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陆文夫、萧军、关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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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州古城区十全街上的老苏州茶酒楼，进入了“而立之年”。
自20世纪90年代老苏州茶酒楼开张以来，已然成了姑苏饮食文化与苏派文学相得益彰的一张名片。这里不仅有着陆家门里独创改良模式的老苏州传统美食，而且还是一个连京、沪等地作家和其他门类的文化人到了苏州，也常常会慕名前往的姑苏文化空间。记得当初老苏州茶酒楼开张时，周身上下折射出姑苏江南水乡弄堂浓厚生活气息的老作家陆文夫先生，亲自磨墨广而告之。其撰写的广告，颇显老底子苏州城里厢小巷弄堂口，年代已久粗糙灰暗的木头电线杆下，盛夏酷暑满天星斗的夜晚，竹榻门板上纳凉的平头百姓，家长里短谈笑间，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软语。其广告“噱头”谓之曰：
小店一爿，呒啥花头。
无豪华装修，有姑苏风情；
无高级桌椅，有文化氛围。
老苏州茶酒楼门口左右两侧，有一对镌刻在两爿银杏木长匾上，上下呼应，暖人胃肠的楹联：“天涯客来茶当酒；一见如故酒当茶。”
这是因为老苏州茶酒楼经营亦酒亦茶，所以楹联的上下联，就有酒有茶了。而且，待客的茶一旦喝到浓酽处，自然主客融成一片的酒深处了。
说起老苏州茶酒楼同我的关系，是在20世纪最后一年我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协，那一年陆文夫先生和他的苏北籍夫人，还是在这里单独宴请的我呢！要说陆文夫先生在这里宴请来自各地的文化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要说先生与他夫人一道宴请客人，则是并不常见的。这是因为，在他们老夫妇的眼中一直愤愤不平的我，是需要时时给以引领诱导、关爱的后辈。记得那天席间，陆文夫先生深有感触说出的一句话是：“萧军、关沫南他们给我的嘱托，我完成了。”
同我的文学引路人、鲁迅学生萧军交往，及同集小说家美食家于一身的陆文夫先生交往，是两种不同风味的感受。然而，情感的交流，却是一样深沉而又回味无穷。只不过前者所袒露的，是东北黑土地一望无垠的粗犷豪放，而后者显现的，则是江南水乡僻静弄堂里的曲幽温馨。
仰慕文夫先生的文采及大名，是在少年时代的苏州。苏州出了个专替我伲平头百姓写书的大作家，又有哪个不知，啥人不晓呢？！就拿他的成名作，20世纪50年代僻静夜晚里创作的那篇名叫《小巷深处》的短篇小说来说吧，我自14岁进入苏州桃花坞，唐寅唐伯虎故地古城墙下的清末民初的美国教会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的苏州第四中学读初中起，直到如今年届77岁，仍是百读不厌。其以细腻笔调见长的写作技巧，人物内心入木三分的精巧剖白，从旧社会过来受尽欺凌的下等人追求新生活的热切渴望，无不令我伲苏州人如同吃了带着焦糊适宜的芋艿糖粥、桂花赤豆酒酿圆子和油豆腐鸭血线粉汤，那样的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不过，由于历史上的某种原因，在其人到中年的那些个年头，因了参与组建探索性文学社团的缘故遭人误解，陆文夫先生以一介“中右”身份，一度被打发回了长江北岸的苏北乡下老家，过起了田园隐士般的生活。
“文革”结束后，陆文夫先生从老家苏北乡下侍奉仿如自留地性质菜园子的一介菜农，回归了成千上万苏州人心中喜爱的水乡弄堂小说家的身份，回到了甜糯至极莺莺燕燕吴侬软语的小巷深处。重来的春天，重放的鲜花，焕发一新的创作热情，周遭层出不穷的新鲜故事，令他创作出了不少对社会蛮有影响的作品。他的这些看似平凡，但是颇具醒世价值的作品，依然是写小巷深处平民百姓一类的人物，还有基层知识分子的命运。例如痛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大大小小官僚主义者的《围墙》，以其独到的选题和写作技巧，以及几乎没有什么曲径通幽编排的故事情节，紧紧抓住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心。记得当年《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过一条消息，说的是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同志在读完《围墙》后，迅速做出批示，建议全省各级党政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读陆文夫的这篇佳作，借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根上铲除官僚主义。
还有杀人不见血、绵延了历朝历代纷乱战火，弄堂中央滋生蜚短流长的《井》，面对小说中女主人徐丽莎的凄惨命运结局，让长期生活在古城小巷深处的苏州人读罢掩卷深思之余，深恶痛绝中却又拍案叫绝：小说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人物，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可以说，几乎都是每时每刻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人和事；而对于生活在车水马龙繁华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的看客，以及其他外省人来说，读后，同样是唏嘘不已。
