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不打自招,图穷匕见 ——简评蔡继明的“突破理论障碍”论

吴铭|不打自招,图穷匕见 ——简评蔡继明的“突破理论障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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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社会主义的“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在他们眼里就形同虚设,所谓“理论障碍”,还能是“障碍”吗?

  此文,在公众号上发不出来。

  中国经济时报11月15日,发表了作者蔡继明的文章,题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关键要突破理论障碍》,作者打着党的旗号,强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当前要“突破理论障碍”。

  据360搜索,蔡继明,系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福特基金访问学者,哈佛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价值和收入分配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研究。此人自称,其领导的学术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三十多年,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

  该怎样理解“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已经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呢? 又该怎么理解所谓“突破理论障碍”呢?

  首先,必须对这里的“民营经济”进行定义和区分。蔡继明所谓的“民营企业”,与我们所理解的“民营企业”并不相同,或者完全不相同。民营企业,通常应该包括外资、买办资本、民族资本,以及中小型个体企业。我强调,必须把外资、买办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中小型个体企业区分开!这叫分清敌友。

  没有这个前提,提民营企业就是故意混淆是非。但是,把民族企业、中小型个体企业,与外资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开办的企业,买办金融资本开办的企业,混淆在一起,似乎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界的一个惯用手法,而实质上,他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只指外资、买办资本企业,对大量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小型个体企业的利益和发展壮大,并不关心,甚至敌视,不惜以损害、摧毁民族民营企业为条件,助长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企业。

  我国民族资本、中小型个体企业的发展,从来没有受到过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障碍!相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人民政府,一直支持发展民族资本和中小型企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对民间私有企业就采取了扶植态度,给予贷款,并对国统区的民族企业,采取统战政策,主动给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毛主席曾指示华东我军,联络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建国以后,鉴于民族私有资本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经营困难,我党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对这些民族私有企业进行改造,使之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文革期间,我党大力发展集体性质的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毛主席亲自作指示,强调不要害怕商品生产,要大力发展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使民营企业群体迅速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文革期间留下的街道办、社办、队办、校办企业,已经成规模,“三分天下有其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与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即使今天,仍然有诸多知名企业,脱胎于文革期间的社办、校办企业,比如著名娃哈哈,系一家校办企业;北京的稻香村,系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的企业。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央行制度、引进外资、开放金融、开放市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政策,不但诸多公有制大型企业被毁掉、并购、瓦解,也当然有相当一大批民营企业,被毁掉、被管理层购买、被外资并购,使得我民营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这一点,蔡继明并未提及,这是很不应该的。

  也就是说,我国民族企业和中小型个体企业,是在党中央的政策、制度、法律、货币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壮大的,并非是什么“跨越了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障碍”的结果。蔡继明如此说,似乎我党对民营企业非常反感,对其发展一直在采取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这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非常荒谬。

  没有党从政策、政治、制度、货币上的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经济不可能迅速的发展;离开了党的政策、政治、制度、货币上的支持,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无法承受,中国工业体系严重受损,千百万工人失业,流离失所,更不用说民营企业破产倒闭。

  中国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究竟是确保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障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个问题上,蔡继明颠倒了是非,说谎了。

  中国的民营企业,与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本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关系,民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也当然可以转化为国有、公有制企业。但是,在蔡继明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却是一种敌对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那么,外资、买办金融资本在中国野蛮扩张、畸形壮大,是什么原因呢?

