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一种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该新闻观念的再现得益于研究者的方法革新。我们要反思传统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中的教条语录情结,采取文本学方法透过显性字句发掘隐性逻辑。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与新闻出版业处在“精神上的大斋期”,而自由理性的成长氛围塑造了少年马克思最初的启蒙新闻思想形态,这在其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中得以见微知著。尽管启蒙主义新闻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其中蕴含的可贵思想质点撬动了马克思随后的新闻思想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书写通常以马克思大学毕业投身《莱茵报》的筹办工作作为起点,因为马克思直接分析新闻出版业的最早一批政论文章正是始于《莱茵报》时期。“《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及政治观点还囿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报刊思想不可避免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国家至上主义者黑格尔的集权主义报刊理论的继承人。”童兵先生已经发现《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报刊思想在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同时,清算了后者蔑视民众的集权主义报刊思想,但是并未澄清马克思“囿于但又异于”黑格尔报刊思想的具体原因。与之类似,陈力丹先生也指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也是在他从黑格尔报刊思想的革命方面汲取思想材料,与他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报刊思想相对抗的情形下提出来的。”换言之,马克思对待黑格尔报刊思想只是“取其精华”式地为我所用,但是这里也未能指明此时的马克思究竟是秉持何种思想立场的“我”?不过,童、陈二人都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绝非黑格尔主义的简单翻版,相反应该是对后者的积极“改造”——问题是青年马克思为何能够将保守的黑格尔主义新闻观改造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新闻观?除了我们如今视作常识的黑格尔辩证法内部的革命性因素之外,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提醒我们不要忽略另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梅林基于《莱茵报》的文献研究得出的这一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笔者认为此处用马克思突然“回到”启蒙运动并不准确,因为强烈的革命时代精神、开明的家教氛围和正统的中学人文教育早已塑造了少年马克思一种康德式的原初启蒙思想形态,在他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管窥其中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
一、“方法论自觉”: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便是解释为何传统马克思新闻思想史书写通常忽视马克思“中学时代”的新闻观?简单回应就是一个从未直接从事新闻出版相关工作的德国中学生当然不会有什么新闻观!的确,从马克思中学时代留下的少量诗文中我们无法直接读到诸如“新闻”“报刊”“出版”和“舆论”等直接关乎新闻出版问题的显性字句;加之历史上寻章摘句的“语录新闻学”的长期流行也固化了学界对马克思在中学时代绝不存在新闻观的既定常识。但是,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对显性现象的镜像反映,而是要求透过现象发掘出潜藏在深层的、不为人知的运行规律。
实际上,这就不得不触及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问题。“方法论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对从事马克思思想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本身具备清醒的认知,即要努力对自身开展研究的立场、预设、框架、优势乃至局限都有所自觉:“在研究相同的理论文本时,不同的解读方法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认识结果”,据此张一兵先生还提出了马克思思想解读的“五大模式”:西方马克思学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模式、阿尔都塞模式、苏联学者模式和南京大学孙伯鍨先生模式。简单来说,西方马克思学模式是研究者将马克思文献作为客观对象进行研究,往往呈现一种追求绝对客观神话的“拜文献教”倾向,且研究者本人不认同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模式和阿尔都塞科学主义模式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即二者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执的深刻”。前苏联模式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学术条件下曾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不可否认的重要学术贡献,但随着历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学术创新的主要“拦路石”,这也是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如今依然需要深刻反思的“传统研究模式”;作为对传统研究模式自觉反思的结果,孙伯鍨先生开创了一种“深层历史文本解读方法”(简称“文本学”方法),该方法并非一种凭空臆造,而是在中国传统经史解释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双重影响下的历史产物。在本文中,我们研究马克思中学时代新闻思想的方法正是源自这种文本学方法。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孙先生就强调一定要认真研究长期以来不够重视的马克思“并不成熟”的早期著作,因为“通过对它的研究、整理、考察、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新的思想道路、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究竟批判了什么,继承了什么,抛弃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从而准确地判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区别和联系,划清它们之间的质的界限。这样就有助于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沿着它固有的方向推动其向前发展。”文本学方法是一种唯物史观方法,它与缺乏反思性的前苏联“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有着本质的区分,后者主要采取一种“非历史”的“原理反注文本”的教条主义方法解读马恩经典文本。