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宣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对此，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1月12日夜
艾思奇看了毛泽东的信，犹豫再三！心想，去还是不去呢？今晚是星期三，若是不去，岂不是失去了请教的难得机会，这是何等的珍贵呵！于是，他便立马去拜访了毛泽东，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谈兴大发，竟通宵长谈，忘记了时间。
这次长谈使艾思奇了解到毛泽东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歌德；从中国古代哲学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都涉猎到了！而且他那恢宏的哲学思想，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更是令人折服。他们越谈越投缘。毛泽东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当他们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
艾思奇没想到毛泽东读自己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读得这么认真、这么细心，连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得为之感动和敬佩。当艾思奇走出凤凰山麓吴家院毛泽东的窑洞时，天色已经破晓了。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
后来在8月份，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第一版600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分为甲、乙、丙3种纪念本。甲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乙种纪念本是皮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经艾思奇联系，出版社赠给延安两套乙种纪念本。毛泽东得到的一套编号为第58号。自此，他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后来，他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就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场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毛泽东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他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他还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果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梁漱溟在延安曾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像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的办学模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再说1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不久，傅作义不得不礼送潘纪文等人出境。
1月30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他们题了词。这是他为陕北公学第2次题词，他写的是：
“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
1938年春，毛泽东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7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5日，他写的是：“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后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1936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李达将这两本书先后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笔者注），我已经读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后来在1939年1月，李达受冯玉祥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他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满，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1938年2月初，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享年68岁。此时贺敏学在江西大余县池江任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贺怡亦因工作关系不在父母身边。项英、陈毅、杨尚奎等人指示在信丰油山的游击队凑了100元银洋作为贺焕文的安葬费，派人送往赣州。贺敏学、贺怡赶到赣州，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将父亲葬于赣州城郊。
贺敏学与贺怡为了让母亲温杜秀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派人将老人送到延安，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1941年老人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
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温杜秀的坟墓挖了。在延安收复后，毛泽东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2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他分别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等，请他们即刻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派5000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后来在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毛泽东4月21日指示的再一次催促下，抽调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1个支队，在平西（今北京以西）宛平县斋堂、杜家庄地区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000余人。5月31日，八路军第4纵队由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挺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支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支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支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支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支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支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支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支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支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支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刘厚总（后来，他枪杀了项英等人）、李林领导的两部分湘南游击队，合计300余人。
吴德标领导的闽中特务大队，近200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鸣，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吴德标任2连连长。
再说在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因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2月22日。”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等，表示同意，并提出请王明准备政治报告。
2月9日，王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长江局1月份在武汉创办的机关报——笔者注）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在初春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左翼青年作家来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报道了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里拾得了《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本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两卷残帖，如获至宝。到延安之后，他认识了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朱光便引他来见毛泽东。
舒群虽然是初次见到毛泽东，但却似与故人重逢，欣喜不已，立即将挎包里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一一拿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朱光眼疾手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说：
“这些归我。”
毛泽东顿时急了，连连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岂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舒群见他们二人各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可以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见他如此说，只得留下《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将《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交还给毛泽东。他笑嘻嘻地问毛泽东：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江南才子”，只得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到手的“宝贝”给夺走了一半。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这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惹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2月11日晚7时，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的反侵略大会，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3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3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3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设是必然的。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延长、延川、宜川3个县残疾医院的200多个伤员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两延河防司令员何长工听说这么多人要到延安去找毛泽东，这还了得，就立即前去做工作。
