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1945年6月9日凌晨，毛泽东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5月27日来电作了答复。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在5月27日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毛泽东在复电中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再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此次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他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此前均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稼祥则因为得票没过半数而落选。原因是早在1943年秋以后，由于身体状况，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4年又因病脱离工作，进行疗养；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请他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由于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便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所以很多代表都不太熟悉他，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204票。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检查，可在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名单。他们是（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 彪董必武陈 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本传前面说过，党中央此时尚不知他和毛泽民等人已经牺牲——笔者注）高 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 生彭 真王若飞张云逸贺 龙陈 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 畅邓小平陆定一曾 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 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 王明 博古
接着，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中央候补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还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3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王稼祥在信中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3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3人的3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果，33名中央候补委员（按选举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是：
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 玉邓颖超陈少敏刘 晓谭 政程子华刘长胜粟 裕王 震宋任穷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 毅古大存曾镜冰陈 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 赓王从吾习仲勋萧劲光刘澜涛
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毛泽东以《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作了3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3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会议期间，一共先后开了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选举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后话。
6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问题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此次作战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3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梧州、桂林、衡州5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8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9旅后续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
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并东攻三南、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委 巳删
6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16日电】新华社记者就国民政府决定于7月7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
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
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6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广东区党委：
一、七大已闭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两报告广播，想已收到，望发动广泛讨论，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华南形势，因英、美划分作战地区，美国将不在华南登陆，英军逐步东移亦需时日。故日寇目前行动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还不能估计其已有从华南撤退之迹象。
三、国民党“六大”开后，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
四、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但日如寻蒋决战，蒋尚有再败可能，英、美在华南矛盾甚大，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虑。
五、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
六、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另由延安派出5000人部队，由文年生率领，沿平汉、粤汉路南下，向湘、粤、赣、桂边地区前进，并负责护送七大广东代表，及200名军政干部给你们，计时7至8个月可到，以至配合你们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
七、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八、区党委会议，除决定上述战略方针及在此方针下的各种工作外，还应着重讨论在国民党区的农村散布生活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工作（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友军以统战交友便于将来改造为目的，有愿入党的重要分子，可发展为极秘密党员）及伪军工作。
九、区党委委员，应包括东江、珠江中区3纵队，及南路北江各负责同志，并推出区党委书记名单，速电告，以便中央核准。
十、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你们及南路有无办法送电台及人给琼崖，望与云涌商复。你们电收之中央各项公开文件，云涌如不便带回，必须使其择要，多看数遍，以便回去传达。
十一、南路及闽西南报告俟收齐后另复。
十二、执行情形望告，并将政权工作及政策实施情形，分类电告。
中央 巳铣
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根据中央“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毛泽东敬献的挽词是：“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主持公祭，并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说：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4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万万人民的解放区，100万的人民抗日军队，120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00年来，特别是近24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实现。”
6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在豫中、豫东建立根据地问题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根据来电，伏牛山似非敌占区，胡宗南必用全力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占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以何者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丧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日寇取避战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
中央 巳巧
6月18日这一天，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由文年生、张启龙率领，从延安出发，开往华南。
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中央鉴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她，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还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随队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第二梯队开拔后，中央又组织有5万人之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梯队，以古大存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准备“相机开赴华南”。
后来，当第二梯队进至河南省新安地区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第二梯队便奉命转赴东北地区。第三梯队则由古大存率领直接由延安开往东北地区。
6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1次会议。会议选举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云 康生 高岗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届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中说：
“七届一中全会根据七大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及各个解放区的热烈响应，特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其筹备事项如下：
