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准的小说《耕云记》呈现了“大跃进”中的复杂样貌。一方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供的种种现实条件使得普通的农村青年萧淑英能够成为一名女气象员;另一方面,在此背景下,萧淑英的气象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包括生产责任的压力、群众舆论的压力和权威性不足的压力。小说中的公社关书记和萧淑英虽然试图应对这些压力,但其回应仍显不足,特别是没有正面面对舆论所反映的群众意见。这是因为李准在1959年、1960年的特定观念形成了对群众意见的筛选和排斥机制。他所塑造的“为党工作”的萧淑英,由于缺乏“为群众工作”的意识,没有有效理解和化解群众的不满。透过萧淑英的成长、压力与限度,我们可以经由李准的视角,看到“大跃进”时期为科学引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条件,看到它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开辟的可能,以及它在此时农村的现实结构中所受到的种种挑战。
1960年,李准发表了短篇小说《耕云记》。小说讲述了玉山人民公社的女青年萧淑英如何在“大跃进”中成长为一名认真负责的气象员,并克服了各种困难,通过准确预报天气,为公社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篇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历史内容。从中既可以看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为农村女青年的成长与发展所提供的条件,又可以看到气象工作在当时的具体语境中被引入农村时所形成的特定局面,及其对女气象员造成的巨大压力。而萧淑英和公社干部对此压力的回应方式,也呈现出“反右倾”之后的气氛如何影响了李准的相关思考。本文将围绕这些线索展开对《耕云记》的讨论。
一、“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女气象员的生成
李准笔下的萧淑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女气象员,离不开“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所提供的多方面条件。
首先,虽然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天气向来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之所以此时气象预报工作受到重视,与“大跃进”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特定历史脉络紧密相关。
“大跃进”的高指标,要求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挖掘潜力。在“大跃进”初期,挖掘潜力的重要方向在于兴修水利、积肥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然而,一方面,虽然在开展这些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广泛的农具改良运动[1](PP89-98),但要完成这些工作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的高强度投入。群众所能负荷的劳动强度和他们维持高强度劳动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长期对劳动力过度汲取,有可能引发群众的倦怠乃至不满。另一方面,当上述工作经过“大跃进”初期的努力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如何打破“生产到顶”的思想进一步寻找增产的可能,成为“大跃进”中后期在农业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气象工作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1957年10月25日发布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虽然提到“加强气象水文工作”,但篇幅较小,而且所强调的只是借此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2](PP648-649)。而到了1959年,国家则要求气象工作和生产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在7月31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气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气象部门和生产建设部门应当密切联系,加强协作。生产建设部门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向气象部门提出具体要求;气象部门应当积极地向生产建设部门提供气象情报、气象资料和气象预报,并做好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组织工作。”[3](P480)
