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上海。
这座城市，他太熟悉了！
他的“革命”生涯起步于上海。辛亥革命时，他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鞍前马后，干成的最大一件事，是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因为够勇够狠，深受陈其美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可惜，喜欢暗杀别人的陈其美，后来自己也被人暗杀，蒋介石的上升势头戛然而止。
但是靠着之前积累的人脉，蒋介石留在上海，做起了股票经济人，又赶上1921年的大牛市，发了一大笔横财。
只不过暴富来得快，去得更快。股市泡沫破裂后，蒋介石欠下巨债，天天被债主堵门，不得不投靠到青帮头子黄金荣门下，才得喘息。
靠着上海朋友们资助的路费，断了发财梦的蒋介石重新激发革命豪情，在1922年南下广州，站到孙中山身边，这才有了一身荣耀重回故地的今天。
正当他回忆过去感慨无限之时，有一位故人来访。
此人名叫虞洽卿，是上海联合商会会长，曾在蒋介石最落泊时帮过他的大忙。
虞洽卿
蒋介石1926年7月率军北伐后，虞洽卿又联络上海商界筹措军费，更是立下了大功。
两人的交情已是铁上加铁。
可这位大功臣的脸上却不见故人重逢的欢喜，而是忧心忡忡。
因为北伐军进入上海，根本不是自己打下来的。
此前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次起义，已经成功占领各公共机关，并成立了临时市政府。
看到工人们掌了权，买办大老板坐不住了，他们背后的列强更是不甘心就这样丢了上海。
虞洽卿正是代表他们来摸清蒋介石的态度，看这位总司令是打算站在工人那边，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两人落座，开始了密谈。
等到房门再次打开，虞洽卿迈步走出之时，已是满面春风——谈成了，他和他背后的那些人心里都有底了。
注视着虞洽卿远去的背影，蒋介石眼中现出异样的光彩。
其中包含着强烈的兴奋。
虞洽卿提出每年给6000万大洋的资助，这对于北伐军统一全国已经足够了，相比之下，苏联每年七八百万元的援助完全不值一提。
对方开出这样的价码，显然是要他做出二选一的抉择。
而这个抉择，蒋介石其实早就有了答案。
一方面，苏联支持的国民政府，已经成为他夺取最高权力的阻碍。
仗着率军打下了半个中国的功劳，蒋介石日思夜想被拥戴着坐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却万万没料到在“中山舰事件”后被吓得出国的汪精卫，竟然给迎了回来，到武汉再次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
显然，苏联人打算用汪精卫的资历，压制军权日益膨胀的蒋介石。
蒋介石绝不能忍受。
另一方面，苏联那套依靠工农的主张，他从心底里就不认可。
蒋介石虽然以军事起家，但他也是爱读古书的，特别是历史看了不少。
中国每一次朝代更替，虽然都在高喊为民请命，最后权力无一例外都落到了士家大族手里。
人民群众流尽了血，却不过是帝王将相换户口本行动的背景板。
还是宋朝的文彦博说了句真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历史上从来没有让平民百姓真正当过家，政权的柱石永远都是士绅阶级。
那么，1927年的士绅是谁？
不就是刚刚答应慷慨解囊的虞洽卿他们吗？
蒋介石非常自信读懂了史书中隐藏的秘密，抓住了千百年来决定历史走向的那股力量，由此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天命所归！
与此同时，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
他留学去过日本，见识了帝国主义的世面。
他在上海的股市里搏杀过，体验了上午富豪下午穷光蛋的刺激。
他明白，要做大事离不开大钱，大钱怎样来得最快？必定是金融。
这也是作为金融大佬的虞洽卿风轻云淡就拍出巨款的底气所在。
金融大佬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背后又离不开列强的强大支持。
金融、买办资本家、列强，构成一根完整的链条，他们才是掌控世界的真正强者。
理顺了这层逻辑，蒋介石眼前浮现出四个字：未来大势！
蒋介石信奉弱肉强食的法则，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强者联手。
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
从那一天开始，蒋介石背叛了武汉国民政府，更背叛了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是中国革命的可耻叛徒。
蒋介石随后开展的“清党”，杀害了一百多万人，其中有3万多中共党员，更多则是国民党左派与革命群众，他成了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而在背叛革命，向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挥舞起屠刀的时候，蒋介石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大革命的失败，迫使我党新旧交替，从建党开始就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辞职，1927年7月起中央改由瞿秋白领导。
瞿秋白曾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是共产国际一手培养起来的年轻革命家。那年，他还只有28岁。
大他20岁的陈独秀是学界领袖，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瞿秋白虽然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但影响力相差悬殊。
因此，瞿秋白的权威大部分来自于共产国际的信任。
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瞿秋白必须带领党更加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毕竟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已经归咎为陈独秀个人的错误。
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错，而是陈独秀的执行错了，虽然他曾一再提醒鲍罗廷要提防蒋介石走向军事独裁。
终结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我党转而实施共产国际确定的最新政策：
开展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