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定于本年11月在延安举行，各地代表统限11月1日以前到达延安。
二、代表名额定为400名左右，为适应战争环境及备荒起见，希望有半数代表能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及各解放区留延人士中选出。”
6月24日，毛泽东鉴于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的形势，针对王震、王首道想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为敦促他们迅速进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起草了中央给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惟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强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央 6月24日16时
王震、王首道等人接到指示后，这才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协同张体学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主力则向南挺进。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3派3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7月1日下午1时30分，美式军用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禁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一共有3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他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的会客室去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那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的窑洞，当中有一个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朝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进入一个会客室里。这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特熟悉的画作：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作品，画旁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3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他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且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律，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作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 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7月5日
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3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再说7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说：
“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
他还告诉王震、王首道说，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第二天，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主力部队3000余人，由鄂南咸宁县的茶地铺出发，经蒲圻、崇阳，入湘北的临湘、岳阳、湘阴、平江，于7月20日抵达长沙以北的福临铺。
7月7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被捕6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乙）在延安已公开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我区建立通讯机关（现在晋绥、太行两电台已交我们代管）。我们拒绝了美军如下的要求：1、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2、在各军区分区建立通讯网；3、派人到山东降落；4、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5、在晋绥增加气象台；6、在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等等。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
（丙）最近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在西安及各地训练的），已陆续派往敌后活动，有一批在新乡降落，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丁）不得我许可擅自降落在晋察冀的5人，早已解除武装，停止活动，并不许其通电。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望各地注意执行。
军委
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7月7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290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180名。”
“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3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屎坑里去。”
7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电说：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自6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与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发起以来，迅速得到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在短短的22天里，各方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已达129人。被选担任筹备工作的同人鉴于解放区人民对于这个代表会议的迫切期望，已于今日（7月13日）在延安集会，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并选出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林、成仿吾、郭任之、郭子化、李澄之、沈其震、古大存、何思敬、杨尚昆、潘汉年、蔡畅、邓发、丁玲、张宗麟、柳满、乌兰夫、李延禄、周泽昭等25人为常务委员。
在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上，通过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希望各地各团体选出的代表统于11月12日以前到达延安。为使这个代表会议尽可能反映最广泛的中国人民的意旨起见，筹委会又决定：代表会议的代表，除极大部分由各解放区依地域选出外，解放区各种性质的人民团体，如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都有权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此外，筹委会并热诚欢迎中国的各党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人民团体，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团体，南洋及其他海外各地的华侨团体，都能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会议。”
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广东区党委并告王王（即王震、王首道——笔者注）：
一、军委估计了整个抗战发展形势，对于华南局势，认为要经过一段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获得胜利。没有时局的预见，没有未雨绸缪的及时准备工作，将会遭受到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地挫折与失败。
二、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以准备在一年之后，英、美、蒋军占领广州及平原地区之后，我军能有山地依靠，将华南斗争坚持下去，使你们日益发展着的主力军，获得回旋机动的群众条件、地理条件，以为将来之依靠。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三、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
四、你们接电后，执行情形如何，你们派出的北江支队已进到英德地区活动，现进到何地？人枪多少？首长为谁？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系？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力量北上否？均望即告。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
五、王震，王首道二同志所率部队，由湘北已开始南下与你们会合，望你们迅速与该部取得电台联系（3局已将通信呼号等电告你们，密码不日即有电告望注意接收），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
军委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河南今后作战方针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一、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5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央 午删
欲知国共两党的斗争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述毛泽东6月24日为中央给南下支队（即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起草的指示电，首先说明“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接着说“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他同时指出，王震、王首道要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和在延安时交代他们的“在地区上是不同的”，是“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的，而且还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错误的政策，就有“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这既是对二王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他们继续南下的有力敦促。
毛泽东早已预料到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从策划开展东北地区的工作，到派支队南下开辟南方巩固的根据地，他那一系列的指示，为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中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描绘出了一幅多么辉煌的南北呼应的战略蓝图。只可惜彼时的南下支队和广东区党委就像两个极不情愿的少男少女，一个不愿意下轿，一个迟迟不去迎娶，就这样丧失了有利战机，南下支队最终是损兵折将，“被迫北返”，岂不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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