小说《耕云记》中的玉山人民公社既位于省边县界,又处在气候条件特殊的山区,县里的气象预报通常不适用于这里。对这样一类位置特殊的地区而言,为了保证高指标的完成,在当地建立一个能准确预测天气的气象站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小说中,气象预报工作受到了公社关书记的高度瞩目:“今年咱们这几万亩小麦都是三水五肥,指标是四百斤!能不能保证丰收,气象是个很重要的条件。”[4](P42)
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建立后形成的公共积累为在当地设置气象员、建立气象站提供了经济基础。扫盲的普遍开展及气象培训班的开设,则使得萧淑英这样的农村青年能够以有限的教育成本获得成为一名气象员所需的基本知识。再加上“大跃进”期间党和国家进一步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建设和公共事务,以及小说中同为女性的张社长的榜样作用……这些都使得萧淑英这样一个“放羊的丫头”,一个因体力上不如男性而往往在农村较受轻视的“小妮”,能够得到公社的培养,并通过气象预报这一受到相当重视的“脑力劳动”,为生产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从萧淑英个人来看,虽然她获得了去省里气象培训班学习的机会,但这对仅仅为扫盲班毕业的她而言仍然是不小的挑战。这时有两个重要因素使得萧淑英能够坚持下来。一是“大跃进”中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这一气氛鼓励了萧淑英,使她敢于接受挑战,相信学习上的困难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克服的。对此,萧淑英提到,“各项工作都在大跃进,提困难也没有用”;“玉山上石头块子都炼成铁水,可见人的本事大着呢”;“种地能大跃进,炼钢能大跃进,学文化为什么不能大跃进?”[4](P41)二是公社对她的培养使其产生的责任感。公社不仅给了萧淑英去省里学习的机会,而且承担了她在路途上和学习期间的开销,再加上书记和父亲的嘱托,使得萧淑英相当直接地感受到她对公社的责任。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为自己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而发愁,并逼迫自己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这两个因素激发了萧淑英的学习意志,训练班党支部也因而主动帮助她,最后文化基础不如周围同学的她在结业时考了第一。
可以看到,萧淑英这样的农村女青年要成长为一名气象员会经历重重阻碍,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则为消除这些障碍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下面我们将看到,在小说中,同样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关的另一些因素又为萧淑英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压力。
二、“大跃进”中多重压力交织下的气象工作
《耕云记》的情节主要围绕着萧淑英进行的几次预报来展开。第一次,萧淑英预测到了冰雹,但她对自己的预报没有把握,加上气象站还未正式开始预报,所以并未向党委汇报,结果冰雹打坏了公社林场的苹果花、砸死了不少鱼秧场里的小鱼。第二次,萧淑英预测当地将有大风和霜冻,公社据此安排大量人力半夜在小麦地里守候,准备燃烧柴禾以提高地面温度。当霜冻快要到来时温度突然回升,萧淑英虽然及时阻止点火,省下了七八万斤柴禾,但她仍因预报的不准确而受到不小的舆论压力。第三次,萧淑英预报将有大雨,公社据此布置各大队停止收割麦子,连夜运麦、打麦,并突击栽种六千亩红薯且一律不浇水。萧淑英的哥哥萧铜锤,先是怕因此耽误收麦子和劳力闲置,后来更是担心红薯秧苗被太阳晒死,故而对萧淑英大发脾气。所幸大雨如期而至,并从此改变了萧铜锤的态度。第四次,全县遭逢百日大旱,公社试图依靠水库所蓄的水,调动大量人力灌溉八万亩稻田。此时县里突然预报将有大雨和暴雨,为避免雨后的山洪淹了下游的县城,县水利局决定放掉全县水库的水。而萧淑英预测公社境内不会有大雨,为了保住水库里对抗旱至关重要的水,她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将其预测汇报给县委林书记。林书记接受了萧淑英的判断,并做好两手安排。最后大雨果然没有下到这里,而水库的水则帮助公社在大旱之下仍然获得了丰收。
可以看到,在小说中,这些预报的准与不准往往显得事关重大。它不仅牵动着故事中的人物,也牵动着读者的心,这就在阅读上形成了一种紧张感。而萧淑英如何顶住压力尽可能准确地预报天气,也成为李准设计小说情节的重要线索。但反过来需要追问的是,究竟为什么萧淑英的气象工作会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究竟来自何处?
