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3.接班人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王胜利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天到晚都扑在工作上，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闷得慌。他就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工作干啥呢？但现在不同了，他不仅有了老婆，还有了儿子，像大多数人那样，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对于从小孤苦伶仃，多年单身的王胜利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每天下了班，王胜利就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跑，进家门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抱起儿子王成一阵猛亲，也不管儿子是在摇窝里睡觉，还是在妈妈的怀里吃奶。儿子被他的络腮胡子扎得哇哇大哭。
裴凤兰把儿子从王胜利怀里抱回来，逼着他去把胡子剃掉，要不以后就别想亲儿子了。王胜利只好乖乖地去理发店。对王胜利来说，不让他吃饭可以，但不让他亲儿子，比革他的命还难受。
从那以后，裴凤兰为了照顾好儿子，就没去公社食堂上班了。这是王胜利做出的决定。一开始凤兰不愿意，说自己可不能因为儿子，放弃革命工作和追求进步的机会。可王胜利表情严肃地说：“啥叫革命工作，啥叫进步？目前对你来说，抚育好王成就是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就是最大的进步！”他不容置疑地大手一挥，表现出十足的家长制作风。“有啥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重要呢？”
裴凤兰见王胜利把抚育儿子的事情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无话可说，只好一门心思在家里照顾儿子和丈夫了。
王胜利对老婆说的那番话，可不是套话和空话。他从小就是孤儿，如果不是参加解放军和共产党，他恐怕还在山上当土匪呢。对王胜利来说，党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的儿子也是党的儿子，将来要继承的也是革命事业。所以王胜利说，抚养好儿子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这话一点没错，是他心底里流出的真心话。
王成刚生下来时，两只眼睛都是单眼皮，三个月后，裴凤兰发现儿子的左眼长出了双眼皮，她欣喜地告诉王胜利后，他却显得有点失望。原来，凤兰长着一双漂亮的双眼皮，王胜利的两只眼睛都是单眼皮。“这娃究竟随谁呢？”王胜利咕哝了一句。
裴凤兰白了丈夫一眼，嗔怪道：“这你还看不出来，儿子左眼双眼皮，右眼单眼皮，这不是你我都随了吗？”
王胜利再次仔细端详了一番，发现儿子不仅眼皮随了他和裴凤兰，皮肤也是不黑不白，既不像他娘那么白，也不像自己这样黑。他觉得老婆说的有道理，满意地笑了。
王成周岁时，王胜利给儿子送的礼物，是他亲手制作的一把玩具手枪。当年在部队时，每次打完仗清扫战场，王胜利都要把散落在阵地上的弹壳捡起来装到口袋里，那些弹壳有手枪子弹的、步枪子弹和机枪子弹的，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从部队转业时，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样没带，就带了那些弹壳，装了整整一条干粮袋。到地方工作后，每过一段时间，王胜利都要找出干粮袋，将大大小小、型号各异的弹壳翻出来，用布片儿擦拭一遍，看到那些暗黄的弹壳重新变得铮亮起来，王胜利脑子里浮现出一幕幕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场面，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王胜利工作起来从不含糊，培养起“接班人”来也毫不含糊。家务事全由裴凤兰包了，王胜利在家里唯一的活儿就是带孩子。儿子刚学会走路，王胜利就带着他玩打仗的游戏。每次都是他扮国民党兵或日本鬼子，儿子扮新四军、八路军或解放军。他在前面装作逃跑，儿子在后面追，头上戴了一顶有五角星的小军帽，手里握着那支弹壳制成的手枪，响亮地喊着“冲呀，杀呀”，在公社大院里来来回回地奔跑，后来，王胜利躺到地上，儿子追上来一只脚踏在他身上，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奶声奶气地尖叫一声：“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王胜利便乖乖地把一只手举到头顶上。那一刻，是王胜利最开心的时刻。
每天晚上入睡前，王胜利都要给儿子讲一段革命故事。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如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事迹，还有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他讲的最多的是自己骑着战马驮着身负重伤的首长冲出敌人重重包围，以及在解放大江的战斗中带领尖刀连潜进城，突袭国民党军城防司令部，活捉中将司令的经历。转业后，地方中小学请王胜利给学生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每次都是讲的这两段故事，久而久之，他都能背诵了。突袭城防司令部这段，王胜利基本上照搬了骆正的那篇通讯《将红旗插到敌人的心脏》。当然，他也没忘记给儿子王成讲讲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你老子本来已经到鸭绿江边了，要是美国鬼子晚两天投降，你老子我没准也成为大英雄了。”王胜利用一种遗憾的口气说，“不过，这样一来，我就不会遇上你妈妈裴凤兰同志，也不会有你啦！”说到这儿，他严肃地注视着儿子，问：“现在你明白你老子我为啥要给你取名王成了吧？”