  也当然是中国的政策、政治、制度,特别是货币方面支持的结果!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买办化、殖民地化。中国,有那么一个极强的势力,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在支持外资特别是美国金融资本在中国攻城掠地、横行霸道。其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忽略货币主权、金融主权、经济主权、市场主权,遵守美国方面的指令,采取央行制度,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权与货币分开、政权与金融分开,导致了货币与政权的分离,政权丧失了运用货币分配行业劳动力资源、平衡行业阶层利益、形成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重点、支撑国家动员能力的重要工具,人民币的发行,也丧失了依据。货币这个工具,因为央行制度、发展金融市场、货币金融化、金融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化、金融市场外资化、金融市场买办化等系列政策,被操控于外资和买办金融资本之手, 导致了中国国有企业、民族私有企业受到重大创伤,成批的国营公有制企业被毁掉、被管理层收购、被外资收购,几千万工人流离失所,困苦不堪,也严重冲击了社会稳定,黄赌毒泛滥,出现了人口问题。同时,外资和买办经济势力,却畸形扩张、野蛮增长。

  那些支撑外资金融资本的势力,我称之为买办资本势力,因为通常有官僚背景,所以,又称为官僚买办资本势力。

  这个势力,在以发展“民营经济”之名,充当美国金融资本的白手套,形成了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充当美国金融资本侵占中国经济主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市场主权的同时,也当然极力诋毁中国公有制经济,直接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给货币支撑、“不找市长找市场”的手段,勒死了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勒死了诸多民族民营企业,或者将这些企业以合资、参股、控股的方式,奉送给了外资特别是美元系金融资本,导致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巨大灾难。

  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的这些侵略、背叛性质的行径,有没有受到中国政策、政治、制度的“障碍”?老实说,还真有受到了“障碍”。公有制经济、政权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集体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均构成了对外资金融资本相互勾结对中国经济主权、货币主权、金融主权和市场主权的巨大“障碍”。所以,买办经济学家就说,要“市场化”,要“不找市长找市场”,要央行制度、要“开放市场”“开放金融”,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SWIFT体系,以便于勾结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打击中国主权经济。

  请注意,在让中国民营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同时,对于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企业,从来都是“只找市长不找市场”!

  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或者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以国有企业、民族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小型个体企业为代表的主权经济,与相互勾结的美国金融资本、中国官僚买办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占比过少,而后者占比过大引发的问题。

  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发展,还能够挫败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生物战,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在军工、通信、航天、航空、核、汽车、船舶、基建、油气、矿业、运输、交通等领域取得巨大成绩,中国人民还不至于流离失所,是因为中国还有相当强大的国有经济、民族民营经济,因为中国残存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

  中国经济之所以存在失业严重、劳动人民身受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大山压迫,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中国反复发生金融暴雷、房地产暴雷,致使许多家庭损失惨重,也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隐患、金融风险,形成社会问题,甚至面临美国金融资本制造的金融危机的威胁,恰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央行制度、剥夺了政权的货币权力,抛弃了毛主席时代货币独立自主权,抛弃了毛主席时代争取到的人民币在对上贸易中的结算支付权,抛弃了人民币不出国门的基本原则,让金融市场畸形发展,并开放金融市场、对骗子和陷阱性质的美国金融资本不加任何防范,把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大半奉送给了美国金融霸权和官僚买办资本势力,让美元信用和美元霸权寄生在中国经济之上。

  蔡继明所说的外资金融资本企业、买办金融资本企业,给中国经济贡献了什么呢?外资、买办金融资本,主要集中在以房地产、金融企业,以及医疗、教育、养老、互联网、新媒体等领域。许皮带等房地产企业巨量的欠债,置中国购房者、投资者、供应商的巨额欠债于不顾,管理层生活奢侈、巨额分红,向美国转移资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简直是罪恶滔天。P2P几乎完全暴雷,互联网金融高利贷化,甚至勾结黑社会,医疗业因为“引进社会资本”“给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这些都成了中国人民的噩梦。他们也当然想往重工业、高科技等领域渗透,不过,的确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就是蔡继明所说的“民营企业”的巨大贡献!