传统研究模式的潜在假设是《马恩全集》从头至尾的每一句话都具备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和同质性,这也是历史上“两个凡是”错误主张的学术映现。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思想史就变成一种渐进的量变“进化说”,于是研究者只需拿着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为构造的“条块化”和“原理化”的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放大镜”查阅、核验和堆砌《马恩全集》中的相关显性字句就行了。比如,受到列宁关于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期间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传统解释框架影响,一些天真的研究者便在《马恩全集》中竭力找寻诸如“唯物”“唯心”“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类的显性字眼,但是忽视了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列宁受到历史条件制约没能看到马克思的大量早期手稿,因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并不准确。
“新闻无学”问题成为长期萦绕在新闻学界的一片乌云,除去新闻本身强调实用的重要学科特性之外,缺乏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创办、主编或者参编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大量直接与新闻出版工作有关的重要作品,因此,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最具备达及“学”之高度的所需史料条件,问题是历史上人们如何利用这些丰富的文献材料?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马克思主义遭受了全球新自由主义冲击,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政治挫败进而引发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由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也连带着陷入了历史低谷;另一方面,历史上厥功至伟的传统研究模式越发难以适应新历史条件下的学术维系和发展要求,遑论追求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数字化和国际化。实际上,“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也就是说,文本学方法要求新闻思想史研究必须放弃过去对显性字句与表层逻辑的语录崇拜,努力深入到经典文本的“空白”和“深层”中去。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要求,才能让马克思新闻思想之光以一种内生性的历史发生学方式重新绽放。
当然文本学方法也有其使用限度,要避免走向主观主义。一方面文本学方法旨在“我注六经”式地探索隐匿在文本幽暗中的那个真实的、唯一的和客观的思想脉络,即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照着讲”;另一方面,该方法承认文本解读的主体建构属性,认识到只存在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后文本学”方法绝非要混淆研究过程所伴随的“主体建构”与彻底走向“主观主义”的质性差异,因为“激发主体性原来是为了更好地通达客观性,结果主体凸显了,客体却被遮蔽了。这种主观主义不是人们想要的。”这里的“后文本学”又叫“文本构境解读”或者“思想构境论”,旨在逼近原初理论语境的现代性文本学方法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现代性思想史研究的解释霸权,以凸显文本解读与思想史研究的主体向度与历史效果。现在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马克思新闻思想史书写究竟能否推进到马克思“更不成熟”的中学时代?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恰恰是对少年马克思留下的“断简残篇”进行充分的文本学解读,努力在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发掘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思想逻辑,进而管窥背后可能存在的新闻出版观念。
二、“精神上的大斋期”: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与新闻出版业发展状况
在讨论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指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达及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将“1789-1848年的欧洲”称作“革命的年代”,他认为在由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构成的“双元革命”的强大驱动下,人类逐步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霍布斯鲍姆敏锐地发现:“词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诸如“工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统计学”“意识形态”以及“新闻出版”等词汇在此期间被新造出来或者被赋予了崭新的现代含义。19世纪初期的世界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处在上升期,当时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正是生活在以“革命”为主旋律的时代氛围中。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成为时代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邦国混战、经济滞后,直到18世纪末基本还是一个容克地主统治下的封建农业国,资本主义发展远不及英法等国。正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这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冲击了德国这个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奥革阿斯牛圈”。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封建专制主义仍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历史发展迫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萌生,莱茵省等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地区就先后爆发了自发的、小规模的工人起义。德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得其在强大的封建主义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夹击下显示出革命和妥协的矛盾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基本只剩下对法国大革命最嘹亮的“理性、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口号的赞颂,其革命行动借以抽象的理论形式呈现,集中表现在探讨文学和政治的“青年德意志”运动,以及后来吸引青年马克思也参与其中的“青年黑格尔”哲学和政治运动。