王晟眨巴眨巴单眼皮，又眨巴眨巴双眼皮，点点头，又摇摇头，王胜利一头雾水，不知儿子是否明白了自己的话。
王胜利给王成讲这番话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不久，他从邳谷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兼人武部部长的位置上卸任，改任邳镇砖瓦厂厂长。说是“卸任”其实不准确，应该叫“解职”或“降职”。
文革开始没多久，王胜利就被打倒了。王胜利被打倒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参加革命前当过土匪，凭这条给他戴上了一顶“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第二条是利用职务之便照顾大地主黄耀祖亲侄女、富农的女儿裴凤兰，并娶其为妻，凭这条给他戴上了一顶“蜕化变质分子”的帽子。挨批斗时，他跟群众一起高呼“打倒走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王胜利”的口号，那副淡定平静的神情，仿佛被“打倒”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回到家里，晚上等儿子睡着后，王胜利让裴凤兰给自己炒了几个鸡蛋，一个人喝闷酒，喝着喝着就骂开了：“奶奶的，他们说我娶了你是蜕化变质，扯淡！我王胜利这颗心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一直是鲜红的，直到死也不会变色！”他一边说，一边睁着血红的眼珠子问凤兰：“你信吗？不信你拿把刀剖开给他们瞧瞧！”说着就要去厨房拿刀，凤兰吓得赶紧从后面抱住他，连声说：“我信，我信！可光我信有啥用呢……”说完，泪如雨下。
或许是王胜利认罪态度好，或许因为王胜利毕竟是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一条胳膊的老革命，公社革委会没有将他的职务一撸到底，而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降职处理。革委会考虑到王胜利只有一条胳膊，想安排他在公社哪个部门担任一份闲职，王胜利却主动提出去邳镇砖瓦厂工作。那时候，邳镇砖瓦厂的厂房刚刚落成，领导班子尚未组建完成，公社革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轻的造反派，正为物色不到合适的厂长发愁，见王胜利毛遂自荐，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砖瓦厂是文化大革命的新成果，交给王胜利这样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似乎不大合适。但王胜利跑到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拍着胸脯说：“我王胜利自从参加革命后，这条命就交给党了，骂也好打也好，撤职降职也罢，我都没怨言，只要让我干革命就行，要是不让我干革命，还不如拿枪毙了我！”他越说越激动，“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立军令状，如果让我当砖瓦厂厂长，我保证五年之内，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都住上砖瓦房……”
年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看着王胜利那条空衣袖，有些感动，握住他仅有的那只胳膊，晃了两下说：“要巩固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咱们的任务多么繁重啊！广大贫下中农能不能在较短时间都住上砖瓦房，就看你的了，王胜利同志，你就去砖瓦厂吧，希望你为革命再立新功！”
调令下达的第二天，正下着小雨，但王胜利没等天晴，就带着老婆裴凤兰、儿子王成去砖瓦厂报到了。
离开公社大院那天，院子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为他们一家送行。人们站在濛濛细雨中，目送着王胜利一家三口从宿舍里走出来。裴凤兰提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走在前头，王胜利右手牵着儿子王成走在后面，王胜利像去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或出门做客一样，穿戴十分整齐，那套转业时从部队带回来的旧军装穿在身上，一点褶皱都没有，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两腮泛出青光；他迈着军人的步伐，那一只空荡荡的衣袖被雨淋湿了，像一面被战火熏染的褪色的旗帜，那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神态，丝毫不像是一个被降职处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