8月1日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1月13日黄麻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一连串的起义就是要掌握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就是进一步发动他们参加革命。陈独秀为了避免刺激国民党右派，曾经阻止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如今再也不必有任何顾忌。
两项重大的政策变化，毫无疑问非常及时。但在执行之后，很快就发现了新问题。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武装斗争的目的是夺取大城市，重新建立类似广州那样的革命基地，与国民党进行抗衡。
但是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与工农武装，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的正规军硬碰硬，即使付出惨重伤亡，也打不下来一个大城市。
给农民分田地，按苏联的经验是由苏维埃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获得了实际利益，并未产生预期的革命热情。
没收地主土地后，不给他们分田或者分坏田，又让农民产生恻隐之心。毕竟乡里乡亲，就算以前大奸大恶，善良的农民也不忍心看他们饿死。
苏联的经验放到中国，出现了各种水土不服。
瞿秋白也看到了问题，试图进行调整，却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很快，他被扣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帽子，承担起一系列错误的责任。
政策错误不是不能改正，前提是由中国同志出面背锅。这种纠错的套路，对陈独秀用过，再一次用在瞿秋白身上。
党的领导人换成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实际主导权先后由周恩来与李立三掌握。
然而，只要他们开始质疑共产国际的政策，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自主意识，都会挨上一招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被批评被撤换。
几次三番下来，共产国际也折腾烦了，在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留苏派王明，直接保送进政治局，掌握了中央实权。
几个月后，王明到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指定他留学苏联的学弟，只有24岁的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
党的领导人从学界领袖陈独秀，党务工作者瞿秋白，工运领导者向忠发，到留苏派王明、博古，总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与苏联亲近。
每更换一次领导人，我党就更向共产国际靠拢一些，到留苏派上台后，则完全成了闷着头执行，不再有任何怀疑的地步。
频繁地更换领导人，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淘汰，迫使我党走上他们所期望的道路。那条路被称之为“国际路线”。
照搬苏联的经验，套用苏联的办法，全力以赴实现苏联制定的各种目标，就是这条路线的具体做法。
虽然一再强调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却实际成了依靠苏联。
以上行为，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是教条主义，可当时在党内却被普遍接受，认为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与否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
在留苏派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苏区没能抵挡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途中又因为一连串错误的指挥，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
南方其他的根据地也陆续被国民党攻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已经使党与红军处在覆亡的边缘。
毫无疑问，从瞿秋白到博古，他们的选择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中国革命必须走另外一条路。
3
1927年，历史终于给了教员机会，去全面实践自己的想法。
9月9日，他领导秋收起义。当发现根本不可能按原计划攻下长沙时，他果断决定放弃进攻大城市，将队伍拉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通过实战中不断补充完善，他把这套想法总结成了“游击战”的理论。
与南昌起义剩余部队会师后，他与身经百战的朱德交流作战思路，发现两人竟然不谋而合。
军事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之后红军胜仗不断，士气日益高涨。
但是，教员却陷入苦思。他看得比所有人都深远，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让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刚开始时，往往都是连战连捷，可队伍却越打越小，直到完全耗光后被消灭。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据地，即使总打胜仗，也会有伤亡，损失的兵员得不到及时补充，必然是越打人越少。
那样的起义军，史书给了一个统称：流寇。
红军中有不少人就存在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教员给他们画了像，列出了三条：
只想用流动游击扩大政治影响；
只依靠“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红军；
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红军要打游击，却不能当流寇，必须扎下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深思熟虑之后，教员拿出了三项政策。