原来，这几个县的残疾医院都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住院的主要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负伤的一些病员。医院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生活设施简陋。再加上有些伤员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以及医务人员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就不愿意在这里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泽东反映问题。何长工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在电话中指示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进医疗状况。他还特别提出这个医院的名字不好，“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建议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并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
尔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有60多位伤病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2月1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提出了关于115师分3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
朱彭林左并告周叶：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3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丁、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129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这时当依情况再定。
戊、但115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己、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实际可能程度如何，主要是大小河流障碍能否克服问题。
庚、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但切不可提出出黄河以南的问题，第二步以下完全不要提。
毛 滕 15日
接着，毛泽东又给项英、陈毅发了一封回电，指示说：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4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有1个在茅山山脉，另1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发动策应。”
后来在2月20日，根据新四军的命令，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第4支队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2月15日，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民主政治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原来，范长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他的信后，非常兴奋，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继续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给15日的复信中说：
“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5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
毛泽东还在信中对范长江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赞赏。
不久，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机关“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1939年，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
2月15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1、抗战形势及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问题。2、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第6、7、8、9、10队学生毕业题词。这是他第3次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1、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2、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3、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4，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
在2月间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身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批阅文件。警卫员小王揭开窑洞门帘，轻声报告说：
“主席，朱仲丽医生来了。”
“好，请进！”
一位身着棉军装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子，随着毛泽东召唤，轻盈地步入窑洞。毛泽东将毛笔放在盛满墨汁的大砚池上，合拢文件，站起来转过身子，指着身边的椅子对那名女子微笑着说：
“请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地脱口而出，向毛泽东表示了很亲近的问候。她又忙不迭地将右手举到帽檐上，两腿并拢，喊了一声：
“毛主席，敬礼！”
毛泽东看着这女子的一番动作，禁不住笑了起来，说：
“来，坐这儿。”
你道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她就是萧劲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丽。朱氏姊妹的父亲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朱慕慈是朱剑凡的长女，朱仲丽是朱剑凡最小的女儿，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泽东在20年代和朱剑凡是忘年之交，经常到朱剑凡家里去拜访。那时仅有数岁的朱仲丽管毛泽东叫“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为“八妹子”。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有点拘束的样子，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长大了。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会向我敬礼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又说：
“噢，是个医生了。读了几年？”
朱仲丽回答说：
“读了5年，实习2年，才算毕业。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不错嘛，一共7年，是医学硕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突然又问道：
“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
朱仲丽说：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哩，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朱仲丽连忙说：
“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门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
毛泽东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接着说：
“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他见朱仲丽不住点头，又说：
“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是的。毛主席，我记住了。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钱，为了革命，也没有骄傲过。”
毛泽东见朱仲丽提起朱剑凡，沉默片刻，问道：
“他何时去世的？”
“我爸爸逃难到上海，开了一个地下酒店，忧国忧民，痛恨蒋介石，向往苏区，忧出胃病来，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一个难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喽！”
“是的，毛主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朱仲丽说完，起身将双手一直捧着放在膝上的礼品，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说：
“毛主席，我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火焙鲫鱼，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却都是家乡味儿。”
她说着把包打开，拣出一条3寸长的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鱼就放在嘴里嚼。朱仲丽问：
“好吃吗？”
毛泽东边嚼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火焙鲫鱼了。”
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
“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从今天起，我有病，就请你来看，你愿意吗？”
朱仲丽高兴地说：
“愿意，愿意！不过我作为医生，第一请求你多散步；第二请求你少吸烟，最好戒掉；第三个，增加睡眠的时间……”
毛泽东不待她说完，就说：
“你大概还有第4个要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今天早晨4点钟才睡觉，起床到现在只喝了杯茶，还没有吃早饭的话，是不是要我多吃一点饭？”
朱仲丽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闻言立即站起身来，说：
“哎呀！那您快点吃早饭吧，我告辞了。”
毛泽东也站起身，握着朱仲丽的手，说：
“好吧，我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
欲知毛泽东此后与朱仲丽交往的情况，请耐心往后看。
东方翁曰：王明等人从2月7日建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到2月15日、23日致电中央，越权安排政治局会议的具体内容及时间要求等等；其间，他还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完全以太上皇自居，真可谓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了！历史上的短命闹剧大抵如此。当是时也，毛泽东只能隐忍不发，权且让他们表演一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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