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130年前，在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唤毛泽东。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大有作为。直到现在，关于他的一言一行依然广为流传，影响着整个世界。
值此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特写下此文，以表纪念。
正文
我的自述
在我上高中之前，我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孩子，学习刻苦、不爱捣蛋、内向腼腆，会因为一次小测验的小失误嚎啕大哭；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甚至当老师课上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我都会向着他正确的那方面想；是同学眼中的“学霸”，除了同桌基本没什么社交，整天扎在书堆里，上厕所都是半跑姿态，以至于，我当时觉得任何娱乐消遣都是极度罪恶的。那时候的我便是家长们口中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
这种状态，大概持续到了初三毕业的那个假期。
初三毕业后，我去外地参加了某私立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考上入学并拿到了奖学金。未曾想，这却成了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论教学水平，该高中自排全省前三，多次诞生省状元；论学费和其他开销，也不枉外界对他称呼“贵族学校”。由此，里面的学生大概就分为这三类：
成绩拔尖
成绩一般但家里有矿
成绩优异并且家里有矿。据我观察，该学校内第三类学生占多数。
成绩好+家里有钱，双BUFF的叠加，导致那些学生有股十足的傲气，整天炫耀着奢靡的生活。从小乡镇走出来的我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自己由于穿着相较朴素，还遭遇了一些同学的冷眼和嘲讽。
在学校，班主任一边在班会上口头教育我们要尊重劳动人民，另一边又以所谓“心灵鸡汤”的方式鼓励我们往上爬，并讽刺道“不好好读书你们以后就只配进厂去打工”。
但父母总会跟我讲：“**毕业就好了”、“等你**就轻松了”。那时候的我依然期望，同所有小镇里面的穷孩子一样期望，在日复一日机器般的学习之下，通过努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关卡，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欺骗自己这样就能和那些天之骄子们平等的站在一起。
然而班里当时的“富哥”轻飘飘地说了一句——“穷人就是该死。”
我过去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
因为痛苦和不适，自卑的我只想逃避这些铁一般森严的价值观和规则，去寻找一个让我感到舒适的、熟悉的话语体系。在互联网上我找到了一个身份——网左。
那时的我会整天停留于网络，寻求和我一样的人“抱团取暖”，喊口号，打嘴炮，仿佛这些可以暂时让我逃离现实世界，在网络上发泄自卑、发泄敏感、发泄对现实的愤怒，成天幻想着公平与正义会从天而降，又慨叹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一会儿自命不凡，一会儿又郁郁寡欢。
【当然，如果你的身边有这类人，也不必嘲讽打击，适当引导即可。毕竟任何事都需要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事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下，能够对那段历史有正确的态度、对现实有清醒的认知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后来，事情固然也起了转变。新鲜事物带来的兴奋和刺激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持久。当面临第二次迷茫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成熟的青年同志，经过他们的点拨和引导，我开始阅读原著，做一些实践活动，并且利用网络平台做一些宣传。尽管力量微薄，声音轻微，但是，有些事，总得需要有人去干、去传承，如此才有希望。
他对我的影响
当然，左转的整个过程包括直到现在，都离不开那个熟悉的名字---毛泽东。
作为这个国家、这个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常在教科书上看到他，在电子媒体上看到他。但是更多时候，他扮演的是一段历史的背锅者，或者是以无害化神像的身份出现。
最初，我会跟着坏人们一同骂他，说他晚年糊涂，犯了错。后来，当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资料之后，才重新建立了对他的认识。并且当资本的铁拳毫不留情的砸到自己的头上时，便愈发理解和佩服他，感叹他的伟大。
正如网络上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小时候在大人的教育中崇拜他，年少时在敌人的忽悠下怀疑他，长大后在探索中敬佩他”
1971年，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这样写道：“当他(毛）站在会堂门口送我时，他对我说，他其实真的很简单，只不过是在这个下雨的世界上的，一个打着全是破洞的伞的独行僧罢了。”
（毛主席和老朋友埃德加·斯诺）
下雨的世界，破洞的伞，独行僧。
为什么说是独行僧？
刚去北大时，那群自诩不凡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都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文化，还操着一口湖南口音。孤身一人，异乡求学，却遭冷眼和漠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他在党内多次创造性地提出要重视农民这股革命力量，却遭到其他人的否定和傲睨。即便如此，他依旧坚信自己是对的，因为这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当时的实际结合分析得到的结论。
中共三大上，他说要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然而，当时的他人微言轻，党内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言论不予理睬。陈独秀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无奈之下，他只能再回到湖南。从1927年1月到2月，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村中问他们要需要些什么，很快他就发现那些知识分子讲的道理，其实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农民的想法和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
通过这次调查，他将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在党内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同年，中共五大上，他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但是仍然遭到强烈反对，连投票权也被取消了。
195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他在古田会议等多个场合都提出“军民平等”的思想，以此整顿军队。当兵的不仅不能把老百姓当仇人、当敌人、当成自己掠夺的对象、当成自己发财致富的根源，还得与老百姓和睦相处，甚至还要帮助老百姓。这一点朱德、陈毅等都曾不理解，他们都曾以为军队只管打仗就好了，群众工作并不是红军应该负责的事情。
后来的历史结果表明，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武装之下的人民军队，不仅长期维持着“军民鱼水情”的佳话，而且团结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一直以来坚持的群众路线，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更使得无数的后继者在他思想的引领下，“扫除一切害人虫”，开天辟地，前仆后继地为大家的共同事业奋斗着。
长达几十年的民主革命胜利了，这片土地似乎安宁了。但是，曾经身边并肩作战的伙伴不愿意再跟他“回到山里”，屠龙的勇士自己也变成了恶龙，忘掉了自己的初心，又开始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1965年5月21日，他在前往井冈山的专列上和张平化进行了交谈。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平化再次想到了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主席说。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
这一次的他依旧是少数，他怀着“跌的粉碎”的魄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尝试，他也明白自己将会面对多大的阻力、多大的困难，甚至早就预料到了最后的结局，但是他依然敢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那一年，他73岁，烈士暮年，挥鞭向前。
他赌上自己的最后生命和所有名誉来做的那件事，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线生机，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从革命的一开始，他就是其中的异类，自始至终扮演着“独行僧”的角色。尽管遭遇无数的冷眼，无数的质疑，他仍扛着那面旗帜走了下来，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他独立不倚、坚定不移的性格，深刻地影响了我。身处当下的我们，孤独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孤独就对了，在孤独中坚守，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品格嘛？
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志，都在迷茫、矛盾里挣扎过。三分钟热度带来的热情并不稀奇，可贵的是在痛苦之后依旧能够坚持并且更加坚定。
写在最后
1967年，74岁的他坚持带病接见青年学生，从早到晚，脚都站肿了。后来主席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大家都会的，对吗？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好孩子。
我永远的老师，祝您生日快乐！
革命人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