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什医生是英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手术后，他开始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那些艰险无比的手术中，天堂和地狱曾近在咫尺”。而早已成为知名神经外科医生的他，对自己那次使脑瘤患者最终成了植物人的手术失误，始终无法释怀。
类似的失误，马什医生还有过几次，但幸运的是每次患者家属都原谅了他。于是越接近职业终点，忏悔和反思就越是啃噬着他。而“他心中有一块永久的墓地，安放着那些从未苏醒过来的灵魂。”他感触到：“一个外科医生，不管他多优秀，一生中也总要经历几次绝望，除了医生的术手之外，还有一只无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在主宰着病人的命运......” 读罢马什医生的执业感触我在想啊，马什医生的经历，也不过是许许多多西医外科医生共同经历的缩影。马什医生很优秀，可是由于他的手术失误，虽然患者割去了脑瘤，却最终成了植物人，生不如死。尽管他“每次绝望”后，都有“忏悔和反思”，但是那些鲜活的生命，却被一次次的手术失误送入坟墓。 我不是说马什医生的医术不够精湛，作为手术风险极高的神外医生，他已经很优秀了。我只是质疑，他把手术失误的原因，归结于“一只无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同样作为医生，我并不认同“死亡绝对不可选择”。我认为除了个别濒危重证之外，在一个专业的执业医生面前，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退缩让路的，或者说是可以选择的。关键在于医者的定力和操守，医者愿不愿意用身价和无我去做这种选择。 比如，患者脑瘤摘除手术，很多人就下不了手术台，家属悲痛欲绝，医生通常都会对家属教科书式的说上一句：“我们已经尽力了”！此刻如果换位思考，家属会怎么想？“您是尽力了，可是我们的人没了，您的尽力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不难想像：一个术前患者，他求生的欲望有多强烈，他和他的家属一定会配合医嘱，去做各种必要或不必要的术前化验和检查。医生通常也都会有一个手术前的最后评估，患者适不适合做这台手术，主治医生心里应该十分清楚。
二十年前，我的一个师兄在一台神外手术中出现了一次意外失误。实话讲，这类手术他已经做过不下万例，本该万无一失，但这一次却偏偏做成了医疗事故，名专家遭遇"滑铁卢"。结果，师兄主任牌子被摘掉，还被扣罚全年的奖金。多年以后旧事重提，他才跟我说：“那几日母亲刚过世，心里头很乱。 十几年前，我在为一个大货司机做拇长伸肌卡压松解时，由于瞬间一个不集中，尽管已经感觉到手下针刀的一点异样，但为时已晚，刀刃还是伤到了腓总神经，造成患者术后足拇背伸的无力，在驾驶中踩刹车时，右足趾向下施力不均衡的后果。直到两年后，他才逐渐恢复。这次失误始终让我铭记心头，难以释怀。 可见临床上一些手术的失败或不圆满，除了与病情客观状态有关，还与医生施术时的主观精神状态有关，甚至后者的关联更大。如果一台成功率在50%的手术失败了，有良知的医生多应从主观上来检讨自己，到底出了哪些疏漏？存在着哪些问题？而不应该把失误统统归于“上帝之手”。 现在的医院里普遍存在一种现象：手术一旦失败，医生那句经典的“我们已经尽力”，便成了留给家属的终极告白。于是患者只能接受现实，而医生转身又去忙他下一台的手术。 曾有心理专家做过实验，世界上两种心理压力最大的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足球守门员。应当承认，医疗行为本身有着极大变数，谁都不能在术前就准确做出成功与否的预判或假设。作为患者，你不能强求医生的手术就100%成功，因为病因错综，生命复杂，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但是作为医生，必须要敬畏生命，力争每次治疗都要最大限度减少失误。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冷漠麻木，不要玩忽职守，更不要为那只“上帝之手”去辩解，让它成为自己失败的借口或托辞。 党中央十分重视医疗系统的治理与整顿，前段时间的医疗反腐风暴，更可谓触目惊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医疗生态环境的许多方面，仍有待改善。比如：从首都到地方的一些三甲医院科室，特别是重点科室，医生红包照收，而且水涨船高，越收越大。
试想：当一名医生在手术临近之时，脑子里还在考虑金钱与生命孰轻孰重？又怎能确保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去完成一台复杂手术而不出差错？况且一系列的术前风险“告知书”——如同医生的一道道免死金牌，太容易让医生掉以轻心，太容易让医生心中那只挥之不去的“上帝之手”翻云覆雨，迷乱方寸... ... 不是说医生在治病之前，要给患者许下任何的承诺。因为医生不是神，很多时候医生“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但至少为医者的人格应当完整，不被红尘所浸，不为江湖所扼。很多时候，医生的操守有多坚，术中的精准就有多大，正所谓“无欲则刚”。 很欣赏现代名医陈存仁在他《医家座右铭》中的那段话：“聆病者之呻吟，常如己饥己溺；操大权于掌握，时凛我杀我生。”所以，医生是医生，商人是商人。如果医生也成了商人，那么患者在他眼里，差不多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可以是好价钱，也可以是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