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力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可以说是“抓住机遇,趁势而上”。之所以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是由于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却面临着丧失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局面。尽管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即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撰文探讨了导致这种局面的外部原因,因此,这里仅就导致这种局面的内部原因做点探讨。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多少代人正是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念。就这方面而言,无论怎样评价它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都不为过。当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和日趋成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以致影响到它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去弄清它的历史局限性。只有弄清并消除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才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笔者认为,处在改革开放前的特殊历史环境(“冷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处于学习和摸索时期)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脱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其二,仅为政策和口号做注释,脱离了国内外的现实;其三,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脱离了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尽管在改革开放前,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某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个领域内能够基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和基于现实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科学成果,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经济学的“三脱离”状况。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三脱离”状况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谁也不敢说这种“三脱离”问题已经彻底得到解决。因此,在当前探讨这种“三脱离”问题,对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马克思理论的再认识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马克思始终强调必须注意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基于这点,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基于西欧各国的历史环境,因此不能看作是一切民族最后进入共产主义注定要走的一般发展道路。马克思把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据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对西欧各国的历史进程做了这样的预测:在经历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后,资本主义社会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再由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另外,马克思在研究俄国农业公社时,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农业公社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与俄国农业公社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可以“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这也就是说,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为俄国提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这样,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两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基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提出了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于俄国农业公社,提出了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曾明确反对将其基于西欧工业国的历史环境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到一切国家,并警告“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遗憾的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却把马克思基于西欧工业国的历史环境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到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还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者就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因此,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俄国一些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就将“小农经济在数量上和在国民经济的意义上在全国都占优势”,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占优势的俄国,带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到20年时间就宣布“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从此,大多数社会主义实践者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前苏联,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高出一个时代。这样,他们提出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直接过渡,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正是如此,当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时隔不久他就在1939年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向共产主义前进”。当时斯大林预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任务可以在10年至15年内完成。但是,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逝,历经13年左右的时间,苏联并未进入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使赫鲁晓夫把前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时间推迟到1980年,苏联人也未能在1980年后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不过,斯大林在逝世以前在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一书中对社会主义实践做了这样的总结:商品经济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此,“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上再现了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者在一个农业国度里,试图实践马克思基于西欧工业国的历史环境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空想,并且将其教条化为一种追求“超阶段发展”目标的非市场化的社会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实践在客观上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却未做任何理论概括。当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蓝本时,也就接受了“超阶段发展”目标的非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教条,从而也就远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由此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实践者却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要解开这一“世纪的困惑”,必须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去重新认识马克思以俄国农业公社为研究对象,为农业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限于篇幅,这方面的问题不得不另文详细探讨。不过,在这里不难看到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基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发展的观点对马克思理论再认识,力求弄清其原意及其现实意义。
二、反思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政策,本是中外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政策服务,而在于它在一段时期仅仅为政策,甚至口号做注释,而不是在对国内外实际经济情况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主张或为完善国家的经济政策提出建议。因此,政治经济学日益脱离了国内外的经济现实。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向我国经济学界老前辈陈岱孙教授求教过这方面的问题。
1981年4月4日,笔者冒昧地向陈岱孙教授写了一封信,敬请他对一位青年学子困惑多年的问题“给予方向性的指教”。这封信共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与本文有关的问题是:“一、在本学科的领域内,如何处理好大胆探索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在我国,社会科学一方面是必须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就理论上来讲,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统一的,因此,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只能以恩格斯的这句话为原则,即只有越科学的东西,才越能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但是自己从实践中感到要具体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总希望社会科学这样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即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建立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来发展社会科学,来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然而,‘左’的思潮则总是迫使人们用某一时期的具体方针政策来代替创造性的劳动,以具体的方针政策为准绳来建立理论。似乎这样做,社会科学既能紧密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又能得到发展。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是我国社会科学理论长期不能得到应有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使党的正确政策得不到更深刻的理论依据(如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是很正确的,但是,怎样才算为基础呢?长期没有人去做科学的理论探讨),而错误的政策则不能及时地从理论上认清(如1958年的共产风、文化大革命时期推行的一些错误经济政策,等等),从而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目前,许多人看到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左’的思潮远未肃清,因此,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仍感到不知所措。”
1981年4月22日,陈岱孙教授在复信中说:“信中提及的第一点,确是今天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如果经济学只能作为政策,乃至只是口号的注释,它的前途怕就会很暗淡了。问题是否仍在于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过去所称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事物中提炼出来的结论,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条。于是只能认为能为政策、口号做注释就是联系实际了。”