顺着这一追问,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表现出的人民公社“大兵团作战”的生产方式与“大跃进”的高指标共同造成的影响。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农民应对冰雹、霜冻、大旱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有限,甚至常常只能听天由命。而人民公社能够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这就为人为地、大规模地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气象预报的准与不准会使得依据这些预报所做的各方面布置有可能在整个公社范围内带来极好或极坏两种后果。比如在防霜冻事件中,预报的准确与否,不仅关系到七八万斤柴禾,还涉及许多人的劳动。广播室的小兰就提醒萧淑英说:“淑英姐,你知道,这一广播出去,就要出动几万人防霜冻啊!”[4](P44)
与此同时,在高指标之下,挖掘一切潜力,尽可能达到产量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的倾向,又使得公社要非常紧密地依据天气的变化来安排生产,甚至有时显得缺乏转圜的余地。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书记布置公社趁下雨前突击栽种了六千亩红薯,且一律不浇水。这样的安排方式进一步增加了“大兵团作战”的潜在风险,大大挤压了气象预报的容错度,使得预报的准确与否极大程度地决定了大规模生产计划的成败。再加上公社同时需要兼顾“农林牧副渔”[4](P43),而这些多种经营之间又可能有连带关系,一个环节的闪失可能会连累另一些环节,从而连锁性地拖垮高指标的完成。
一方面是在生产上如此重大的责任,另一方面承担这一责任的萧淑英又是一个容易被轻视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女性。这两方面的不对等,既让萧淑英自己在一开始缺少承担这一责任的信心,也让她易于受到周围人基于各种原因的质疑。这些质疑声在生产责任的压力之外,又为萧淑英增添了不小的舆论压力。
小说中,除了戏份不多的许部长外,主要代表了这一舆论压力的是萧淑英的哥哥萧铜锤和富裕中农范富兴。
先来看萧铜锤。李准笔下的青年队队长萧铜锤是一个性格风风火火、积极关心和投入公社生产的青年。在小说中,他与萧淑英主要发生了两次争吵。
萧铜锤与萧淑英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前述抢收麦子期间,萧铜锤的青年队只剩几十亩麦子就能抢先第一个收完,但因萧淑英预报天气会有雨,关书记做出了停止收麦和突击栽种红薯苗的决定。在萧铜锤看来,当时的天气非常好,不可能下雨。因此这一系列安排,不但使萧铜锤对放下手边的工作、延后公社的收麦进程心有不甘,质问萧淑英“这么多劳力,耽误一天谁负责”[4](P49),而且他也为那么多红薯苗可能会被晒死感到担忧和焦虑,甚至打算自己去挑水浇灌红薯苗。
可以看到,萧铜锤的这些质疑看似针对萧淑英,但其背后更多的是对如此紧密地依据她的天气预报进行大规模生产安排的不安。更何况,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和追求“多、快、好、省”的气氛中,像萧铜锤这样关心公社生产的人,对于可能的浪费和损失往往会更加敏感,因此也就会有更加激烈的反应。连亲哥哥萧铜锤都对萧淑英有那么大的意见,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社社员,如果同样有这些担心和焦虑,就可能对气象站的工作和党委的安排存在更多不满。
萧铜锤与萧淑英的另一次争吵发生在第一次报霜冻“失误”之后。他指责萧淑英说:“你丢咱全家的人!人家说你怕出力!人家捣咱爹的脊梁骨!”[4](P46)这句短短的指责隐含着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萧淑英的气象工作被认知为“怕出力”。显然,这里的“出力”指的是体力劳动。从中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得农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广播员、气象员就是这一分工的产物。但是这些新工作的价值不仅未得到传统农业观念的认可,而且在“大跃进”前期形成的高度鼓励和颂扬体力劳动的氛围下,这些“脑力劳动”有可能被视作“怕出力”而显得缺乏正当性。萧铜锤一登场,就带出了这一观念:“大跃进嘛,当个青年人还是大马金刀地干点体力活。别坐到那屋子里,撇着北京腔,干那个脑力劳动!”[4](P42)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气象预报的事关重大,仅仅作为一名气象员本身,就已经使得当时的萧淑英处在相对不利的观念氛围中。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在1959年之后,作为“脑力劳动”的气象工作开始受到更多的强调,但小说还是特意设置了萧淑英的劳动场面,以表现她愿意甚至热爱参与体力劳动。