更有知名度广获天下乃至溢出国门、香飘五大洲万国唐人街的中篇小说《美食家》，宛似一生都在操刀掌厨的文夫先生，其轻车熟路信笔写到的一些菜品，不但成了主妇们津津乐道的厨艺首选，连昔日包括新中国成立前逃荒要饭来到天堂谋生的南北大嗓门山东人、绍兴人在内的城市贫民人家，仲春时节饭桌上那道沉淀了千百年，毫不起眼的“腌笃鲜”，居然也成为上档次的宾馆饭店大厨们精雕细琢的拿手杰作，以及千千万万的海内外食客们竞相追逐、你弹我唱的“天下第一”招牌菜……
同陆文夫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外乡人。
虽说同是外乡人，但原始身份却是大不一样的。
陆文夫先生的身份，是带着一抹改天换地鲜艳红色的。那是在1949年的4月，年方21岁青春勃发的他，随同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由一名随军新华社报道员进入到苏州，担任《新苏州报》的记者，而后成为专业作家，融入了慢声细腔甜糯莺婉的苏州人行列。而我，则是在披着江南春日百花齐放阳光的他昂首挺胸进入苏州前一年，于1948年的寒冬腊月，从鲁迅先生百草园毗邻处的禅法弄老台门里玩耍的两岁懵懂幼儿，因连年家贫变故，越过钱塘江，坐在京杭大运河上“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的小火轮底舱排椅上，牵着母亲的手前来苏州投亲讨生活。屈指算来，前前后后，我在苏州居住的时间，有那么十三四个年头的光景。尽管至今74年的时间过去了，不但儿时的大嗓门高分贝越地乡音不曾改掉半分，相反，还学到了一口行走在苏州大街小巷里，没有人能够分辨得出的温润甜糯的姑苏腔。自1993年夏天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来到姑苏城东40公里处的昆山工作，迄今已历经了整整30年，却始终学不像一半上海乡下闲话、一半苏州城里腔调的昆山话，倒是只要我一张口，一旁的昆山人准保会脱口而出：“倷格是苏州宁（人）哇！”
说心里话，在我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人生磨砺的1987年之前，我从来不曾动过与大作家陆文夫近距离交集的奢华念想，至于请他做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更是一件连睡梦中也遥不可及的事情了。然而，现实却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1987年刚刚过去， 1988年接踵而至的时候，我居然同陆文夫先生相识了！而且，这一相识，居然也会近距离相交了十来个年头，直至他在2005年因病去世。
那是即将过去的1987年的岁末。
我自黑龙江哈尔滨南下，首站是北京，而后南返儿时的第二故土苏州。那时，虽年已入不惑，却仍然不谙世事的我，颇是自信得很，由于是属于相当一级组织的安置，加上养父母也都在苏州，以为此行一定能够得以回归分别24载的姑苏城了。离开哈尔滨时，以反满抗日著称的沦陷区硬骨头左翼作家、作协黑龙江分会负责人关沫南，特地给居住在苏州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写了一封言辞甚为恳切的举荐信，请求文夫先生对“萧军和我们都很尊敬和关心他”的我，在不远的将来回归姑苏后，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帮助。那一年的12月上旬，我自哈尔滨述职后抵达北京，便去了交往已有八年多的著名老作家萧军居住的西城后海畔银锭桥东北侧鸦儿胡同，有着近一个世纪历史，早已失却了本色的二层木结构的危楼寓所，告知老两口我即将南返安置的消息。之前数年虽略有心知肚明但不通音讯，心中一直惦记着我的萧老，听后甚是高兴，连连说道：“好样的，好样的，鲁迅先生，你，我，都干了同一件事！”而他的老伴、同是喝过延河水的王德芬，聊到兴奋处，也深情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她17岁那年，在苏州沧浪亭美术专科学校师从著名美术大师颜文樑习画的一些往事。末了，临辞行的时候，应我的请求，萧军欣然提笔，在关沫南给陆文夫的信上，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我也求一份‘人情’”的附言。这是继多年前，萧军提笔写信给黑龙江40年前的文坛老友们，提请给以我文学创作上的扶持后，又一次为我向他人“也求一份‘人情’”。同时，这还是萧军在进入晚年，对外宣布“封笔”之后的一个破例之举。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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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5日，在1981年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成员、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斯年先生陪同下，我得以与居住在十全街东横头的网师园后面，一个名叫带城桥弄的临河僻静弄堂里的陆文夫先生相见。