19世纪早期的德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状况构成了少年马克思最初新闻出版观念生发的直接情境。早在17到18世纪德国最强大的奥地利大公国就实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恩格斯曾就此讽刺道:“在所有奥地利与文明接壤的地方,除了税关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察官的警戒线;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不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这些检查官是决不让一本外来书籍和报纸进入奥地利国境内的。”18世纪初,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同样采取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书报审查制度,严禁民间办报,大力推行官报并垄断广告。法国大革命曾让欧洲封建统治者闻风丧胆,但是鼓舞了热情好奇的知识精英们,一时间围绕法国革命问题的政论报刊激增,这迫使德国皇帝下旨要求各地亲王压制不良思想。1792年秋,法国革命军占领了包括马克思家乡特里尔在内的莱茵河左岸地区,“1795年,为防止法国革命思想的输入,皇帝弗兰西斯二世指令加强对进口出版物和翻译书刊的管理。德国皇帝没有预算,没有常备军,但是在防范出版物这一点上,与各邦国的当权者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没有皇帝的指令,多数邦国政府也会对新闻传播采取遏制政策。”法国大革命冲击了当时德国报刊业的既有格局,主要体现在政论报刊的强势崛起和传统文学报刊的逐渐式微,“文学报刊已然被人淡忘,无论是席勒的《季节女神》(Horen)、施莱格尔的《雅典娜神殿》(Schlegel),还是歌德的《卫城之门》(Propylaen)都没有取得成功。与此相反,政治报纸则遍地开花,只不过,由于德意志小国寡君们普遍不信任政治报纸,因此,它们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97-1840年在位)上台以来,书报审查制度更加森严,生活在三世年间的少年马克思能够接触到的报刊比较稀少且发展艰难,但他肯定还是受到了这种特殊的书报环境的影响。
1815年,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终于结束了,莱茵河左岸地区重回普鲁士王国版图。战后德国一度报业兴盛,但是这种良好局面很快就被彻底打破了。1819年,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反击书报审查的“大学生协会”刺杀了俄国沙皇的一位密探,这直接促使德意志联邦召开紧急会议并批准了臭名昭著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即通过了旨在压制民族统一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的四项法律,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学法》和《新闻法》。《大学法》提出设立学监对大学师生进行监视,解散“大学生协会”,解雇有民主思想的危险教师;《新闻法》要求严格审查一切出版物,对20印张以下的所有著作实行预审制,凡被取缔的书报编辑禁止从业5年。在决议的怂恿下,普鲁士随后光明正大地祭出了反动的1788年审查敕令,于是,德国新闻出版界如同墓地一般死寂,马克思后来将这种万马齐喑状况称为“精神上的大斋期”。
19世纪30年代是普鲁士书报审查的盛行时期。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曾在1830年颁布反动敕令,通过修改出版法限制新闻出版自由,此举引发新闻出版界的反对派编辑和记者通过集会抗议表达强烈不满,随后几千名工人和手工业者也走上街头。革命随后建立“七月王朝”(1830-1848),法国报业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法国七月革命那段时期事实上促进了德意志地区报刊的觉醒,在莱茵河两岸地区尤其如此”,德国报业一度气象更新,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德意志论坛报》,但是好景不长,很快缓过神来的德意志邦联议会再度强化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并在1832年追加了“六项条款”,“几乎完全禁止报刊谈论政治……德意志地区的新闻媒体再次陷入政治麻木期。”少年马克思正是在法国革命和普鲁士强化书报审查的历史背景中步入了中学时代,由此他的世界观和新闻观在特定环境中得以初步建构,而这一理解又必须以少年马克思的独特家庭氛围和中学教育背景作为前提。
三、“先辈们的传统”:少年马克思的启蒙主义成长氛围
从1818年5月出生到1835年8月中学毕业,马克思在家乡古城特里尔度过了十余载少年时光。由于特里尔与法国接壤,早在1793年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革命军攻占了地处前线的特里尔,但是作为“侵略者”的法军竟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其原因在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特里尔人更加向往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启蒙精神。从1793年到1815年,特里尔人由普鲁士的“臣民”转变为了法兰西的“公民”,第一部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法国民法典》(1804)也在这座小城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特里尔人又退回为普鲁士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前后顿显云泥之别,马克思诞生之时恰好处在这段历史的转折点上。
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认为:“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决定于他的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马克思诞生在一个具有犹太拉比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是特里尔的一名律师。老马克思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喜读伏尔泰、卢梭、莱辛和康德等人著作。后来改宗新教的老马克思秉持一种基于理性精神的自然神论:“我原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对于这种理性神论的现实意义,诗人海涅认为正是崇高的“理性论据”赋予人类独自解读圣经的神圣权力,“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因此,与这种“思想自由”相对应的是老马克思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他既赞同代议制民主,但又忠于普鲁士国王,为此他呼吁宪政改革。马克思正是在家庭启蒙教育中浸润了父亲的理性神论思想,由此开启了“在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关照”,这在马克思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中得到体现。