  蔡继明非但不觉得这些很丢脸,反而说什么“政治上,民营经济人士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许多民营企业家不但当上了政协委员,还当上的人大代表,还入了党,当了劳模”。请看看,这些外资金融资本和买办金融资本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建设了些什么:骗局,灾难。许皮带、王振华、柳教父等等,非但没有受到相应谴责、惩罚,居然还成了“人大代表”“劳动模范”“XXXX标志性人物”,岂不是无比辛辣的讽刺?小人得志,趾高气扬,图穷匕见,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神态。

  美国金融资本勾结中国官僚买办金融资本,所发展的欺骗、盗窃、掠夺性质的“民营企业”,的的确确是受到过中国主权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的“障碍”,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但却在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协助下,顺利突破了这些障碍!他们也不可能尊重中国人民的反对。他们的阴谋一一得逞了,这只能证明他们对党纪国法极度蔑视,只能证明他们出卖了中国主权,只能证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只能证明他们甘心投降了美国霸权、充当了美国霸权的忠实奴仆,只能证明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恶!蔡继明特别炫耀这一点,很好!相当于不打自招。现在,蔡继明又代表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要保护这些买办性质的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保护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要继续让外资金融资本、买办金融资本继续作威作福,怕是办不到了。

  很显然,中国经济的出路,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民族私有企业(也就是民营企业),对于友好的外资工业企业来华建厂,我们也欢迎并保护,我们也积极推动正当的对外贸易。但是,我们要收复人民币发行权和流通控制权,才能更好地发展国有企业和民族民营企业。我们不能允许美国金融资本勾结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势力所开办的投机、盗窃、掠夺、出卖、背叛、寄生性质的“民营企业”!不能允许美国金融资本勾结中国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在中国故意制造金融隐患、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要提高警惕、严肃提防。

  蔡继明强调“宪法和民法典都确定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强调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好!但是,他显然曲解了这些法律原则,欺骗、盗窃、掠夺来的财产,必然追缴,相关人等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蔡继明说,“然而,社会上和学界中质疑和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仍反复出现,促使人们不得不做深入思考……”社会上并没有什么质疑和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司马南只是代表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质疑柳教父等人对国有资产的盗窃!质疑他们的违法行为,决不会也决没有质疑和否定过华为、格力、老干妈、吉利、比亚迪等民营企业。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质疑和否定。我不知道蔡继明从哪里得到这种印象的。

  蔡继明又提到,“笔者领导的学术团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潜心研究三十多年,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创造,这就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提供了价值基础。”

  一个学者搞出的结论,居然敢吹“创立了一个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广义价值论”,胆大妄为,自吹自擂,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蔡继明这个“潜心研究三十年”的结论,仅仅是个精心编造的骗术而已。我原本不知道这个骗术的发明人。现在,蔡继明自己认领了,相当于投案自首,也很好。

  所谓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赤裸裸的背叛!

  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均不创造价值。货币、金融资本,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或者属于生产关系,并不创造价值,也没有资格参与分配。

  蔡继明所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参与分配,实际上重点指的是金融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了价值、参与分配。这是个买办性质的观点,是在中国发展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市场、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依据外汇储备发行人民币、出口创汇等政策之后,美国金融资本和官僚买办金融资本在中国尾大不掉,而民族企业和民族资本因丧失货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必然受到削弱、打击、瓦解的情况下,为了让相互勾结的美国金融资本和官僚买办金融资本侵占(出卖)中国经济主权、掠夺中国人民劳动成果、压榨中国人民、无偿使用中国基础设施,而提出的观点,是为了给相互勾结的美国金融资本和中国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欺诈行为提供理论上的掩护!简直就是同案犯。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缓解美元霸权的困境,真是一条忠诚的走狗。

  编造这样拙劣的理论,需要三十年吗?你是太草包,还是想强调自己理论的正确性?说个谎,有那么费力吗?编制这样违背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常识的骗子理论,恐怕三分钟就够了。

  蔡继明所说的“突破理论障碍”又是什么呢?他自己反复强调党的有关文件、宪法和法律,均为“保护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依据,还需要突破什么“理论障碍”呢?他眼里还有“理论”吗?他们什么时候尊重过“理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欺骗、盗窃、压榨行为,可以随便编制出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参与分配的“理论”。连社会主义的“制度、政治、法律和政策”在他们眼里就形同虚设,所谓“理论障碍”,还能是“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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