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的强大与海洋息息相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海洋的态度决定了其自身的命运。长期以来，中国“内陆外海”的地理结构和以农立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古代中国人形成了陆地思维，习惯站在陆地上看待和利用海洋，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海洋意识薄弱，采取了封闭、保守的海洋政策。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并不断遭受来自海上列强的入侵。但也正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先进的海洋观念开始传入，中国陈腐、落后的海防意识开始改变，国民海洋观念日渐觉醒并不断深化。
时人云：“一国海防之克巩与否，与其国民之精神并舆论，有其莫大关系焉。”[1]近代国民海洋观念的形成，对于挽救民族危亡、加强国防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未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而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官僚士绅的海防、海权思想。本文主要借助近代中外报刊、杂志等有关资料，对近代中国国民海洋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进行简要梳理和论述，以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被动应对：鸦片战争后国民海洋观念的初步觉醒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海洋观，使清政府和一批官僚士绅从战败中醒悟，认识到来自海洋上的威胁，并开始进行反思。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以防御性为主导，因此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朝野上下为应对外敌、挽救危机，提出了带有防御性的思想和战略，即建设海防、加强海防。同时，他们还借用译书、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向知识分子和国民进行散播，促使国民海洋观念的初步觉醒。
鸦片战争前后，部分有识之士的反思与呐喊，使“海防”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就出现了带有海防意识的变革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有林则徐和魏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长期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守卫战”的海防思想，随后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敌”,即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加强海上防卫。魏源在他的代表巨著《海国图志》中，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敏锐地发现世界已进入“海国”竞争的时代，颠覆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大陆观念，认为中国只有“师夷长技”、加强海防建设，才能摆脱挨打的困境。遗憾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海防思想并没有在社会上掀起一丝波澜，他在那个时代是孤独的。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人们对海防的关注和议论也逐渐归于沉寂。
海防思想真正引起社会关注，是在《海国图志》出版后的二十年，即19世纪60年代初。这时清朝统治者开始进行了一场维护自身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海防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从中央的奕、文祥到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洋务派代表积极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具体落实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重视海防、筹建海军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李鸿章曾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海防为“紧要应办事宜”,“亟宜切筹”,筹办海防的内容包括“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2]张之洞面对中法战争的失败，认为“四夷斗争于中国洋面，而我亦将受其敝。故海防诸大端，天时人事，无可再缓。”[3]可见，洋务派的海防思想促使了国家防务从内陆向海上的转移，并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国民的海防意识，但其海防思想是在海防危机日益慎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明确的抵御外辱的性质。
晚清海防教育的发展为国民海防意识的觉醒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派创办船政学堂和水师学堂，培养技术人才和新式海军，派遣留学生，促进了晚清海防教育的发展。左宗棠于1866年在马尾造船厂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驾船的人才，成为晚清第一个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基地，开启了晚清海防教育的先河，为海军建设作出了贡献。1880年，李鸿章为扩建北洋海军，筹办了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培养新式海军人才。此后，北洋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刘公岛水师学堂等相继创办，大大推动了晚清海防教育事业的发展。在1872年至1875年间，洋务派还先后派出四批留学人员，共120人，这批留学生促进了西方科技、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的引入和传播，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海洋意识。
出版业的发展成为近代国民海洋观念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媒介，为近代国民海洋观念的觉醒发挥了积极作用。林则徐在广州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籍和报刊。为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他派人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组织人员翻译了《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魏源强调欲了解敌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4]。洋务派也主张设立翻译公所，培养外语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介绍欧美知识，故京师同文馆、各地广方言馆、译书局等先后成立。因此，从1860年开始，介绍域外史地类、科技类的书籍大量出版，外国事务已成为中文读书界的关注对象，其中不乏对海洋、海防知识的关注。如1867年江南制造局设立译书局，其翻译的西方蓍作便涉及以轮船汽机为中心的海防军事方面内容，如《防海新论》《测绘海图全法》《轮船布阵》《兵船炮法》《水师章程》等，包括海防理论、海防地理、海战思想、海军建设等多方面。