马克思的邻居兼未来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Ludwig von Westphalen)男爵对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他的父亲给他念伏尔泰和莱辛的著作时,威斯特华伦却给他念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是他最喜爱的作家。”男爵培养了少年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浓厚兴趣,19世纪前后的德国文学大家赫尔德、莱辛、歌德和席勒等人也都是对德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而这些文学作品以更加感性直观的形式向马克思生动诠释了启蒙主义精神。“总的来说,这些思想家在政治立场上和法国启蒙主义者一致,都希望个人和社会最终能够达到完美状态;在哲学观上大多接近康德和费希特。”马克思的启蒙文学修养后来在其中学毕业德语作文中得到充分展现,并为其在大学时代早期的浪漫派诗文创作打下基础。
1830年10月,马克思进入素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特里尔中学,这所中学最初是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确立了富有启蒙精神的教学理念。约翰·胡果·维滕巴赫(Johann Hugo Wyttenbach)是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历史兼哲学老师,作为特里尔地区的康德哲学专家,他为特里尔中学营造了一种建立在理性和自由原则上的教学氛围,他身边也因此聚集了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接受了相当充实的启蒙主义教育,不仅掌握了包括物理和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可以直接阅读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法语和德语经典文献,其中维滕巴赫为他系统讲授了《罗马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受其影响一种初步的历史进步性分析意识在马克思中学毕业拉丁语作文中可见一斑。
总之,强烈的自由主义时代精神、开明向上的家教氛围和正统的中学人文教育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少年马克思的最初精神样态,促使其形成了一种反映法国启蒙思想和康德理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在马克思中学时代留下来的三篇作文中得到鲜明体现。
四、启蒙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中学作文深层的新闻出版观念解读
关于马克思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除了具备完成毕业考试的实际用途,其创作实际上离不开特殊的和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1834年初,即马克思中学毕业前一年,特里尔自由主义反对派“文学俱乐部”组织了一次旨在拥护自由主义宪法的宴会,马克思的父亲正是这次活动的主办人之一。在随后向政府宣扬理性和自由的示威活动中,“文学俱乐部”成员因为高唱《马赛曲》和《巴黎人》等革命歌曲遭到普鲁士政府的监视和审讯,这激起了全市舆论的强烈不满。“文学俱乐部”事件在特里尔中学也引起了波澜,结果学校被搜查,进步书报被查禁,马克思的两位自由派老师还被定罪,政府还派了一位反动教员担任副校长,主要是为了监视维滕巴赫的政治立场,全校上下极为愤慨。“马克思的父亲和他的几位老师所参加的这种政治活动,对中学时代最后几年里的青年马克思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他本人参加过这一活动,但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种活动是大大有助于确立他最初的政治方向的。”“文学俱乐部”事件算是少年马克思见证的当地重大新闻,这迫使他不得不努力对社会事件作出独立评判,其结果体现为他在1835年8月所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8月10日,马克思写下题为《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的宗教作文(以下简称《约翰福音》);8月12日,马克思写下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以下简称《青年择业》)的德语作文;8月15日,马克思写下题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的拉丁语作文(以下简称《奥古斯都》)。今日观之,在这三篇带有某种“时评属性”的文章中,马克思依据自身接受启蒙教育所背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尝试分析了当时特里尔地区的三大社会问题:宗教改革问题、青年择业问题和政治改革问题,在难免青涩的字里行间已经闪烁着启蒙主义的思想光亮。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透视文本深层的主导思想逻辑:
第一,理性神论的世界观。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政治斗争的道路荆棘丛生,所以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斗争,一开始是在反宗教的哲学斗争的形势下进行的。”《约翰福音》一文实际上也触及了当时德国思想界正在迅速推进的宗教改革问题。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正是反教会的“理性”精神,伏尔泰就曾将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推崇自然权利学说,通过反对教会独断论进而主张言论自由,“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与当时支配少年马克思的康德哲学一样,法国启蒙思想家大多是将理性与宗教进行结合的自然神论者。少年马克思生活在一个崇尚新教伦理和康德哲学的家庭和学校氛围中,因此他分析“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就自然建立在了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而非一种纯粹盲信“教义”独断解释的非理性方式,即马克思是从启蒙主义的“人的本性”的原则而非一般教会的“神学”的神秘原则切入主题。尽管马克思认同基督教“性本恶”的人性观,但是将“恶”的根源归结于人性本身而非教义上的“原罪论”,因此,“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本质在于人性具有对真理和崇高(“基督本人的道”)的自由诉求,而人与基督如同“枝蔓与葡萄藤”式的结合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人的理性和道德,这是少年马克思眼中“真正神性的东西”,也是“更加美好和崇高”的人生旨趣。科尔纽也承认:“从教义的观点来看,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尽管《约翰福音》这篇文章到处闪现着神性的光芒,但是通篇论证的深层逻辑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康德式的理性主义精神。