坐下说话间，我将关沫南写就的信递给了他。花甲之年的他，戴上老花眼镜细细浏览了一通后，笃悠悠地说道：“关沫南我是见过的，也是一位老作家啰……”说到这里，他突然一顿，如同发现新大陆似的，口中发出了惊讶的“呵——”的一声感叹，说道：“还有萧军写的字哩！”
少顷，他又含意颇深地将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用苏州话猝然问道：“萧军在格哈尔滨住得阿好？ ”
听了他这话，我猛地一个激灵，这位陆文夫先生怎么啦，你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前辈老顾问萧军住哪儿，你还不清楚吗？慑于他是“大家”，我压了压心头油然而生的那股子无名“火”，坦然回道：“萧军（气不过来的我，故意把后面应尊称的‘先生’也给抹了，以示我与萧军的关系非同寻常，比你陆文夫还铁！）一直住在北京西城区北海公园后面，一条蛮宽蛮宽平安大道相隔的，后海边银锭桥东北侧的鸦儿胡同，到他们居住的大杂院之前，要经过一个空中煤尘飞扬的蜂窝煤半露天制作棚，湖（海）对面是……”为了更能说明问题，紧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这两天，他已经搬往京西木樨地的茂林居了，是自延安时期以来一直关心着他的彭真同志特地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给安排的一个高层电梯楼房的四层，三套住宅的组合……”
陆文夫先生听了，又是轻轻“呵——”的一声，接着，同坐在一旁的徐斯年教授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儿，而后脸上漾开了亲切、会心的笑容……那意思是，眼前这个叫贺金祥的年轻人，不但他的身份和他的那段与众不同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他跟萧军的关系也是真实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要回南方，才千方百计钻营拉关系，托人求萧军写的字。
打那往后的半年中，我去过带城桥弄临河畔陆文夫先生处好多次，每次去，他都热情地予以接待，即使手头正在写着什么。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也确实为相当一级组织上安置我的事打过前站，多次奔走过，也找过苏州市里的多位领导，终因他是一介文人，似是人微言轻，我的南返之举还是落了空。我知道，他是尽了很大的力的。1988年5月15日，当上级派来的安置人员抵达苏州时的那个上午，下午就要跟随巴金主席出访法国的他，还不忘用电话专门向市委主管领导交代了一遍……
1991年10月，我来到新四军故乡常熟小住，接连听有着新四军地下党背景的老同志和其他老干部转告：“陆文夫老师前些日子刚来过常熟哉喂，佗（他）关心着你哩！”一句话，把我说得心中暖融融的。正是有了这个铺垫，于是，才会有自1988年5月15日之后，俩人更为密切的交往，以及陆文夫先生给予我的源源不断的关爱。
1993年，年初时分，这是47岁的我，五年来的南返调动之旅数搏中的最后一搏，因为已经过了社科人才招聘年龄的极限。从临时落户的东北齐齐哈尔，经停北京直抵苏州的那个傍晚，陆文夫先生在电话中当即做出安排：于次日上午在青石弄5号原叶圣陶故宅的《苏州杂志》社进行会面。第二天我去时，他正在接待客人，见我到来，他稍作安排便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与我会面。在聊了一会儿后，他便主动地问起了我的近况。我简略地谈了谈。当时的情况是：江浙两省有好几个市县都向我表达了接收的意向，但我一时又把握不准。他听后，极为爽朗地作了承诺：如果是昆山或者张家港，实在办不了，就来找我好了。继而，他又深情、关切地说道，你前半生经历的事情，受的磨难太多了，一定要选择一个环境相对宽松一些，既能够发挥你的新闻专长，同时又能够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事业有所帮助的工作地点和合适的岗位……
同陆文夫先生的这次会面后，我先是去了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招聘新闻人才广告的苏州下辖张家港市联系。继而，又去了儿时出生地的浙江绍兴一家企业性质的报社《轻纺城报》帮忙。最后，经原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程树榛同志的牵线及亲自南下沟通，在发表了《昆山之路》《苏州老乡》等在全国产生影响名篇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的相助下，于7月快速奉调至与苏州相距不足40公里的江苏东大门昆山，重操旧业，参与中断了36年的《昆山报》的复刊工作。