这对晚清国人海防意识的觉醒、海洋知识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除译书外，各类中外报纸、期刊的出版发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晚清国人海防意识的觉醒。例如1868年由外国传教士在华主办了一个教会报纸《万国公报》,评论中国时局，介绍西方国家情况。该报十分关注清政府的海防时局，1880年刊登了关于筹办海防的文章《筹办海防》,条陈筹办海防之策。[5]1878年，天主教在中国创办了综合性期刊《益文录》,它以时事和科学作为两大支柱，发表了大量关于海防建设的文章和海防时事的报道，是甲午战前刊登关于“海防”文章较多的刊物之一。《海防近信》《海防近事》《海防近耗》《海防军信》《海防消息》《海防消息》等都是对当时海防局势的实时报道。1885年，《益文录》刊登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奏陈的关于海防建设意见书——《条陈海防要策疏》。1887年又连续两期登载了评论性文章《海防撮要论》,针对当时中国设立南北两洋海军的情况，提出设防建议，“中国海洋最多险要北洋如山东之旅顺、直隶之大沽、威海卫，南洋如粤东之广州虎门、福建之长门，台湾……其余各省要口多至数十处，少至十余处，皆在可防之列。”文章认为，海防建设最重要的还是设备、器械，“外洋所自恃其强而横行海上者不过铁舰、巨炮、快艇、水雷四种为要”。中国应发展军械制造，“惟再须精益求精以臻美善耳。”[6]除此之外，外国人创办的其他报刊如《中西见闻录》《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等都对时局和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关注和评论，对启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海防意识有着重要影响。而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中，《羊城采新实录》《汇报》《新报》《述报》等也具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在关于海防及其建设方面，《述报》关注较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其创刊的1884年，该报关于海防时局的报道就有28条之多。当时正值中法战争之际，故该报刊登了大量有关中法战争的消息、电讯、评论和来稿，呼吁清朝政府加强战备，督促各省加强海防建设，认真对付侵略者的进攻。
这些关于近代海洋的军事、地理译书、著作和文章丰富多彩且各有观点，但其中除部分是对中国沿海形势和海外形势的论述外，关于海洋防守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包括晚清政治家、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海洋观念紧锁在海防一隅，没有对西方海洋战略和世界海洋局势进行本源性的思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早期中国国民海洋观念的觉醒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面对一系列海防危机被动应对的结果。它始终是脱胎于保守、内向的传统海洋观，并未摆脱“陆主海从”、“重陆轻海”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因此，近代国民海洋观念的真正觉醒和发展是在甲午战争后。
二、主动探求：甲午战争后国民海洋观念的丰富与深化
被动、保守的晚清海防思想直接影响了晚清的海军建设，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的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割地赔款都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促进了整个国民海洋意识的真正觉醒，其觉醒的标志便是海权观念的引入与广泛讨论。
海权，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是“国家主权”概念的延伸。这种权力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控制问题，更重要的是用海洋来开拓一个新的舞台，一个新的时代。这比前述的“海防”仅侧重于海上防御、海军建设要更加全面，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近代中国首次出现“海权”一词，是在驻德公使李凤苞翻译的由奥匈帝国普兰德海军军官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原著的《海战新义》一书中，该书1885年由天津机器局铅印出版。它在论及近代海军的任务时说：“尤要者为我以兵船进攻敌国兵船”,“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7]。但该书并未就“海权”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和解释，因此影响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海洋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问世，震惊世界，后由日本传入中国。1900年3月，由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汉文月刊《亚东时报》首先连载了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第一章的部分内容，题目为《海上权利要素论》。[8]据学界研究，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马汉的海权理论。此后一段时间，“海洋”和“海权”等词汇的使用量激增，社会各界对海权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近代国民观念的改变与发展离不开近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他们创办报纸期刊、编写学术专著和文章、引入西方思想和科技，不断为近代中国输入新鲜血液。甲午战争后，民众启蒙传播的主体、内容和力度都有了深刻的变化：传播主体由少数精英变为知识群体，传播内容由西方技术变为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传播力度呈现快速发展，显著特征便是大量报纸、期刊的涌现。因此，近代国民海洋观念在甲午战争后得到丰富与深化，主要得益于近代知识分子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日学生群体的发展。留日学生十分重视马汉的海权理论，对海权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也比较深刻和广泛。1909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海军期刊——《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对海权问题进行了一次较为集中的讨论。此外，国内《新民丛报》《亚东时报》《华北杂志》《东方杂志》《时报》《国闻周报》等各类报刊杂志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海权问题的文章。例如创刊于1904年、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主旨的《东方杂志》全面记录了日俄战争的整个过程，并刊载了许多相关报道，向广大国民传播了海洋观念。这些报道和文章不仅论及世界各国海权发展情况，还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海权的紧迫性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讨论，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海权思潮，使海权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普及，国民的海洋意识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总之，这一阶段国民的海洋观念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剖析海权的内涵，对海洋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甲午战争后，国人对海洋的关注不再仅仅是海防，而是从更广义的范畴去理解，包括如何控制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保卫海上领土、维护海权等方面。