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大卫·柯鲁克 |《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连载3：第二章 阳邑公社的诞生

　　作者：伊莎白（Isabel）、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翻译：放野

　　激流按：2023年8月20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为纪念伊莎白·柯鲁克，我们从8月21日开始，连载伊莎白·柯鲁克与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合著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47年，伊莎白、大卫夫妇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河北涉县，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为此深深震撼，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名著。

　　新中国成立后，伊莎白、大卫夫妇尽管在北京有了新工作，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十里店成了阳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59年和1960年的夏天，他们又回到了十里店。《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主要是根据这两次访问期间所收集的材料编写而成。本书于1966年由伦敦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目前尚无中译版。本书详细描述了阳邑公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包括农业生产、妇女就业、扫盲运动、青年组织、政治和军事组织等，值得一读。

　　第一部分

　　阳邑公社两年史

　　1958-1960

　　第二章

　　阳邑公社的诞生

　　（1958年夏天）

　　在“两条路线”的辩论之后，弥漫在中国农村的新精神有了具体的表现形式。

　　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的6个月里，有5800多万亩土地得到了灌溉。这比建国以来八年的工作量多了1300万亩，比中国以往几千年历史的工作量多了1800万亩。[1]

　　在这六个月里，全国各地的农民积累了1550万吨的肥料。平均每英亩一吨半，是1956年的三倍。在1958年的头四个月里，有4800万英亩的土地被用于造林，是过去八年数量的1.5倍。

　　接着，当农忙季节开始时，数十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干部和党员开始经营各种作物的小型试验田——小麦、玉米、水稻、棉花，他们创造了新的纪录，并抛弃了关于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可以实现的旧观念。

　　由于在田间管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前所未有的工作量的投入，1958年的收成比1957年高出35%。[2]这就是农业方面的大跃进。

　　能量的迸发并不局限于农业领域。为了给农村工业化打基础，农村合作社建立了简易的高炉。整个农村开始冶炼铁和钢。

　　在阳邑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在闽江沿岸的合作社中迅速展开。小冶陶合作社的一百名成员承担了开垦300多英亩裸露山坡的任务。在山坡下，他们填平沟壑，修建梯田，引水，开辟了约17英亩的菜园子。在高处，通过修复旧梯田和建造新梯田，他们开垦了45英亩的果园，其中种植了5000棵果树。在较陡的山坡上挖了 “鱼鳞”坑——只占半平方码的微型梯田，因其形状而得名。每个土坑中，都种植了比较耐寒的树木。到冬天结束、工作完成后，曾经光秃秃的山坡被15000棵树苗覆盖。人们还挖了三条水渠，把村子上方山上的马洺泉的水引到合作社的田里，并在其中一条水渠上建造了一个发电厂——这是阳邑地区的第一个发电厂。村里的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电灯——许多村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柏林合作社既没有光秃秃的山坡，也没有泉水。柏林合作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其干燥、起伏的高地田地储存用水。其解决方案是雨水储存池——罐状的、小颈的、大腹便便的地洞，容量为几立方米。这些地洞被挖在精心选择的地面褶皱处，形成微小的天然排水盆地，每次降雨时就会有溪流注入。

　　整个冬天，阳邑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都在进行。同时，那些没有修筑梯田、没有挖坑、没有挖蓄水池、没有挖渠道的合作社成员也忙着收集肥料。到1958年春天，整个地区的人们已经准备好在经过四个月的改善的田地上开始耕种了。

　　现在，一场新的运动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党员和合作社的干部。这是为了经营高产实验田。到1958年农忙季节结束时，已经创造了以下纪录：

这一年（1958年）阳邑地区的农业总产值上升到每亩313斤。在十里店村，从1957年的每亩258斤粮食上升到316斤；未轧制的棉花从每亩80斤上升到115斤。

　　但在这个创纪录的收成到来之前，冶炼钢铁的运动开始出现上升势头。在阳邑，冶炼钢铁的运动始于对农民是否能够制造钢铁的讨论。起初，有些人认为农民不能冶炼钢铁。然而，辩论的结论是：铁和钢是机械化的关键原料。为了实现农业早期技术革命，即机械化的目标，农民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做到。

