种仓库中可以得到为某种目的所想望的知识。但在这种有组织的秩序背后隐藏着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信仰的基础或是消失了，或是没有被人找到。
自然科学和医学在技术时代具有优越的意义。语言学和历史科学是为了培养教师而设置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是新近发展的。神学只是保存在缩小了的范围内。哲学不再有确立了的地位，并且对每个人都成了麻烦。
加之，大学有分裂为学院和诊所的危险。学院的首领们常常认为他们自己只是第二等的教授。相聚在一起安静地过着最低收入的生活，而从事追求真理的沉思的个别研究者是更为少见了。
大学的统一性成了幻想。它之分解成专业性的各部门的过程正在继续。
如果对于大学的这样的描画是正确的，那末，我们认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完全赞同这种情况。因为大学的统一性是我们理智生活的理想。或许，大学的统一性只是在改变它的意义吧？
在神学与哲学间、哲学与科学间、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间、科学与实用间充满了紧张到可能破裂的状态。
从中世纪以来统一性并不是幻想，而现在它却成了没有根据的并且许多世纪以来也就明显地成为了问题吗？
统一性还不是通过作为方法的科学之纯形式的、与简单意见相反的统一所能得到。
再者，真理的统一性也不存在于任何一门科学中，甚至也不存在于哲学或神学中。
但是，在这紊乱的状态中，处在现代科学条件下的包罗万象的真理只能借在思维中展现它自身才能引向大学之新的统一。这种统一仍然是可能的吗？
在当代的真理与科学的状况中，这种统一的模本不再能是一种要揭示的隐藏的概念系统、一种世界观、或完成了的世界图景。相反地，这种统一现在仍然能够通过对精神上的束缚力的斗争而显露出来，无需客观的法庭予以监督。
这种统一的实现在于精神斗争方式的发展，在于互通声气的斗争的形成。自由和容忍就是属于这种斗争，它以意志作向导，这不仅引向共同的理解而且引向共同的理性。
单个的真理在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这些力量在以下几方面受到束缚，即它们在科学的共同媒介中要互相碰头；其次，它们的出发点要互相接近、互相探求和互相倾听。对于真理的统一性来说，斗争不是危险，危险在于对别人的遗忘，在于不能互相会面，在于否认互通声气是共同的基础。
如果精神领域中伟大的宽广的斗争、互通声气的统一性的观念以及这种斗争中的吸引力不能发展，以真理而显示出的大学的统一性就会失掉，并且终于扫除干净，屈服在为了技术和政治目的而来的外在的统一性的高压下。
大学本身不是政治的。大学的观念在国家和民族之上。国家和民族同样地都推崇大学，把它奉为珍贵的珠宝，这个珠宝现在翱翔于广阔的精神领域的基地之上。象教会一样自由，它确实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民族装饰，有它自己的传统，以及按照它的特殊的地位而指定给它的任务。但是，自由国家的光荣，在于把它的大学保持为不受国家干涉的领域，甚至能反对国家权力的不法的进攻。国家期待从大学那里学得的真理知识发射出国家自身认为对于它的居民的尊严是重要的东西，即把它自己以及一切东西建立在真理之上这样的愿望。国家由于大学的自由和它加于大学的崇高要求而有了特殊风格。
只是在一点上，超政治的大学自然是政治的。因为，为了表露它自己的作用，大学必须承认在那种愿意保护它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中它自己生存的条件。
大学的自由是西方世界已经追求了2500年的自由事业中的一个环节，直到现在它还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例子。
但是今天呢？由于迷信科学而对自由的压制、由于整体知识的假定对大学所产生的反应，容许它只是作为对于技术追求是有用的手段才受到尊重，尤其是，只作为政治上有用的思维方式的训练，才受到尊重。在出现和流行这些情况的集权政治制度的地方，由于为外在于它的权力所篡夺，只能认为，大学是在衰落，即使它还保留着它的名称。
三
我们西方的精神危机尚没有把那扫除一切的自觉的绝对的道德的力量加以发展。所以，在现存秩序中，它不可和早期的宗教危机相比。今天，它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随着真理和自由沉没在集权统治中，就存在着由人带来的原子灾难而毁灭全部生命的危险。
这里，抗议、简单的预防办法、通常的政治方法、个别国家放弃原子弹等都没有长久的帮助。在千百万沉默之年之后，在比较微不足道的、短暂时间的、确实是刚才开始的、对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几千年之后，一种自我毁灭的行动，一种从没有在自然中发现过的自我毁灭的行动，是否会结束人类，这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动物的某些种属由于它们没有生活能力会慢慢地灭绝，——这是自然过程。人类的结束将是他的自由的行动，这自由是从这几千年产生出来的。对于我们，这几千年是从未听见过的光荣的岁月，是在否则就是无言的、无意识的宇宙中真理的启示。但是，这几千年作为已经一般地显现在历史中而可能自我毁灭的准备也是可怕的。
人有能力去对付那威胁着他自己的灾难吗？
在前一世纪中，大学举行的百年纪念是充满了成功的得意。19世纪不是把自己叫做科学的世纪，就是叫做技术的世纪，或历史的世纪，与19世纪的骄傲相比，对于这三方面的每一方面，20世纪或许应有更大的骄傲。
但是，尽管这样，今天，得意洋洋的气氛被压下去了。伟大的个体的研究者更为罕见了。真理的最终目的是暧昧不明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事实和发现积累得难以理解。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原子弹的威胁。
可怕的是：沉思默想的努力避开了世界，我们理智的预见毫无希望，人们漫不思索地忙忙碌碌。
我们远不敢像19世纪中海德堡的库诺·费舍尔那样骄傲地说：我们庆祝50年的纪念并为未来的50年的纪念播下种子。
我们已被准许把大学的观念弄得适合时宜了，——这个任务之必要和它曾经对爱利斯·西尔乌斯·比珂罗米利的必要是同样的。但是，在后五百年的今天，对于这个观念的模范，我们是不再同意或仍然不同意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全体的名义说话。
有一件事我相信是确定的，即、我们宁愿忍受最严苛的真理的苦楚而不愿掩饰它，宁愿把我们暴露于真理之前而遭受痛苦而不愿生活在错误之中。
