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主席用这句老话来形象地答复是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主席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
这种悲观思想主要表现为：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也就是缺乏科学冷静地对时局的分析而得出时局发展的正确估量，因此也在革命实际工作和行动上就要犯错误，造成损失。错误的时局估量加上革命行动的挫折失败，于是就造成一些人对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的怀疑， 悲观，对于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必然性就失去了底气、信心，便提出了“边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质疑。
产生这样不正确认识的根源就在于：只看它的现象，不去看它的实质。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实际革命工作一遇到挫折，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而我们要有“相信”的正确认识，就要做到：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有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
”相信“而看见的人，是善于分析事情的现象，不被现象迷惑，善于透过现象抓住事情发展本质的人。也只有透过现象，看透本质，才能也才会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这是从实质上、本质上看问题和事情的。
倘若对事情不做本质上的分析，就容易出现实际行动的两种错误情形：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毛主席正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驳了这些错误的悲观思想，从矛盾分析出发，分析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各种矛盾事实，对比了敌人和我们革命力量的不同，从实质上发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指出了“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的希望。
而这希望、这相信，除了对时局正确科学的估量，还有具体实际革命工作的开展。“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而“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这种盲动的思想，更是一种懒汉思想，一种投机主义泛滥。
毛主席不是算命先生，他只是具备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更愿意具体实际地做艰苦卓绝地革命工作，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毛主席，对时局和革命行动做了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之后，用诗意澎湃地语言写道：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是具体地、实际地、必然地。
只有看透本质，才能也才会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为读百读《毛选》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思考，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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