第二,人本博爱的人生价值观。《青年择业》一文是少年马克思对周围中学毕业生正在面临择业的一次观察和评论,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人本博爱精神。马克思再次分析了人性中诸如爱慕“虚荣名利”的感性欲念,“我们自己的理性不能给我们充当顾问,因为当它被感情欺骗,受幻想蒙蔽时,它既不依靠经验,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观察。”在这里,马克思甚至对先验的“理性”本身进行了反思,进而强调一个人包括家庭、体质、能力和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现实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外在制约。按照寻求人的现实生活幸福原则,马克思在文中更加倾向于“干预生活本身”的实际工作,因为“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确立坚定的原则和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最后,马克思认为职业选择的现实幸福原则绝非纯粹的利己主义,“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里对“人类幸福”的强调源自人本博爱精神以及新教救赎精神,即一种法国启蒙主义和康德式理性理想主义精神。少年马克思的这种人本博爱的实际职业观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在未来选择从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新闻工作,而成为一名纯粹的“哲学家”始终并非马克思的职业理想。
第三,自由平等的社会历史观。作为对“文学俱乐部”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反思,《奥古斯都》一文看似少年马克思在评述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元首政治,实际上处处在抨击当时的普鲁士专制统治。马克思开篇就在暗讽普鲁士时代是“风尚已经变化、国家四分五裂并在战争中遭到多次失败的时代”,即这并非幸福的时代,而区分时代好坏的核心标准是法律能否保障公民自由——这里已经可以读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气息,后者明确表明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也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奥古斯都时代是一个开明专制时代,尽管皇帝能够主观上为民谋利,罗马人也并未觉察自由遭受褫夺,但是奥古斯都时代依然值得警惕,因为它面临“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衰落的危险。马克思表明奥古斯都时代的开明专制只是适合他那个时代,“因为当人们变得柔弱,淳朴风尚消失,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的时候,独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里马克思对共和政体的向往明显带有一种卢梭色彩,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天之骄子”,卢梭主张“天赋人权”,认为私有制是导致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提出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恢复人的自由和平等。因此,字面上看似马克思在肯定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实际上,他真正强调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自由”,因此是在讽刺并不适合他这个时代的普鲁士专制统治。英国政治学家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曾评价道:“说西方自由传统的精华尽出于启蒙运动并非夸大。启蒙运动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以说已不再是一个运动,已成为文明。”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实际上以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法德启蒙主义思想构成了少年马克思的原初思想世界的主导逻辑,而特定的新闻观必定以与其对应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基础,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特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合理推导出与之精神契合的潜在新闻观。实际上,通过解读少年马克思的三篇作文显性字句下的隐性逻辑,我们发现少年马克思早已背离反动保守的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丰富的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他反对言论思想钳制和呼吁新闻出版自由的启蒙主义新闻观。
五、“可贵的思想质点”:少年马克思启蒙新闻观的奠基意义
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完成了首次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书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少年马克思的启蒙主义新闻思想只不过是置身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过程的很多人的正常反映,比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早在《论出版自由》中就提出过著名的“观念的自由市场”学说。严格来说,少年马克思并不具备“天才神话”式的思想独创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少年身心稚嫩就直接否定此阶段之于人生发展的奠基意义,因为少年之作中已经展现了一些“重要而可贵的思想质点”。张亮教授曾将这种思想质点归纳为两点:其一,一定的关注外部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二,一种难能可贵的全人类福祉意识。前者出自《青年择业》中的一段话,“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梅林曾就此高度评价认为,“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经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展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实际上,梅林将少年马克思这种注重外部现实条件的朴素唯物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同质化了,然而“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正确地揭示了少年马克思这段话背后起到支配作用的启蒙主义思想逻辑。与之类似,马克思在《青年择业》中主张选择一种能为全人类幸福奋斗的职业,也有论者错误地将其拔高到“共产主义”的高度,此处的少年壮志不过是人本博爱和新教救赎精神的混合产物罢了。因此,少年马克思此时不可能产生一种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同质的“思想萌芽”;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启蒙主义新闻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是本质上由一系列围绕预设的“理性、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抽象人性论形成的历史唯心主义新闻观。