如果，在那种对我们是含糊不明的世界中，理性和反理性总是连在一起，那末就足以相信在任何情形下，理性总在世界中，它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我们应当为它而生活。
大学的任务是在其互通声气的斗争的纯洁性中通过知识为这种理性取得最大光辉。
受到国家保护的大学被给予了一种极好的安静。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对过去的回忆、积极加入传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赞美的，但这是不够的。许给大学的安静，这是为了我们可以在心灵中和精神上感受到世界事件的暴风雨从而可以理解它们。大学应当是对时代有最清晰意识的地方，在那里，把最模糊不明的东西暴露于光明之下，从而至少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都可以完全被认识，从而这种明晰性将有助于世界中的事业。
的确，我们会灰心的。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真理绝望时，他们是如何去寻找把生活放在比真理更高的平面上。我们看到那回避真理的反抗不再去注意事物的基础，例如说：“我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要求的东西”，“人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虚假的知识，都是反理性的，对于这种反理性的东西，我们不能信赖它而不抛弃那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即理性和仁爱。
伟大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即或我们还不体会到它。
在现实的世界状况中，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见地推得很远。然而我们也不能以迫人接受的明晰性来表述伟大和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以理想的信赖心情去追求它们。
在今天凡是不进入世间行动的东西都被斥责为虚无。凡是不能达到世界群众的东西都是与世事进程无关的。我们应该敢于公开。在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读写之后，如果，民主是通向自由、真理、和平的唯一道路，那末，它的成功与思维方式和人人都可学习的符号是固结而不可解的。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大家都可学到的；然而，相反地，严格的专门化了的知识则只限于一些专家，每个人按其适当的地位和职务都应当属于这个专家团体。达到包罗万象的真理的通透性也是大家都可学到的。以合于时宜的有思想的圆满的方式来传达这个真理是少数人的事情。
大学的任务是容许科学的思维方式能够实现，探出述说包罗万象的真理的语言。
通过大学的讲师和学生，如果大家每天都在实践合理的思维——这种合理的思维到处都需求理解，但它不仅仅是理解，——那末大学就能完成这些任务。大学是从内在的转变中产生出来的。让我们简短地谈一下隐藏在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活动中的东西，谈一下我们精神活动中的我们实际存在的命脉。
对于科学问题的熟悉已经就是一种通过自我批评的转变——但只是理知观点的转变。而更重要的，并且是一切当中基本的东西，乃是求真理的意志的基本转变。这就是柏拉图曾经那样用力描述为转变的转变。
这里没有象在科学中所有的前进，而只有每个人和每一代人的基本的再检讨。只是了解再检讨的意思是不够的：应当去做。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别人去做。人们总是随转变而重新建立基础。不经过转变的真理是没有的。
转变是人的核心。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都能够做出惊人的事情。在真理与理性的光明中，今天通过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的许多个人，转变是可能的吗？它能广泛地起作用吗？
在《圣经》语言的密码中，如果上帝曾经一度以洪水消灭过人类，如果老年的歌德认为上帝不能再喜欢世界而会毁灭它，如果表述上帝允许了在洪水这后绝不再发洪水的密码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必须宁可认为由于人的缺点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这宇宙中的微尘）就会返回到无机状态而不留下诺亚一个人，那末，真理亦即来自科学的知识和来自理性的转变就已经达到唯一的重要性，即只有通过它，现在才保存了人类的勉勉强强的存在。
今天，我们好象到达了命运的门口。它仍是敞开着的。它不是通过人类的死亡而最后关闭起来，那就是我们跨进去从而通过不断转变中的真理而走向自由。在这个选择的面前怀疑可能会毁灭我们。我们单纯的理智以为它看见了这个大门在开始关闭起来。
只要有时间，由于我们的活动，由于每个人的微小的但却是不可代替的活动，我们就仍然必需抱有希望。因为，这活动是在于我们，并且仅仅是在于我们。如果我们思想着、生活着和有计划，而且以热烈的合理信仰去行动，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或许超越性就能来帮助我们转变，而不要我们知道是如何做的，不要我们能够去指望它，甚至不要我们能对它形成概念——除非依据高入云霄的密码语言。
[注] 本文节选自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冊1553~157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是创立人文“轴心时代”的著名德国哲学家，二战期间，不离不弃犹太妻子不怕陪住集中营；战后，举国瞩目的人格英雄愤然质问《联邦共和国向何处去？》“一个昔日的纳粹分子竟成了新首相，他居然厚颜无耻、令人作呕地故作微笑姿态、装出一副代表人民的友善面孔；而社会民主党竟然也通力合作，共同拥立了这位新首相，并且逐步接受了紧急状态法而放弃了反对派的立场。”反共政治迫使爱国教授沮丧出走——纳粹想做都没做到，孤独老死瑞士巴塞尔。（汉斯·萨尼尔：《雅斯贝尔斯传》63页，商务印书馆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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