　　在离阳邑镇只有几英里远的山上，有铁也有煤，煤只在地下12码的地方，随着运动进入高潮，成群的小火炉出现在闵谷附近的合作社里。当地矿场的矿石沿着公路源源不断地流出。

　　自1957至1958的冬季开始的每一场运动都提出了相关的问题。这次的大问题是运输。一头牲口只能携带一百五十公斤的货物；由两头牲口拉的车可以携带十倍重量的货物。十里店村和公路上的其他大村子长期以来一直把推车作为副业来做。然而，公路以外的村庄只有驮畜，除了运输效率低外，驮畜还需要被用来辅助农活。如果公路上的大村子能把煤和铁运走就好了，不仅为自己，也为邻居！但每个村庄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合作社。

　　运输只是一个大型组织的需求问题之一。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水。

　　在冬季水土保持行动中，尽管所有的合作社都可以夸耀自己的成功，但只有小冶陶可以声称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马洺泉就在上面的山上。像十里店村和柏林这样的村子，尽管最近有所改善，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他们需要可以运输泉水的渠道，不仅是为了灌溉，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饮用水短缺的问题。

　　马洺泉的水流量通常为每秒一立方米左右。但这样的水流量并没有被有效地用于灌溉。此外，即使在社会主义合作社成立后，这也是不断发生分歧的原因，柏林和阳邑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不乏关于水的争吵的记忆。1956年发生了旱灾，柏林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在马洺河沿岸每隔三分之一英里就派人看守，防止仅有的一点水的流动被干扰。但这并没有用。住在溪边的人比柏林的人更了解土地的情况和水的流向；他们把“属于他们的水”引向为己所用的渠道。尽管有守卫，但这些水都没有流到柏林。

　　各合作社的领导人提出了联办水利和灌溉项目的想法。人们的反应远非全心全意地投入。上游村庄的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水，而下游的人则坚信水永远不会到达他们那里。柏林的一个人说：“如果小冶陶的水有一滴流到这里，我就在你胯下爬三回。只有中游的村庄赞成这项工程，但他们缺乏资源，因此无法单独承担这项工程。”

　　这些争执和分歧并不是这个想法被放弃的唯一原因。例如，从小冶陶到十里店村的渠道必须穿过几个合作社的土地；因此，财产边界和土地利用也需要纳入人们的考虑范围。

　　农民们在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他们知道在苏联有大的集体农庄。他们在移动电影院看过关于集体农庄的电影，有些人还参加过在省会城市甚至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在召开会议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代表们关于访问苏联的报告。阳邑地区难道不能也建立某种集体农庄吗？1958年夏天，当地几个村的干部不止一次到县政府提出将他们的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集体农庄的想法。

　　许多要求将合作社合并或联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的人认为，问题主要是规模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这个单位足够大，能够合理利用水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但也有一些人，主要是干部和党员，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是规模问题，而且是范围问题。例如，大多数村庄都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社。有农业生产者的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为这些农业合作社提供工具和肥料，并为他们销售产品；信贷合作社（有时是独立的，有时像十里店村那样是供销合作社的一个分支机构），向农业合作社提供贷款，帮助他们推动生产。许多村庄还有手工业合作社——通常是制造简单农具的铁匠和木匠团体。早在1953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关于合作社的决议中）就指出，这些不同形式的农村合作社虽然不同，却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发展。并且，经济的整合也是通过这些合作社的相互作用才完成的。现在需要的似乎是某种组织形式来共同协调所有这些独立的单位。

　　到1955年，在合作进展顺利的地区，地方领导人已经开始强调协调的必要性。太行山区某县的党委在总结今后的任务时说：“在行政和法律、财政和经济、文化和教育、公共卫生以及群众组织方面，都缺乏对各种工作的全面协调。”[4]

　　随着社会主义合作社囊括了整个村庄之后，曾经的村庄管理被吞并了。现在，村长剩下的唯一职责是登记出生和死亡，以及调解家庭争吵。

　　1956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为了防止乡镇与不断发展的合作社的工作事项重合，乡镇被合并。即便如此，乡镇和合作社的职能仍有重叠，例如在征税领域。

　　到了1958年，随着对新通过的总路线的研究，许多干部和党员开始感到，需要的不仅仅是协调。他们想要的是扩大基本社会单位的职能。

　　总路线

　　事实上，新的总路线已经对农村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以前总路线的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私营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1956年冬季的大致完成，新的总路线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总路线号召人民 “表现出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5]