听到我终于安顿下来的消息，同五年来所有关注着我的众多文坛前辈一样，陆文夫先生也为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而感到格外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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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10月，秋高气爽，桂子飘香，菊黄蟹肥，身为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的陆文夫先生，陪同罗马尼亚国会议员代表团，从南京、苏州一路来到昆山，我是随同记者，这是我们俩在昆山的第一次会面，抽空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年的6月，他率在苏州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莅临昆山，恰巧又是我随同采访。俩人在巴城阳澄湖度假区伸向湖中的竹堤长廊上合了一个影。晚宴时，我举杯向他敬酒，他向我传递了一个眼神儿，示意我先向其他代表敬，最后他才与我碰了杯。
大约是在1994年的8月，因我的黑龙江省作协转会一事久拖不决，任你怎么催问也不奏效。不得已，我向同时担任着江苏省作协主席的陆文夫先生写去了一封措辞甚为激烈的信，其中一句这样写道：难不成我们边疆省份转来的作家，都是拉关系开后门得来的冒牌货？
陆文夫先生收阅后非但不见怪，恰恰相反，还把它当作一件应办的工作记挂在心中。不久，以色列作家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在苏州南林饭店的会见结束后，他同江苏作协的几位副主席及有关同志简议了此事，并将其具体落实到人。一个月后，他给我写来了一封亲笔信，告诉我转会一事已经解决，并嘱我与分管副主席范小青同志具体联系。在信的末尾，还附有范小青同志家中的电话号码。
在陆文夫先生的关怀下，我的创作热情高涨了起来，不断地在一些主流大报上发表作品。对此陆文夫先生见了，从不流露出什么，即使偶尔提及也是淡淡地带上一句。如1994年9月22日的《文艺报》，刊发了我以一名同萧红、萧军多位早期友好叙谈印证过的坚实身份，痛斥台湾无良媒体污蔑、攻讦鲁迅与鲁迅学生，挑拨离间大陆左翼作家的污文，撰写的长达6000字题为《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的专论。不日，在一次电话中，他高兴地说道：“看到了你的作品。”彼时的我，尚不是中国作协会员，能够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篇幅较长的学术专论，实属难得……从1997年5月22日到1998年3月31日，短短十个月时间内，我在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北京的《文艺报》，接连发表了《毛泽东与萧军》（1997年5月22）、《彭真与萧军》（1997，年9月17日）、《鲁迅与萧军》（1997年11月3日）、《萧军与王实味事件》（1998年3月31日）等四个整版纪实后，他亲切地给我来了电话，以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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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中，我的感受是：文夫先生之待人接物，热情但是含蓄，周到但是不声张。由于去的次数和来往的电话多了，与他的老伴也由不认识到认识，从最初的点头招呼到相知相交，有时，文夫先生不在家或在外地开会、疗养，他的老伴总要“代表你的陆老师”，向我热情地问候上几句。他也一样。大约是在1997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去苏州给他们老两口拜个早年，由于事先来不及联系，待赶至位于苏州城东南的他家时，适逢他老伴早我一步出门散步去了。见我满屋子张望，文夫先生只是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来的路上可见到你师母？她可一直记挂着你哩！” 2002年9月17日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刊登了我在查阅鲁迅著作、许广平先生和历史当事人留存的资料，及同健在的鲁迅学生与见过鲁迅先生的人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历时44天撰写的长达14000字《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的长篇书评，很快，包括具有130多年悠久历史的世界著名媒体、以知识分子受众为主的日本第一大媒体《朝日新闻》在内的国内外上百家报刊，或转载或予以评论或展开争鸣或译介。记得那一年的10月中下旬的一天，我陪同北京人文社来的新版《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去同为《鲁迅全集》修订编委会成员的苏州杨枝新村徐斯年教授家。午后，我顺道去了带城桥弄临河陆宅，适逢文夫先生午休，其夫人笑着传达了文夫先生的意见：《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书评文章看过了，及时、中肯、尖锐，也批评到了点子上，只是……口气要是能够稍稍缓和一些的话，更好，也能为更多的读者接受……
临了，陆夫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小贺当初是怎么想起要写这篇书评文章的？”她一边问，一边还特别地声明道，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你的陆老师。”说到这里，陆夫人还不忘调侃了一句：“同鲁迅的儿子叫板对阵，你小贺难道不怕惹众怒？”