第一、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召开大会让农民揭发控诉，让饱受欺压的他们扬眉吐气。
接着没收地主的田地分到贫苦的农民手里，直接给他们看得见的利益。
而为了让农民更有获得感，教员大胆地改变共产国际把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的安排，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
农民们沸腾了，他们彻底相信共产党跟穷苦人是一条心。
第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自古兵匪一家，军队对老百姓的祸害，甚至比土匪还要严重。
教员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八项注意”，用前所未有最严格的纪律约束军队。
可他还有更大胆的举措：
停止给官兵发放军饷。
红军从此再也没有个人的私利，战士们的家庭都已经分到了田地，他们的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为保护革命成果而战。
那些希望参加红军当官发财的投机分子，被挡在外面，红军真正成为了人民的子弟兵。
第三、把人民组织起来。
红军不仅要打败敌人，还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每打下一个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迅速展开。
有了完善的组织，群众的利益得到及时的维护，物资兵员源源不断输送给红军，不同层级的地方武装还能传递情报、提供掩护。
在农村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创举——直接从农民手里得到财政支持。
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皇权一直无法下乡，因为在乡村铺开官僚机构，收到的税还抵销不了成本，不得不通过地主乡绅进行间接管理。
现在还有人吹捧所谓的“乡贤”治理模式。他们对历史是多么地无知，搞不清这种模式完全是封建王朝的无奈之举，所谓的乡贤大多成了直接压迫贫苦农民的土霸王，是农村苦难与罪恶的祸首，也是旧中国激烈的阶级矛盾的根源。
而苏维埃政权直接面对农民，把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就是给了他们股份，农民们实际上是苏维埃的“股东”，红军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保卫股东的利益，所以农民心甘情愿为苏维埃，为红军做贡献。
教员的三项政策，打通了党、军队与人民的共同利益，从此他们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任谁也无法分开。
我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一不靠士绅支持，二不靠外国援助，仅仅靠着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支撑着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的发展，小块根据地连接到一起，成为大根据地，最后发展成为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管辖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重新拥有了巩固的基地，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
教员深有感触地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至此，教员发展出一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产生并不断增长革命力量的完整办法。
只可惜，留苏派中央迁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长达4年的时间里教员被排挤靠边站，只能看着他们用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把家底败得精光。
直到经过艰苦的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已经成为党的领袖的教员，才得以再次大显身手。
他的策略，依然是：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
他进一步看到人民群众还蕴藏着更强大的力量，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铜墙铁壁”，而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他在《论持久战》中做出的预言，真实地转化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遍地烽火，转化成了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无处不在，让敌人胆寒的战争形式，把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拖死耗死，最终不得不投降。
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教员的思考再一次走在全党之前，他花费极大的精力做了一件大事——把他对人民的认识，转化为整个党的意志。
他跟同志们诚恳地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作为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也曾有过看不起劳动人民的念头，“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
而在革命之后，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熟悉了他们，才认识到：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他号召同志们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他要求同志们在工作中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他向同志们明确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那段时期，教员不断演讲、发表文章，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要让全党从感情、态度、工作方法与目的上都要与人民结合起来。