第二,对萧铜锤而言,“怕出力”是“丢人”的。这不仅是因为体力劳动被赋予了较多的价值,还与公社化之后的集体分配状况相关。如前所述,公社的公共积累使得其能够腾挪出一些经费来培养和设置气象员。但是,也正因如此,萧淑英是否真的“怕出力”,她的“脑力劳动”究竟有没有用,都不再只是她们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关系到了集体的利益,并会受到来自公社群众自发的监督。在这个意义上,“怕出力”就成为一种道德指责,即通过干轻松的活来占集体的便宜,或者明明气象报得不准,对公社的生产没有帮助,却还白白让公社养着。这就意味着,萧淑英的天气预报工作能否得到公社群众普遍的认可,也会影响她和她的家人在公社的声誉和人际关系。
如果说萧铜锤呈现出了萧淑英从相对“进步”的群体那里受到的质疑,那么范富兴则代表了一种“落后”舆论对她的挑战。
在小说中,范富兴被设定为一个爱说风凉话的富裕中农。特别是对于在农村运用的各种新技术,“他总要编一联讽刺讽刺”。萧淑英第一次公开预报时,范富兴就来调侃她说:“萧宽家的闺女,听说你要当诸葛亮了,能掐会算,还说今天有风?”并引起了周围“一群老头”的应和——“天爷的事,人要知道,人不成神了”[4](P44)。作为“新生事物”,气象预报一开始在农村中推行,难免会遭遇到许多群众的不理解。范富兴和他周围的一群老头就被李准用来呈现农民——特别是其中的老一代人——对于萧淑英这样的普通农村青年能准确预测天气、驾驭自然的怀疑。
但是范富兴的言论并非全是这样无事生非的风凉话。比如,在防霜冻时,范富兴说:“也不知道有霜冻没有,把咱们弄到这里,觉也睡不成。看吧,准得撅着蹲坐到天明!”一个老头也回应他说:“反正今天夜里你别打算睡了!”[4](P45)在这里,范富兴看似在质疑萧淑英的预报,可他实际上想要抱怨的很大程度上是整夜因防霜冻而无法睡觉。也正因如此,当霜冻警报解除,感到白忙一场的范富兴才会对萧淑英有那么大的意见。与之类似的情况是,在经过长期抗旱的辛苦劳动之后,当天色显露出下雨的迹象时,虽然萧淑英预测没有雨,范富兴却吵着说:“天有雨了,天有雨了,该歇歇了。现在浇地是白费水,白出力。”[4](P51)
在这些时候,让范富兴真正感到不满的是“大跃进”中为追求高产量而普遍提高了的劳动强度。同时,人民公社的制度使得他的具体劳动行为不是直接出自自己对丰收的渴望,而是出自公社的统一安排,并且他还不能随意地拒绝这些安排,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由疲惫而产生的不满。因此,当萧淑英的预报会使公社做出令他疲惫的生产安排时,范富兴就会以质疑萧淑英的方式来发泄他的不满,甚至可能试图借此影响舆论和公社的决定。于是,部分群众因高劳动强度而持续积累下来的怨气就以这种方式转嫁到了萧淑英身上。如果萧淑英的预报没错,他们也许无话可说,可一旦预报出现偏差,他们的怨气就获得了一个正当的出口,从而对萧淑英形成不小的舆论压力。
除了上述来自生产责任和公社舆论的压力外,“土气象”权威性的不足,也为萧淑英增添了额外的压力。
在防霜冻事件后,群众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议论:“报错了!报错了!知道咱这土气象不管事。”“鸭子要能叼鱼,何必上陈州买鱼鹰哩!”[4](P46)可以想象,假如出现失误的是县气象站,群众未必会有那么多针对预报的埋怨,但由于萧淑英的“土气象”缺乏权威性,相较而言会受到更加挑剔的审视,更容易不被信任。特别是当萧淑英的预报与县里的预报不符时,这种不信任尤其明显。
这就带来一个矛盾:本来,在玉山人民公社设立气象站,就是因为这一地区气候条件特殊,县里的预报往往不适用于这里。也就是说,恰恰是在萧淑英的预报与县里的预报不符时,才最能够体现出“土气象”存在的意义。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土气象”又最容易因权威性不足而受到质疑。
水库放水的争议就是如此。这段情节作为小说的高潮被安排在最后,是萧淑英关系最为重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预报。
在这次争议中,预报失误可能带来的高昂代价构成了这段情节基本的紧张氛围。倘若公社选择放水,而大雨并没有来,那么公社几个月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抗旱努力就可能因缺水而宣告失败,并造成整个公社的粮食危机;倘若公社选择不放水,而大雨确实来了,那么大雨引发的山洪就有可能溢过大坝,甚至淹没下游的县城。
与此同时,“土气象”与县气象站在权威性上的不对等使得相关人员又会引入责任归属的考虑,从而进一步增大了萧淑英的压力。毕竟,县气象站做出了有雨的预测,县里又依据这一预测做出了水库放水的决定。同时,水库是否放水,不仅是公社内部的事,还影响到县城的安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公社这一层级而言,相对安全的选择是接受更权威的县气象站的判断,执行来自上级的决定。这样,即便事后证明县里的判断错了,萧淑英和公社领导也至少可以推卸一部分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许部长和另外几个公社干部倾向于放水——“要不就执行县里的决定吧!这责任太大了”[4](P52)。而在此情况下,较缺少权威性的萧淑英倘若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并进而影响公社的决定,那就实际意味着把更多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