我笑笑，坦然地回答道：“没有什么可怕的，谁都得实事求是么！饮水思源，岂能忘本？何况我又不在体制内，也没有什么圈子，没有那么多的羁绊牵挂……”
接下来，我向陆夫人讲述了本文写作的缘起。
还是在5月间，我应邀赴京，先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席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首都文学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随后，又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隆重举行的，有老红军、老八路、地下党老同志、延安文艺老战士、延安后代和延安文艺运动研究者等300多人共同参与的大型纪念活动。中途休息时，在有着大型丝路花雨雕塑的和田玉屏风下，我有幸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著名军旅老作家魏巍前辈合影。合影结束，魏巍前辈和我进行了为时整个30分钟休息时间的交谈。从一旁为我们合影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的口中，得知我与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鲁迅学生萧军的忘年交关系后，魏巍前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弘扬萧军毕其一生的民族气节，但万不可学他的“大闹天宫”的我行我素做派（系指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同萧军临终半年前进行了三次围炉长谈的我，告诉魏巍前辈说，对自己早年在延安的一些言行举止，进入晚年的萧军是有着一定的深刻反思的。其平反复出后，逢人便讲忘不了毛泽东、彭真等领导人对自己的关怀。他不止一次强调说，他同党和领袖的关系，是建立在鲁迅基础上的。1981年8月21日，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与北京大学的吴组缃教授、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濮良沛等人一道，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蒙特利尔海滨阿西罗玛会议中心，出席由多所美国大学发起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在这次美国海滨城市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面对一名西方作家向他赤裸裸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的挑衅性质问，萧军做出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他50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
谈及1981年5月党中央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萧军感触甚深地认为：“惨死在日本人已遭铁蹄践踏的香港的萧红，在新中国受到的厚遇，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第一和唯一。”对此，萧军的诠释是：头一个第一和唯一，是1957年8月萧红骨灰自香港回迁、隆重迎灵、祭奠和安葬在广州的银河烈士陵园，所受到的一系列高起点高规格的厚遇。萧军说，别说是作家了，就是其他比她名望高得多的人，也从来没有听说的哇！而且还是发生在1957年8月的反右斗争高潮中，更是见证了党和人民政府对她、对我们这些鲁迅学生的关怀和爱护。第二个第一和唯一，就是1981年5月党中央命名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档子事。新中国成立后，还没见有哪个作家，无论是已经故世的，还是仍健在的，能够享受到直接由党中央授予的这个称号，何况当年他和萧红在上海鲁迅身边时，都没有加入“左联”。
魏巍前辈听后，点点头，随即适时地将话锋转到了他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上，脸上的表情也顿时变得严峻了起来，他缓缓地说道：“前面的会上，包括长征老战士王定国等许多老同志在发言中，都谈到了要在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同时，坚决反对当前出现的抹黑党抹黑新中国的严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多年前，我看过你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毛泽东与萧军》和《鲁迅与萧军》那两大块文章，写得不错，把深受全国人民敬重的两位重要人物的气质、气度，特别是对狂放不羁的萧军的包容和诱导，都写出来了，萧军身上的缺点和不足，也写得比较到位……”稍停，魏巍满脸严肃地问我：“看过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没有？”