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
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
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话说在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虽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汇报工作时愤然说，他要离开红4军，到上杭县蛟洋去。
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
“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不久，闽西特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的经验，主要是永定县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建立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在各地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闽西特委在 6月27日正式决定，不久将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邀请毛泽东到蛟洋指导工作。
在红4军“七大”后的一天，新前委在龙岩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新泉将闽西地方红军和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4军第4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毛泽东和朱德一块儿离开会场，看看将到新邱厝，毛泽东说：
“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的东西。”
朱德说：
“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咕咕叫了。”
贺子珍见他们回来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一锅带着香味的热腾腾的清汤。大家坐好后，朱德打开锅盖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说：
“怎么，这锅里还有这么多燕毛毛在飘动呢？”
贺子珍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放就走了，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了。”
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笑了起来，说：
“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邱老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
贺子珍望着一锅带毛的燕窝汤，很难为情地笑了。朱德见他们如此说，也笑着说：
“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
说着，他就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贺子珍摆好饭菜，曾志刚好从政治部回来，也赶忙过来凑热闹，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吃又喝。朱德还咂着嘴说：
“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毛泽东见朱德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只好笑着说：
“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还有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4军部队，徒步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毛泽东是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指导闽西特委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等候中央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前往上海，而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后来以闽西特委秘书长身份暂时留在闽西特委工作的江华回忆说：“在离开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7月9日，陈毅以新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并随报告送去了红4军“七大”决议案和有关党内争论的文件。陈毅在报告中写道：
这些文件“皆关系4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前委4军七次会议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去中央。”
由此可以看出，陈毅此前所说的以他为书记的新前委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内阁”，是因为他估计到中央可能会派人来，所以他在这个报告里还是说“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去中央”，这就清楚地显示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如果中央不派人来呢，那他就稳坐钓鱼台了。
“闽西的局面基本稳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必须及早召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邓子恢报告说：
“大会已定在本月11日开幕。”
经过闽西特委积极筹备和酝酿协商，各级党组织选出了50多位代表，于7月10日到达上杭蛟洋集中。毛泽东与部分代表交谈后发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对邓子恢说：
“我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日期，先让代表们到各地进行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项社会调查。搞它一个星期，待情况摸清了，我们再正式开会。”
邓子恢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由代表们推举出邓子恢等5人组成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出13人为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为会议起草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各项决议案；尔后让代表们回到各县去，作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参加了代表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等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1人，有红4军第4纵队代表3人，还有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区各特支代表及共青团代表，共50余人。
毛泽东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指导工作。
会议先后由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上一年各县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经过情形；由邓子恢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由各方面代表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听了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们发言之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及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接着，他问全体代表们：
“根据地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回答说：“能！”
他又问：
“你们有什么有利条件？”
大家被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一边的黑板上写下了6个有利条件：
1、苏区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2、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3、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4、闽西粮食可以自给。5、闽西处于闽、粤、赣3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6、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是：1、深入进行土地革命。2、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的波浪式地向外发展。3、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总结了闽西党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闽西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溪南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大会决定，闽西党的任务是为创造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确定了当前的具体任务：壮大红4军第4纵队，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建立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毛泽东由于辛劳过度，突然间闹出一个恶性疟疾来，不得已退出了会议。
恰在此时，闽西特委接到了福建省委送来的中共中央“六月来信”，来信中说，根据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同意毛泽东不分兵的主张。朱毛可以暂留不走。信中还说，中央最近要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希望红4军派一得力代表去汇报情况。闽西特委马上将“六月来信”送给了驻守连城的新前委。
7月29日，大会提前闭幕，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和《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还选举了新的闽西特委，委员15人，常委5人。选举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蓝鸿翔为宣传部长，江华为特委秘书长，曾志为团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谭震林、卢肇西为军委委员。
张鼎丞，福建省永定县人，1898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青年时期在小学任教时参加了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鼎丞同邓子恢等一起领导福建西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时，张鼎丞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4军第4纵队党代表。
就在7月29日这一天，新前委书记陈毅与朱德带着新前委全体成员来到蛟洋，由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带病参加了会议。
陈毅鉴于闽粤赣3省敌军逼近闽西边境，前来“会剿”红4军，前锋李文彬部已经进占长汀的河田，闽敌张贞部已经占据龙岩的适中，便提议红4军分兵两路：1、4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3纵队出击赣南去广东，从外线打击敌人，以打破敌人的3省会剿。
毛泽东发言说：
“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
毛泽东还说广东的敌人比较强大，红4军比较弱小，目前应该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劝他们不要去广东冒险。
陈毅认为，红4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接下来，陈毅才说出了这次来蛟洋的本意，没想到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剧烈争论。原来他已经盘算好了要去上海。他问毛泽东：
“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
“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便说，根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又一次来见毛泽东，说：
“我打算到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