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高校和经济学界的处境,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都不幸被陈岱孙教授所言中。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政治经济学本身来说,问题“在于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过去所称的理论不是从实践事物中提炼出来的结论”,并“认为能为政策、口号做注释就是联系实际”。实际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的途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恩富教授,他提出“政界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认为“不能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否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就会无所作为,不敢想、不敢讲,也就没有学术地位”,“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他主张“借鉴西方官方和学界的关系,官方从学术界选择、综合某些理论和政策主张来丰富自己,双方也可以互相讨论、批评”,从而“建立政界马克思主义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为此,程恩富教授建议,“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各个学派的大发展”,“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客观地说,程恩富教授为解决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利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观点,以及利用批判性吸收的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研究国内外的经济现象,去讨论政府经济政策的利弊,而不再是仅仅对政策的注释和解说,由此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经济理论。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其理论直接构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广义)。受程恩富教授“区别论”的启发,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内外经济现象而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统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显然这种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十分清楚的。它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有学者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方面,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争鸣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因对马克思等经典著作家的理论的理解不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不同也会出现争鸣,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会形成不同的流派。如果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形势下做这样的定位,则可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无所作为”转向“大有作为”,可以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悬浮的半空中“软着陆”到改革开放的实践的大地上,同其他经济学流派“齐放”和“争鸣”。这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之路。
三、两种学说的辩证发展关系
借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是“‘一味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甚至不看包括极端反动的学说在内的最荒谬的学说”。在列宁看来,“一个人产生了这种观点和这种不可宽恕地‘闭眼不看’现代‘思想动态’的态度,他距马克思主义之远,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无需对过去的历史做更多的回忆,所引用的列宁的这两句话就足以概括我国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前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脱离西方经济学新成果的情况。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吸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在这方面,马克思是我们的典范。
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后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他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流通领域出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价值不是决定于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竞争。只有在需求和供给偶然相适应的情况下,生产费用才最终决定价值。由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等人所主张的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观点,是把一种偶然性当成规律,而把竞争决定价值这一经常情况作为暂时或偶然的东西。这是把“现实当作偶然的,把抽象当作现实的”。在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因此,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利用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反驳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客观地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既吸取了李嘉图理论的一些科学成果,同时也受到其错误方面的影响。1850年马克思在伦敦重新恢复因投身革命而中断的研究工作时,他则从自己的新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范畴看成是经济关系的表现来重新研读和评价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而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认为“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的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标志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在187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马克思最终完成了他的劳动价值学说。这里人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并非一开始就是科学的和系统的。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太确切到比较确切、从比较确切到成为科学和系统的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人们也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利用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性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建立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回答和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出但却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他的劳动价值学说,“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使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大萧条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当大萧条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公开拥护共产主义”,并“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企图从中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理论的英国经济学家乔安·罗宾逊,就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态度做过这样的评论:在马歇尔当年,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与学院派经济学家之间“还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间隔着”,而“近年来有了改变”。本身就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乔安·罗宾逊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认为,在“无关宏旨的争论的嚣尘中,马克思理论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却被双方忽视了”。“举个例子,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为研究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它再次被卡莱茨基所发现,并且用来作为解决凯恩斯的问题的基础,又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她认为,“假如马克思曾被当作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来加以研究,而不是一方面被视为不会错误的先知,另一方面被视为打油讽刺的笑料,那将应该节省了我们大家许多时间”。可以说1929-1933年的大危机“把辩证法灌进了”西方学者的头脑里,从此采取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相继产生。西方学者竟然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提出社会发展理论(暂且不问其理论的错对),并且也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关心于长期动态分析,而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进而认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作为西方社会“未来学家”的代表人物阿尔温·托夫勒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理论的:“有了马克思之后,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看待技术了,也不能再忽视阶级了。我们不能再把历史看作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再把政治和经济当作各不相干、毫不牵扯的两回事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文盲。”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米尔达尔则认为,“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着我所遵循过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这里和那里所做的转弯抹角的暗示。马克思头脑里的联想是如此丰富,如此多产,我相信做这样的探索是会大有收获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的变化过程表明:尽管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只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迫于形势,西方经济学家必然要正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马克思经济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发展西方经济学。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发展关系,即它们对立而不排斥,汲取而不趋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科学地批判和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即使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证明:当我们既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同时又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发展或取得突破;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完全采取盲目批判的态度,否定科学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当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以“与世界接轨”为借口而一概肯定,照抄照搬,而完全忘记甚至否定科学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面临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的危险。
四、结论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发展又依赖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只有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国内外经济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予科学的说明,并提出可行的政策主张,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有影响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毋容质疑,只有在“管死马克思主义多学派的发展”这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三脱离”这一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才会得以重新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