即便萧淑英勇敢地承担起这一责任,她的意见也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假设县委林书记没听到公社群众不愿意放水的意见或不相信萧淑英的判断,假设水利局长王股长没等林书记来便擅自决定放水,假设关书记选择听从了县气象站的预测……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使得萧淑英更为准确的预测无法被吸收为公社决定的依据。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土气象”的权威性不足,也并非只是基于某种社会偏见。通过短期培训班来培训气象员,虽然有利于快速、普遍、低成本地推动基层气象工作,但其专业能力确实有可能不如基础更为扎实的科班出身人员。在小说中,李准并没有让萧淑英真的出现误报的情况,就连在防霜冻事件当中,她的预测也基本准确。这表现出同处在“大跃进”氛围中的李准对“土气象”的乐观和信心——相信人通过努力掌握科学的气象规律是可以准确预测天气的;相信通过吸收气象知识和当地老农的经验,进行“土洋结合”,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土气象”的准确性。但是,他笔下人物不时流露出的对“土气象”的怀疑,也仍然提示着我们“土气象”可能会出现的误报,以及这一可能性对萧淑英造成的压力。
正是在上述“大跃进”的特定历史情境中,来自生产责任、舆论和权威性不足的多重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得萧淑英的气象工作总是被一种紧张的气氛所包围。那么,萧淑英及支持她的公社干部又如何回应这些压力的挑战呢?
三、群众意见的边缘化与萧淑英的“为党工作”
在防霜冻事件后,党委围绕气象工作做了一系列安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书记加强了对气象站的领导,实行“书记挂帅”。他不仅会给萧淑英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而且当一些预报影响较大时,他也会亲自带着萧淑英进行多方检查、印证、核实。与此同时,在关书记的指导下,气象站的工作实行“土洋结合”,即聘请一些社里的老农当顾问,从他们那里收集农谚,遇到拿不准的时候也向他们请教。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提高预报的准确度,也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萧淑英个人所承担的责任与压力。
二是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气象知识,对生产队长的要求则更进一步——在学习气象知识外,还要定期考试。这一方面有利于普及气象知识,另一方面能够让普通群众和生产队长更理解萧淑英的预报及其依据,也更容易接受她的判断。这样,面对公社以气象预报为依据所布置的生产任务时,群众和生产队长在执行上能够减少一部分阻力。此外,倘若萧淑英发生误报,群众至少能够意识到就算她错了,但也有她的根据,这样就能够降低舆论对萧淑英和气象站的不满或不信任。
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化解前述群众舆论的压力上尤显不足。比如,群众对过于紧密地依据天气预报安排生产任务而不够留有余地的担忧,以及疲于长期高强度劳动而由此积累的怨气,就并不会因此消除。而《耕云记》中颇为耐人寻味之处,也在于无论是关书记还是萧淑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面对这些群众的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先从关书记说起。在防霜冻事件之后,许部长说:“群众对咱们这个气象员报错天气,反应可大了,有人说还不如不要了,少找点麻烦!”刚从县里开会回来的关书记听罢便发脾气地说:“这是哪些群众说的!什么人说的,你调查了没有?这次县委开会,专门研究技术革新、大搞土机械化。县委还表扬咱们建立了气象站。叫群众辩论辩论嘛!可见这个保守劲头还不小哩。”[4](PP46-47)
关书记自己并没有参与防霜冻的整个过程,他对于群众意见的了解很可能还不如许部长。然而,他却在自己也并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情况下,立即质疑了许部长,批评他没有调查是哪些人反对设置气象员。可见,似乎关书记已经预设了大多数群众应该是支持办气象站的,反对的声音则主要来自范富兴这样政治立场可疑的富裕中农,或者其他本来就相对落后、保守、“成问题”的群众。至于他提出的让群众辩论,在之后的情节中并没有出现。但是在小说的叙述中,防霜冻事件之后,对这次预报的不满相当普遍,连萧淑英的好朋友小兰和支持萧淑英的张社长都一度对她的预报有意见,萧铜锤更是气愤地说“你什么工作干不了,要干这个报天气”[4](P46)。因此,实际的情况与关书记的上述预设并不相符。在这样的气氛下如果真的进行辩论,恐怕结果也很难符合关书记的期待。