“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7月末，陈毅便化妆去了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根据他7月9日的报告，在8月21日给前委及红4军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信中说：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七大”在政治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须，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予恰当的批评。”“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必须采取‘比较集中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生长。”“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引向流寇主义行径。”“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红4军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
如果陈毅不急于去上海，按照“八月来信”精神及时纠正红4军“七大”的错误决定，就不会有红4军后来的重大挫折，也不会有毛泽东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只可惜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且说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为“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他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有一位特委机关干部悄悄给他的灯盏上加了一根灯芯，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既严肃又亲切地教育他说：
“我们正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节约一滴油，一个铜板，都为着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战士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我们当干部的能闹特殊吗？”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出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闽西的分田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的：
1、在工农政府领导下，各乡选举产生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一般由5人至7人组成。各村选举成立3人分田小组。2、划分阶级成份。3、清查田亩。4、分配土地。5、宣布分田结果。6、插牌定界，颁发耕田证。
1929年8月初，毛泽东来到上杭大洋坝。此时留在闽西反“3省会剿”的红4军第1纵队正在大洋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第1纵队第2支队长萧克到纵队部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
“你们那里的田都分完了吗？”
萧克回答说：
“都分完了，谷子也快收割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分了就好，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只要收到了一季谷子，你们就站稳脚跟了。”
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大洋坝，在永定的灌洋、虎岗、堂堡、湖雷、陈东坑、石岭、豪坳头等地视察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此时，与闽西的大好形势正相反，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出击外线后，处处碰壁。
原来在8月2日，红4军第2、第3纵队在朱德和前委率领下，仓促开往闽中。由于他们对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不熟悉，所以在行军打仗中，遇到了不少麻烦。正如毛泽东所料，孤军深入闽中的红4军主力确已遇到很大困难，闽中地区敌人比较强大，而红4军主力缺少群众基础，时值盛夏，加上路途遥远，又是高山峻岭，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病号日益增多。
8月中旬，朱德在闽中计划率领红4军主力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计划。
8月18日，朱德以前委名义写信给闽西特委，通报了他的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到此信，立即报告给正在闽西指导工作和养病的毛泽东。尔后，闽西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信给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无群众，没有斗争，不能起帮做侦探的作用。过了乌龙江，则敌人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闽西特委在复信中提议前委再调红4军主力回闽西。
朱德等人见到闽西特委的来信，不得已“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底，朱德率红4军2、3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此时，红4军1、4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地方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已经迫使赣敌、粤敌分别退回到了长汀、连城、永定、湖雷。
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永定县虎岗镇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他们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并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他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
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在生与死之间。别说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就是在整个闽赣边界也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暲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才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而那两个护送药品的人，其中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
国民党获悉毛泽东生大病的消息后，便在他们的报纸上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
此时，与毛泽东的境遇相比，中国的另一个“农民王”更不幸，他就是彭湃。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他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年仅33岁。瞿秋白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彭湃》一文。他在文中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戴、顶尊重的领袖。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且说在9月21日，已经回到闽西的红4军第2、第3纵队，与第1纵队会师，一举攻下了上杭城。3省会剿军久攻闽西不克，现在又损兵折将，便纷纷引兵退去。第一次3省“会剿”至此基本瓦解。
这时候，在红4军指战员中思想依旧比较混乱，“七大”上的问题还一直影响着部队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发挥。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他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回上杭参加“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朱德闻报，大为恼火，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不参加“八大”，就给他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暲、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毛泽东尚未回到上杭，朱德等人便在仓促之间拉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序幕。由于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大会又是采用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没有解决”。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这就引起了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发言中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工作，林彪等不少人都表示赞同。刘安恭却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此时的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
“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并在会议上朗读了一遍，大会表决的结果，获得了多数票通过。
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这正是：朱公生来性情好，极端民主令难行。
今朝重兵握在手，方知无毛难过冬。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朱德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只开了3天就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0月11日是农历的重阳节。毛泽东在前往上杭的路途上，置身于黄花遍地的景色之中，面对川流不息的汀江，面对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他登高远望，不禁思绪万千，脱口吟成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上杭县城，入住在城内的“临江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二楼的前厢房，蔡协民和曾志，还有邓子恢等人，分住在二楼的其它房间里。
红4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
“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
朱德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劝毛泽东安心静养。
此后，曾志从上杭大街上一家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后说：
“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
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
“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炖1只鸡，还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都要毛泽东吃一些鸡肉，再喝1碗牛肉汤。经过10多天的药物和食物大补治疗，毛泽东的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
这正是：身心俱伤命一线，毛公几到鬼门关。
来日斗争无穷期，尚需催马再扬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回到红4军，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9年7月间以前委特派员身份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同时等候着中央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前往上海，而后赴苏联莫斯科。倘若此次果能成行，他及早地与斯大林等人相识相知，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会少走许多弯路，王明等一类政治骗子再狡猾也无所施其伎俩，中国革命也许要早胜利很多年。可是不久中共中央的“六月来信”和“八月来信”相继而至，不但使毛泽东计划成空，而且又让他陷入了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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