　　这些短语表达了当时盛行一时的氛围。对总路线的研究展现了一个没有贫穷和愚昧社会的前景。带着这样的前景，合作社的农民们不是缓慢和一成不变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是像长期无家可归的人获得了建设新家园所需的一切资源一样振奋。他们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他们的泥砖房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

　　苦干三年！享福万年！

　　新的总路线是在八年的时间里形成的，它把一些经过检验的重大原则系统性地集中起来。

　　这些政策包括一套被称为“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两条腿”中的一条是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

　　在解释这样做的必要性时，刘少奇指出[6]，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5亿农民是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必须在工业化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建设将提供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和无限发展机会。他将为快速扩大的工人阶级提供所需要的食物，为快速扩张的轻工业提供所需要的材料。他们自己也会在村庄里建立小型工业企业。

　　另一双腿是国家和地方工业的同时发展。

　　刘少奇指出，“工业的发展需要全体人民的努力，因为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意味着要打破工业只能由专家管理的神话。只有当所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直至合作社都参与其中……我们才能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如果这样做了”，他继续说，“工业厂房将很快在全国各地星罗棋布……这将势不可挡地加快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缩小城乡差别的步伐。”

　　然而，刘少奇继续警告说，这种迅速的发展将引起许多目前难以预见的新问题。

　　迅速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需要在教育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总路线要求扫除文盲，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把中学办到乡镇，把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办到地区[7]甚至许多县。

　　“重要的是人。群众的主动性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这是新总路线的精神。它意味着将人民群众纳入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将集中领导与非集中管理结合起来。由于有五分之四的人在农村，因此这意味着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都必须在农村乡镇或农业合作社中扎根和发展。

　　很快就可以看出，随着农村的活动越来越广泛，乡镇和合作社之间的职能重叠也会越来越多。自从高效率工作的合作社成立以来，合作社往往包括整个村庄甚至几个小村庄，尽管乡镇已经扩大，但仍有一些管理上的重复。现在，随着设想中的大型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建立，这种重复将再次向上扩展到乡镇。此外，当地的工业也会出现管理重叠，以及对当地原材料、人力和资本的竞争。

　　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一些地方，合作社被并入“国营农场”，在另一些地方合作社被并入集体农场，还有一些地方的合作社被并入某种类型的联合会。在1958年的整个夏天，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在农村研究这些新举措。

　　合作社的一个特殊合并单位承担了合作社和乡镇、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所有职能。毛泽东在参观之后，将这个新的、尚未命名的社会单位命名为 “人民公社”。毛泽东对这一单位和他所参观的其它实验单位的评论后来被以醒目的大标题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8]他说：“人民公社好。”

　　1958年8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合作社发展的未来阶段，并于8月29日公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一决议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研究。

　　阳邑公社党委的一名成员回忆说：“毛主席说公社是最好的。区领导说，我们应该学习公社是什么，以及如何管理公社。”阳邑、小冶陶、柏林和十里店村等地的人们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讨论的热潮甚至蔓延到了白天的田间工作中。

　　农民们总结说，公社是“一大二公”。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相比，它的规模更大，功能更多。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功能到底有多广泛，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公社不仅从事各方面的农业生产（包括田间劳动、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而且还经营工业。

　　但是，与社会主义农村合作社相比，公社扩大了生产的范围，同时公社的工作事项也包括货币兑换，换句话说，即贸易和银行业务。

　　更广泛的职能并不限于经济活动，因为公社还将接管文化和教育以及国防的工作事项。

　　有了这些功能——更不用说为其所有成员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社会福利服务——显然，公社取代了合作社和乡镇。它是一个新的、包罗万象的社会单位。

　　在长达一个星期的讨论结束后，430个十里店村的住户提交了在当地建立公社的申请。周围的村庄也陆陆续续提出申请。1958年9月，33个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了阳邑人民公社[9]。

　　10000个家庭，37000人接受了公社的统一领导。16000英亩的土地被纳入管控之中。当土地改革在1948年完成时，这些土地是在小于两英亩的家庭农场的范围内。十年来，土地管理的规模增加了一万倍。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