最终，他把从事革命所获得最宝贵的经验，浓缩成了五个字：
为人民服务！
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此我党相比其他任何政治集团，都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是教员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而在相同的时间，蒋介石也在争分夺秒办着大事。
他跟美国要援助，要先进武器，整建制地大量接纳伪军。
国民党军队膨胀到了430万，而共产党只有127万，双方有三倍多的差距。
优势在我！蒋介石自信满满地发动内战，杀向解放区。
然而，仅仅三年，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少，共产党越打越多。蒋介石完败，被赶去了台湾岛。
从1927年，到1949年，蒋介石的选择，先胜后败。
教员的选择，力量不断增强，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9年3月，在从西柏坡去往北平的路上，教员与警卫人员有段对话。
警卫人员非常感慨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教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人心”作为胜败的决定因素，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4
要弄清楚其中的原理，需要先说一个二战时期的故事。
正在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主人公是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的一生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担任首席科学家组织实施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其实，在曼哈顿计划之前，美国人还有另一套轰炸日本的方案，叫“X计划”。
计划提出者叫莱特尔·亚当斯，是一名牙医。厨子普里戈任可以当将军，牙医搞炸弹也就不奇怪了。
一般人要有啥大想法，也就用来聊天吹吹牛，但莱特尔不是一般人，他有位特殊的客户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于是他的奇思妙想通过夫人路线，送到了总统面前。
总统一看，差点噌地一下从轮椅上站起来，唉呀，有点意思，大笔一挥拨款200万美元支持他进行研究。
该计划确实相当有创意，是要训练蝙蝠携带燃烧弹实施轰炸。因为当时日本建筑都是竹木材质，沾上火就能着，要是把大量蝙蝠投放到东京，那烧起来可就相当壮观了。
项目组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设计出能装蝙蝠的投放弹，选定墨西哥无尾蝙蝠作为投弹员，并特制了它们能携带的微型燃烧弹。
携带微型燃烧弹的蝙蝠
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最终成功实现让一架轰炸机就能够运送高达20万只蝙蝠。
项目组非常激动，热切地期待着攻击任命下达的那一天。
可是他们最终等到的消息是：
X计划取消，改用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教训日本人。
莱特尔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他愤怒地骂道：放着完美的蝙蝠炸弹不用，反而去摆弄微乎其微的原子，那帮人简直是脑子坏掉了！
当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名为“胖子”和“小男孩”的两颗核弹，在日本的土地上炸响，把人类炸进了核能时代。
胖子和小男孩欢呼日本战败
莱特尔想出的蝙蝠炸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把化学炸药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他不理解并且轻蔑的原子弹，却对人类以往的所有武器都具有降维打击的优势。
使用化学炸药的方案无论再如何精妙，也根本不可能抗衡代差升级的新事物。
我们再来看1927年的三种选择。
在历史风云变幻中，胜败的决定因素就是各方所拥有的力量。
蒋介石选择了买办资本与列强，从瞿秋白到博古选择了苏联，他们选的都是最直接的力量来源。
蒋介石获得的力量更强，所以在土地战争时期能一直压着共产党打。
但是，教员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
与人民相结合。
人民就像原子，看似微乎其微，其中却隐藏着超乎想象的力量。
无论中外，很多先哲都从理论上证明了人民的伟力，但都没有找到释放这种力量的有效办法，所以往往是一边打着人民的旗号，一边轻视人民的力量。
只有教员坚定地走向了人民，坚持不懈地摆弄着原子，最终他破解了能量释放的方法，那就是：
为人民服务！
党给人民谋利益，就是给原子核发射了中子，组织起来的人民就会产生链式反应，以几何数增长叠加释放出磅礴的能量，支持党去实现翻天覆地的革命。
教员选择了人民，人民同样选择了教员，紧密结合所产生的惊世伟力，使蒋介石遭受到降维打击，他输得一点也不冤。
5
回顾上个世纪，真正深远影响人类社会的是两件大事。
一件在科技领域，科学家们找到释放原子能的方法。
另一件在政治领域，教员找到了激发人民力量的方法。
教员把这个方法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就是要让所有的革命者永远牢记。
随着岁月的流逝，却依然有人遗忘，有人把他的方法当成一句空话。这些现象也让很多人产生困惑与迷茫。
但是教员用自己的经历，曾经取得的成功，始终给我们激励与启发。
好比有一座山，如果从来没有人登过顶，就会被人们传成没有路可以到达。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曾经登上顶峰，就已经证明行得通。
即使原来上山的路荒废了，埋没了，只要后人想上山，总会重新找到路。
这就是第一个成功登顶人的意义。
他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信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敬畏人民，为了人民！
当我们身处日益复杂的环境，应对各种全新的困难，要获得力量，要找到办法，首先最重要的是坚定信仰，继续沿着正确选择的道路奋斗前进。
那个最初做出选择，教给大家方法的人，人民永远地深深地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