问题是这种启蒙主义的思想质点究竟如何深化成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新闻思想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我们认为原因正是康德以“自由”为核心的理性理想主义精神本身。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主修法律,但是很快他就被带有康德式的理想主义和费希特“绝对自我”精神的德国浪漫派强烈吸引,因为后者在本质上是对康德-费希特“主体哲学”极端发展的产物,并且是以文学形式继承了启蒙主义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精神本身。马克思开始以洋溢着浪漫主义风格的自由笔触进行诗歌创作,但是“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自由过头”的青年马克思还因为酗酒、决斗和超额开支招致父亲的不满,结果他在1836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到柏林不久,马克思曾一度幻想用康德-费希特哲学为社会现实建构一套具备解释力的法哲学体系,但经历多次失败后他不得不承认让“实有”从属于“应有”的独断性和虚假性,由此理想主义的大厦开始崩塌,“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伴随着世界观的危机,马克思亟需“新神”来应对“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突,此时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和康德哲学影响的自由主义法学教授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将黑格尔哲学进行康德化处理吸引了马克思转向黑格尔,而看似保守的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革命意义在于以辩证法破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开始意识到,“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之时并未送走康德,故而他与当时思想倾向于康德-费希特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起初交往甚密,但是与他们将黑格尔进行理想主义改造不同,马克思更加重视黑格尔辩证法所指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可是,与黑格尔对启蒙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也不同,后者亲历过主编《班堡报》并屡遭审查的“办报苦差”,他依然相信普鲁士国家才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而市民社会则是一种无理性的野蛮状况,作为市民社会“败坏一切的主观性”的体现,“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即黑格尔秉持一种国家集权主义新闻观,而这明显与马克思此前信奉的康德启蒙主义新闻观存在冲突。
于是,马克思新闻思想史上真实存在但是鲜有论者明确揭示的有趣一幕发生了:康德启蒙自由主义新闻观和黑格尔国家集权主义新闻观在青年马克思这里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复调逻辑”,前者的支配力量趋弱而后者影响日益凸显,据此就可以充分解释本文开篇提及的“童陈问题”了:《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报刊思想之所以“囿于但又异于”黑格尔报刊思想的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正是在康德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改造”黑格尔的新闻思想,由此形成了一种既要强调报刊展现“精神自由”又要反映“国家理性”的独特新闻思想状态。因此,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新闻思想在《莱茵报》上体现为保守的国家主义新闻观与革命的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动态交织,并且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因素逐渐被马克思用于改造康德启蒙主义新闻思想过于“理想主义”的缺陷。实际上,1842年初,在著名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明显可以看到这种“复调逻辑”的内在运思:一方面,马克思以一种康德启蒙自由主义精神的热情口吻写道:“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另一方面,遵照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张通过国家力量施行政府和法律改革。马克思要求废除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但是这不等于废除“国家理性”本身,而是通过制定符合国家理性的良法来真正实现国家理性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得不承认康德这位奠定马克思中学时代启蒙主义新闻思想的“旧神”依然灵验,并且持续为马克思进入《莱茵报》工作贡献不竭的启蒙思想源泉。
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复调逻辑: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从精神自由角度认为出版自由反映人民精神,“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另一方面,他从作为黑格尔“绝对精神”映现的国家理性角度再次强调:“自由报刊是国家精神,它可以推销到每一间茅屋,比物质的煤气还便宜……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与前文相比,马克思尤其注重对各“议会等级”代表与新闻出版自由观念进行差异分析,比如他已经发现诸侯和贵族等级所享特权是他们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根本原因,越发体现出从抽象的新闻出版自由观念云端沉降到更加具体粗糙的“现实世界”的倾向,即黑格尔辩证法内部蕴含的现实主义逻辑已经呈现出更加主导的作用。马克思在《莱茵报》上随后发表的大量文章进一步沿着这种关注现实逻辑和“物质利益”的难题推进,但是无论如何依然都是对启蒙主义新闻出版思想的继续捍卫,只是它们愈发体现出以黑格尔“转向现实本身”的方式追求启蒙主义的“新闻自由”理想罢了。实际上,尽管随着马克思思想不断发展成熟所给出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也不断变化,甚至马克思后来也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进行深刻批判,但是启蒙主义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始终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了马克思通过革命斗争寻求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伟大光辉的一生!
作者:宗益祥
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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