如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不仅表达了他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还指出各帝国主义所争之海权，其中多与商权有关：“所谓敌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至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9]故各国竞争在商业航路、通信机关、海军实力等方面。《海军论》一文明确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10]《三代海权考证》中论述的海权虽与近代国际法中之海权不同，但却仍包含在今海权范围之内，即指国家权力所及之地，有航海权等开发利用之权。[11]这些文章都表明国人对海权有了较为准确、深刻的认识，已经将海上防御与海洋开发、经济、交通、航海、侨民、国土等联系起来。
此外，我们还可通过一些具体统计来考察国民海权观念的变化。有学者统计了1904年至1906年《东方杂志》中“海权”一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联情况，这些关键词按照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陆国”、“渔业”、“海国”、“海军”、“海疆”、“海运”、“海洋”等。同时在出现“海权”的文章中，根据其内容可划分为商业、军事和其他三类，其中“海权”在商业类文章中出现51次，占53.3%,在军事类文章中出现20次，占23.3%。[12]结合文本分析后，我们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海权思想并不系统，但国人对海洋的经济价值、军事地位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且还认识到了海权、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海权的认识更加清晰和全面，甚至还有所补充和发展。《世界海权的隆替》一文扩展了“海权”的概念，使之与民族精神、民族气质联系起来，以凸显海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所谓海权不仅指战舰而言，现代的商轮与海轮，造船的器材，造轮的工人，以及船坞与海湾，都是构成海权的因素。再进一步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也与海权有关，这个民族领袖以及政府若何决策以充分利用海上的实力，事实上都受民族气质的支配。”[13]而且海权的应用主要有两方面，即经济方面和作战方面。在《海洋空间与海权》一文中，作者强调：“统治海洋空间，就等于掌握富源和权势。”此外，海外贸易对海权有重要影响，“海岸和海港，虽然是海权基本的条件，但是缺少海外贸易，也难维持充分的海军。海权的力量，普通和它的商业成正比。”[14]这再次证明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从单一的海防向海军、经济、国土等方面转化，认识到了海洋经济对海防、海权的重要作用。因此，由“海防”到“海权”是近代中国海洋观的重大发展，是近代国民海洋观念进步的主要体现之一。
第二，对海防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形成了更加多面的海洋观念。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国难的日益加深以及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成熟、“海权论”的传播等，国人对海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他们基本上突破了原有的“以守为战”的海防思想，不再仅局限于对海军建设这一个方面，而是变得更全面、更深刻。如关于海防的内容，时人云：“盖稽之通常指所谓海军国防，其分项可判为二。一，即为海上作战之所谓海军国防。二，则为海岸防御值所谓海军国防。”[1]还有人指出海防应具备海军、根据地和沿岸要塞三要素，海军主要是指人、舰和战器，根据地主要指军港、要港、供给地。而加强海防建设，则可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治标政策主要是在军队人员、军备配置、海港建设等硬件方面入手；治本政策则主要侧重从高等海防教育、技术水平、军械制造等方面。[15]针对中国的国情和国势，有人认为在战争中，应当海陆并重，陆军、海军应协同作战，即“在作战的方略上，是协同。在作战的行为上，是分工。”[16]但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各不一致。有人不赞同海陆并重，提出了“陆主海从”政策，如：“今日我国之情势判断之，则陆要于海而迟于空，今日之国防，应致力于空防……”这显然将海防放于陆空建设之后，但对于海防建设，认为须有最低发展限度，应包括潜水艇防御政策、军港建设政策、要塞建设政策等。[17]总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海防“实在就是国防，关系国家用兵的大计”,[16]“没有海防，就没有国防。”[18]上述观点不仅超越了海防，也超越了军事，而是包含了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向民众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海洋。
第三，对于世界海洋局势的关注。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国家急速扩张时期，也是世界海权争夺的关键时期。此时世界各国积极扩张海权，发展海军，企图争夺世界霸权。因此，对于海权观念刚传入不久的中国来说，介绍欧美各国的海权扩张、海军发展情况便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也为近代中国海权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比较英国海权》《英俄法之海权》《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海权消长始末记》《法国保存海权》《协约国之海权》等一系列文章，从地理、军事、国家战略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欧美各国海权力量的消长和海军势力的发展情况。如《美国海权的剖析》一文通过对比美国海军与英日两国实力，直陈美国海军的弱点和世界三大海权国实力的真相。作者指出美国一直实行扩张海军、维护海权、海上扩张的重大策略，对中国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9]因此，这些关于各国海权形势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海洋局势的发展变化，对于增强海洋危机感、提高海洋意识，也有着积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争霸的形势，太平洋局势及海权问题成为列强关注的焦点，不仅日、美等周边国家在此增加防备，而且英、法等欧洲国家也觊觎此地，故二十世纪又被称为“太平洋时代”。孙中山就非常重视太平洋海权与中国的关系，他曾说：“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及争中国之门户耳。”[20]梁启超也曾发文指出太平洋海权问题即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各国竞相增长在东洋舰队之势力，必对中国产生威胁。各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太平洋局势的文章，如《太平洋海防问题》研究了在太平洋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西邻太平洋的美国和正在扩张的日本在太平洋的利益问题和海军政策，分析出这一局面的严峻性及其对中国海权造成的威胁。[21]《海军杂志》刊载了多篇文章，分别从地理、地缘、军事战略等角度分析了太平洋问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亟需加强太平洋沿岸的海防建设，增强国民的海防观念和海权意识。