显然,对关书记而言,在是否应该办气象站的问题上,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没有那么重要。相反,他是通过县委的表扬确认了办气象站的正确性,并由此推论反对办气象站的群众都是那些“成问题”的人,是“保守劲头”的表现。
李准笔下的关书记之所以会呈现出这一状态,可能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
首先,就李准自己来看,随着“大跃进”出现了一些问题,到1959年,李准形成了特定的看待群众意见的方式:
比如在1959年春天,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起一阵冷风的时候,在我住的登封县金店公社里,也有少数人吵着我们把什么都搞糟了。当时我听了这些话,虽则也有反感,但还认识不清。这天夜里,我们社里的劳动模范张广义来找我谈心事,他对这个事情非常气愤,他说:“这些人真是不凭良心,要不是大跃进,咱能办起这些工厂不能?谁要说农具修配厂办坏了,我和他说理去。”这次谈话,对我的教育非常大,它使我发现我自己还没有他那样强烈的感情,我还没有完全站在维护新事物这一方面。那一夜里,我反复检查着自己的思想,通过比较和检查,使我弄清了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因此,在那次风浪中,我勇敢地站了起来,和群众一道顶住了那股歪风。同时,把这些思想反映在以后的一些作品中。[5](P26)
可见,1959年春,李准在金店公社所直接感受到的群众意见是纷杂的,他自己对于许多现实也一时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由于“大跃进”在劳动模范张广义这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那里获得了坚定的支持,就使李准检讨了自己的犹疑,同时也随之排除了其他群众意见的干扰。这就是李准自己所说的:“拿自己的思想和群众中最先进的人物思想作比较,反复来检查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认真向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学习。”[5](P26)这样的结果,是只有积极分子的意见才被认为是“正确”的、能够校正自己现实认识的群众意见。于是,党的政策和群众中配合相关政策的积极分子之间就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回路。对李准而言,这就代表了“正确”的方向,成为他观察和判断“大跃进”期间种种现象时的依据。
其次,关书记所提到的“技术革新”和“土机械化”在当时被赋予了相当特殊的意义。“大跃进”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工具改良运动等各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尝试。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6]1959年4月,为进一步挖掘潜力,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我们以为,在当前必须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立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开展一个全民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7](P251)在此过程中,“土机械化”——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因陋就简自制简单的器械——因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自力更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受到普遍推广。
此后,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在“反右倾”的气氛下,“是积极支持先进的新生的事物,还是轻视它,阻碍它,对它泼冷水”,被作为评判干部是否政治挂帅[8]、是否右倾的重要标准。于是,一方面是来自高层的指示,决定了干部应该支持和推动哪些“新生事物”;另一方面群众则被认为是普遍支持这些“新生事物”的,甚至就是这些“新生事物”的创造者或积极的投入者,而反对的只是少数在思想倾向上有问题、右倾、保守的人。因此干部也就不需要认真理解这些不同意见,可以选择无视它,或批判它、与它斗争。