我回答说，由于研究鲁迅的关系，也由于此前已与该书作者有过较长时间交往叙谈的缘故，早在年初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而且还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感觉用听说、而且是带有明显荒诞的传言架构文字的内容比较多，读起来可信度很低……魏巍听后点点头，语重心长地对我叮嘱道：“多读它几遍，尤其要关注一下书尾特设的那一章‘再说几句’。”还不等我回答，魏巍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了，82岁高龄的魏巍，举起手中拄着的墨竹拐杖，重重地往地毯上顿了顿，郑重嘱托道：“你还年轻，有思考、鉴别能力，有脚力，回去后，把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仔仔细细地读上几遍，然后把里面由作者纯粹凭听说、想象架构的那些东西挑出来，特别是那个影响极其恶劣、危害十分严重的‘毛罗对话’……现在不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迈开双腿，走到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去，尽可能地进行多方考证，从源头上加以澄清，还历史本来面目。一定要从源头上把它搞清楚，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确凿事实，还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公道，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群众！”临了，魏巍向我着重强调了三个“一定”：一定要走进历史现场的原发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探史原则，去进行调查考证，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像制造“毛罗对话”的人那样，凭道听途说或者想当然架构历史事实；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找到那些至今健在的亲历者，能当面印证当然更好；一定要把它从源头上搞个水落石出，不留任何遗憾地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的证词。
魏巍前辈还不忘叮嘱道：“刚才听了你关于萧军晚年的反思的介绍，特别是他把同党和领袖的关系定格在心相通的鲁迅基础上，是可取的，值得称道，应当将它写成文字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萧军晚年的这个反思与认识。鲁迅先生的至爱亲朋，更要有这样的认识。作为名人的后代，数典忘祖是万万行不通的，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应当持零容忍的态度。”对魏巍前辈的这个殷殷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多年后，按照魏巍前辈的这个生前嘱托，我将萧军对党和领袖的正能量深刻认识，写成专文。2017年1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专为纪念毛泽东《论鲁迅》演讲80周年，由我撰写的1500余字特稿《萧军的鲁迅观》，向外释放了鲁门小弟子萧军临终前的这一心声。国内各大官网，还有在日本的爱国侨胞主办的《日本新华侨报》及其官网，均予以了全文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编发此特稿时，还特地在文前作了这样的文字说明：“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论鲁迅》演讲80周年。本文作者与两位鲁迅学生萧军、黄源系多年忘年交，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补充说明的一点是， 早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这篇专文两年前，就以7000字篇幅的更详细论述，冠题 《“鲁迅关系”：萧军与中国共产党深厚渊源的基石》，发表在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2015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上。