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海洋观念已经不再是被动反应的过程，而是国人面对国家形势和海洋局势的变化主动探求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对西方海权理论的讨论，又包括对传统海洋观的反思和对新时期海洋挑战的应对。甲午战争后国民海洋观念的发展促进了国家海军和海防建设。如20世纪初，重建海军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为筹备海军，成立了筹办海军处。虽然重建海军计划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但政府的这一行为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自发捐款，支援海军建设，掀起一股爱国海军义捐的热潮。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夫妻海军义捐活动，并在全省范围内联络各学校，广泛推广，引起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此后，直隶地区和海外华侨也纷纷加入义捐热潮。1910年，一些华侨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以图建立强大商业船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对“海权”概念理解的深入，中国开始对海洋经济权给予重视，不仅收回不平等条约中被侵占的扬子江码头，而且对沿海地带的渔业领海问题也给予了关注，对日本侵害我国上海、青岛、福建等地的渔权，中国进行了维权和抵制。这些举动无一不表明越来越多的国人对海洋、海权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三、近代国民海洋观念的发展困境
近代中国国民海洋观念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中缓慢发展起来的。其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并接二连三地受到西方国家的侵扰，中华民族处在危机边缘。在这一情况下，中国才发展海防。到19世纪70年代，清王朝不仅西北边疆出现危机，东南沿海也战争不断，台湾遭到日本的侵略，导致塞防和海防同时告急，引发了塞防、海防之争。这使刚兴起不久的海洋观念陷入困境，发展受到遏制。即便是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受国内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江浙内陆地区的关注要远远大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的国内环境问题，便是指内战。内战也是影响海上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李鸿章之所以重视江浙地区，是因为太平军起义，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得不投入大量军力、财力，从而使得海军军费远远低于陆军军费。这一现象从晚清到民国始终存在，极大地限制了海军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府主要依靠陆军，无力顾及海军，使得海军分崩离析。各地方海军都被卷入割据和混战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摆脱内战带来的困扰。“内战至频仍，以中国之山川地理，若生内战，则利于陆战而不利于还占。民国以来，频年内战，故陆军之发展甚速而海军反形落后不为当局注目……”[22]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发展海军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此后的抗战和内战中，蒋介石更是力主“陆主海从”,并以空军为中心，海军的建设再次受阻。由此可见，接连不断的内战使原本遥遥领先的海军改革迅速衰落，陆军反而不断膨胀。
正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全体国民处于拯救民族危亡、维持自我生计之中。这一破碎、残酷的现实不仅阻碍了海军和海防建设，也影响了海洋观念的深入发展，甚至是停滞不前。如在20世纪30年代，民众对待“海防”、“海洋”仍存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我国国民漠视海防，而我国海防之树立无基，此为泯我国海防之萌。”[1]不仅是普通民众，连部分负有全责的海军当局也不清楚“海防”、“海权”的内涵，仅知道索要官衔和一己私利，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因此，要使全体国民形成正确、丰富的海洋观念任重而道远。
通过分析和论述，我们发现近代国民海洋观念是在民族危机中起起落落。虽然近代中国的海洋观念有许多局限性，如把海洋问题看成是近海防卫，而没有着眼于整个世界和真正的大洋，并且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对海洋有了明确认知和整体规划，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人的海洋观念逐渐从觉醒走向了丰富、深化，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此过程中，其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对海洋的认识逐步从单一的海洋设防向海权、经济、国土与海防建设等方面的全方位转化。国人将海洋与海洋经济、海洋交通、海上防御、海军建设及海洋产物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海洋观念发生了明显进步。第二，国民海洋观念由被动反应转向主动探求。从晚清林则徐、魏源等受到战争失败教训，被动地探求海防建设，到二十世纪初年国民对海权问题的讨论，观念意识上已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马汉海权理论、世界海洋局势、中国海防建设的主动探求上。第三，由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保守、内向的海防观转向对重本抑末、重陆轻海等传统意识的反思。由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不关注海洋，扼制了海洋观念的产生。近代国人不断反思这一问题，通过引入西方海洋观、刺激国人对世界海权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危机感等，逐渐改变国民的海洋观念。
观念是一个重要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关乎精神的知识一旦变为常识、且接受者已无须反思时，就容易转化成信念、甚至信仰。”[23]因此，海洋观念只有变为民众常识，才能转化为信念、信仰，才能改变行为，并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本世纪初，中国首次提出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2012年，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正式出台。这一系列目标和战略的提出都表明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海洋在国际竞争、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致力于发展海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即便在当代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中，要成为海洋强国，重视和提高国民的海洋观念仍然势在必行。（《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作者：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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