小说中的气象站正是这样一种受到了特别支持的“新生事物”。它不仅把气象工作引入了生产规划,从而具有技术革新的意义,而且李准还特别强调了气象站所需的百叶箱、风向仪等设备都是公社自己制作的,因而又符合“土机械化”自力更生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对于在“反右倾”的气氛中书写《耕云记》的李准以及他笔下的关书记来说,设立气象站就更加具有了无可争辩的正当性。
在李准构造《耕云记》时,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对群众意见的筛选和排斥机制,使得那些不完全支持气象站工作的群众意见无法被正面面对。因此,李准在如此塑造关书记时,并不觉得他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有欠妥当,而小说对“落后”人物范富兴及其身边几个“老头”的刻画也颇为抽象和漫画化。
李准对萧淑英的塑造,同样受到上述状态的影响。通过萧淑英这个人物,李准想要写出一个“富有毅力,有坚定的信心,有心计的、沉静的青年”,认为这是“农村青年一种新的性格”[9](PP108-109)。她的原型是1959年上半年李准在一个公社见到的气象员。在当时,她给李准最为突出的印象是惊人的记忆力——背后是对工作的钻劲——和她的责任心。在小说里,李准将这种钻劲和责任心背后的动力与“为党工作”联系了起来。
在防霜冻事件之后,萧淑英明确形成了“为党工作”的意识。当面对众人的埋怨,萧淑英虽然觉得问心无愧,但还是感到委屈,甚至产生了放弃预报气象、回队里干活的念头。这时候萧淑英偶然听到了关书记对气象站和她自己的肯定,感受到来自党的支持和理解并深为感动,于是觉得“思想上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只想着一句话”,即“天塌下来,也要为党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为党工作”之前的“天塌下来”,虽然在表述上意指各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但在此时它所实际对应的正是来自群众的舆论压力。所以,这句话其实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就算群众再怎么不理解我,埋怨我,我也要为党工作,坚持预报。”也就是说,当萧淑英遭遇到“天”塌下来的时候,她要做的不是去“补天”,即化解群众的不满,而是自己承受或无视这一切,一心看着党,只要这是党的要求,她就要咬牙坚持。在这里,群众的意见被她视为做好气象工作的干扰性因素,需要尽量将之排除出视野。
之后,关书记的话又进一步巩固了萧淑英的这一倾向。关书记让萧淑英在工作上发挥“缠磨头劲儿”,专注于提升预报的准确度,“昨天没有报准确,以后努力!争取百分之百准确嘛”。至于群众的意见,关书记则说道:“有些落后群众的话,不要去听它。”[4](P47)
本来,如前所述,作为气象员的萧淑英之所以会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党在农村推动和运用这一“新生事物”的许多具体做法有关。而当这些做法带来的压力笼罩萧淑英之时,陷入孤立的她又因为从党那里获得了支持,变得更加依赖党。与此同时,党也确实为她缓解了部分压力,并帮助她通过“土洋结合”等办法提升了预报的准确度,从而使她进一步确认了“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听党的话”[4](P50)的必要性。
“为党工作”的意识,一方面固然帮助萧淑英顶住压力,甚至让她在水库放水的争议中敢于主动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党培养自己就是叫报情况,情况报不准还管什么用”[4](P52);另一方面,由于此时代表了党的关书记处在上述特定状态中,这就使得萧淑英的“为党工作”没有充分地包含“为群众工作”的意识,而仅仅把自己的任务限缩在准确预报天气上。
作为参照,在李准1955年的小说《农忙五月天》中,主人公东英虽然是按县里的布置为合作社办托儿所,但是她并没有把不愿送孩子上托儿所的母亲简单地视作“落后群众”,而是始终在意怎么把托儿所办得令母亲们满意。这一意识使得东英在托儿所的具体工作上形成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安排,而这些努力也使她从妇女们那里获得了认可和积极的反馈。
反观《耕云记》,萧淑英虽然也关心公社群众的利益,但是这种关心是以“为党工作”为中介的,也即对她来说,做好党所交办的气象工作就会对群众有益。所以,萧淑英只是一味在预报的准确度上下功夫
。她并不直接把她的关心投注到一个个具体的群众身上,不注意群众的意见,于是也就不会进一步思考自己的气象工作究竟怎么调整才能够让更多群众满意。
比如,在防霜冻事件后,萧淑英更多的是为受到群众的抱怨而感到委屈。即便她预报得不准,但因为自己有根有据,所以仍然是“问问心,没有愧”[4](P46)。在这里,她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预报造成了那么多群众在熬夜防霜冻过程中的辛苦和疲惫。不然,她就会因为更加体谅群众的抱怨而不那么委屈,也更能由此考虑如何在当下缓和群众的不满,以及在未来减少群众如此白白折腾的可能。
再如,当萧铜锤因为担心红薯苗被太阳晒死而万分焦虑的时候,萧淑英却并不理会他,只等着用下雨的事实来证明自己预报的正确。她既没有就近对萧铜锤做一些说明,也没有想到社里还有别人会像萧铜锤一样,因而需要一些额外的工作来缓解大家的焦虑。
