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迎来了经济的腾飞。
在7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超过10%。伴随着这种经济的腾飞，带来的是对人才的需求。而学历是人才的标签，只要能够通过高考考上名牌的大学，就意味着拥有了好工作和高薪水。
然而，韩国的高考是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游戏。为了能让孩子考进名牌大学，家长们开始了疯狂的内卷竞争。各种辅导班纷纷涌现，家长投入在辅导班上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培养孩子越来越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辅导班过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得教育成为了一场金钱的游戏。有钱人让孩子上一些比较高级的辅导班，接受更好的培训和教育；而穷人只能上一些一般的辅导班，甚至上不起辅导班。
阶层的分化造成了教育的分化，教育的分化又完成了阶层的固化，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底层上升的通道没有了，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就越来越强烈。
面对要求教育公平和教育减负的声音，韩国政府开始了对辅导班的限制性政策。
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并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负责稽查并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辅导班被取缔了，但是围绕着高考的竞争仍然存在，对家庭辅导的需求依然存在。
所以，当时的很多辅导机构摇身一变，成为了专门针对中上层家庭的一对一服务。这样，直接把底层排斥在了教育的内卷游戏之外。底层确实不用卷了，因为连卷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种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此后很多年考进名牌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韩国政府本意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很多中下层家庭意识到这种不公平，强烈呼吁开放校外培训，甚至为此上街游行。到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允许校外培训，给出的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这也迎来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再次繁荣期。2019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韩国上补习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其中小学生为83.5%，初中生为71.4%，高中生为61%。
从本质上来讲，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教育就是一种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追求所谓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一种不内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不公是由社会造成的，教育的内卷是整个社会的残酷内卷造成的。妄想脱离社会的背景，单独解决教育问题，是不可能的。
当然，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韩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公平问题。校外辅导机构的繁荣以及家庭不断加大的教育支出，加剧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韩国的生育率近年不断触底，在2020年度全球各国生育率排行中，韩国名列倒数第一。
没有新生儿，也就意味着没有韭菜；没有韭菜，就没有未来。
这是韩国的情况，我们和韩国不一样，有本质的不同，韩国被财阀控制，我们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