当然,固然可以说,萧淑英所做的气象工作与东英办托儿所毕竟不同。她的职责并非直接面向群众的服务工作,而是为公社党委提供准确的天气信息,只要她把这一点做好,也可说是尽职尽责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缺乏充分的“为群众工作”的意识,不仅使得她不能在更多层面上“为党工作”,如让公社党委基于气象预报所做的安排更容易被群众接受,而且把一切都系于预报的准确,任由群众的担忧和怨气积聚在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缓和与化解,这对萧淑英自己而言也是颇为不利的。因为他们会始终对萧淑英形成潜在的威胁,一旦预报失误便会向她施加巨大的压力。
四、结语
小说最后,李准写到萧淑英爬上玉山观察风云变幻的感受:“电闪着,雷打着,风卷着云,雨乘着风,整个天空上呀,就像个唱戏大舞台。那时我也忘记害怕啦!只觉得好看。另外,那天夜里,我可真得到不少宝贵气象资料。”[4](P53)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在“大跃进”中成长为一名女气象员,在大自然的电闪雷鸣面前,竟显得那么自信、笃定、从容,甚至还想着要驾驭自然——这是李准在《耕云记》中反复想要表现的主题之一。在这里,显然内含了“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种相当激进的认识,即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人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能“比神还厉害”[4](P45)。
在萧淑英身上,李准把通过科学来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因此,他在小说中特别凸显了萧淑英为求预报准确所做的努力。甚至在小说开头,李准就以萧淑英对天气记录的熟稔——她连一年前的天气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来给读者强烈的第一印象,并让“我”与关书记接触后不禁感叹说:“他说话也是那么准确、认真,使我们立刻想起来路上碰到的那个小姑娘。好像这里的干部、群众都有那么一股踏踏实实的劲头。”[4](P40)在1960年,李准如此来塑造萧淑英这个人物,似乎包含了这样一层意图:以她的上述品质,来校正“大跃进”在强调主观能动性时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缺乏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10](P177)。
但是,如同本文所呈现的,对萧淑英而言,真正的威胁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当李准把气象员萧淑英放入“大跃进”中后期的农村时,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映照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现实结构——其中包含了为达到高指标而必须尽可能挖掘潜力的、紧张的劳动状态,人民公社的某些制度和安排生产的方式,“先进”和“落后”群众的特定心理,以及“反右倾”之后党的干部对“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和对“群众意见”的筛选机制,等等,气象工作作为一种科学,正是在这一结构中被运用的,因此它就有可能在这个结构方方面面的作用力下发生变形,甚至在结果上偏离了科学。
在“反右倾”气氛的影响下,李准为萧淑英所设计的回应这一结构的方式,是通过“为党工作”的意识让自己无视一切干扰,只专注于预报工作本身。但是,这样的安排并不会化解结构中的压力,而是使她总是置身于潜在压力的笼罩之下。这不仅使气象员个人承受了过多的负担,并容易陷入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而且也不利于使气象预报这样的科学工作在“大跃进”时期的农村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接受,并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
透过萧淑英的成长、压力与限度,我们可以经由李准的视角,看到“大跃进”时期为将科学引入农业生产所创造的条件,看到它为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开辟的可能,以及它在此时农村的现实结构中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这也为我们理解科学在“大跃进”当中开展出的颇为复杂的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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