关于世纪初出现的这股越演越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特别是那个没有任何史实史料作依托的所谓“毛罗对话”，其实，早在魏巍前辈当面向我发出嘱托两天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首都文学界纪念座谈会上，就有多位文坛前辈和评论界同行，包括持与魏巍对萧军的相同看法、1942年5月和萧军一道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严文井、曾克等前辈，还有行动不便、住在王府井红霞公寓的刘白羽前辈，在电话中就当年延安发生的一些人和事的来龙去脉，和我的叙谈印证，也都不约而同地谈及了当前存在的涉及严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诸多问题。希望我能拿出八年前，以与多位萧红萧军生前友好和历史见证人叙谈印证过的坚实身份，在《文艺报》上撰写长文，回怼台湾《中央日报》诬蔑、攻讦鲁迅与萧红萧军，抹黑、离间大陆左翼作家檄文的战斗精神，坚决反击新世纪初出现的这股歪风，澄清被历史虚无主义者蓄意搞混搞乱了、对党和领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那些是非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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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展开质疑、批判，这个敏感且易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于2002年7月31日、8月2日，两度前往杭州城西灵隐路洪春桥南侧的浙江医院10病区102单人病室，探望了健在的最后一位鲁迅学生黄源，向他汇报了他所熟悉的魏巍、贺敬之两位延安文艺前辈，同我会面的情况。叙谈中，我重点向他谈了魏巍对我的郑重嘱托，并就2001年9月南海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第369页，作者80年代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簿公堂，讨要50年代他和母亲面向全国公示，向中央人民政府庄重捐出的鲁迅版税这一问题时，言之凿凿的“还有文艺界有声望的老作家写信来安慰我，旗帜鲜明地支持我的行动，黄源老就是其中一位”的说法，向黄源先生求证。一向宽厚仁慈与人为善的黄源先生听后，无声地笑了，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又不是法盲，还不至于糊涂到干这种出尔反尔，违背法律的事。他当时确实给写去了信，但不是什么‘安慰’和‘旗帜鲜明地支持’，而是委婉地劝告要注意影响，不要做违背法律及有损于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形象的事情。”黄源先生还不忘幽默地补充了一句，“既然说我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他讨要30年前捐出去的版税，他不是在他的书上公布了这么多的图片、题词、信吗，可为什么不公布我给他的信呢？但是我黄源是可以自证清白的，那就是当年的我，还有巴金先生、楼适夷同志等，我们这些深受鲁迅先生教诲过的人，对他这种违背法律和诚信的做法，是‘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不满的。这有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件交流可作证明。”末了，黄源老还不忘强调一句，“对他，我们自然是要爱屋及乌，但也不允误导舆论的不当言行蔓延下去……”
2002年8月末，经过持续三个月的查阅资料和44天的撰写，这篇长达14000字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评〈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书评，基本告成。就在我考虑如何撰写结束语的当口，收到了上海友人寄来的8月9日这一期《文汇读书周报》，上面刊登着由杨敏如前辈亲笔撰写的那篇充满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正能量的《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的纪实文章。我反复阅读后，顿时喜出望外。于是，拙文的结语，便顺理成章地引用了从杨敏如前辈文中重点摘出的，其兄杨宪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生前留下的一段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人深省的话。我深有感触地写道：
在新世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这是笔者在第11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杨宪益先生的夫人，有“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之誉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于临终前说了如下一段话：“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一笔钱。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一个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外国人，“文革”中又备受误解和折磨，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该如何呢？鲁迅后代呢？！
对杨敏如前辈亲笔撰写的这篇美文中，有关戴乃迭凛然正气言论的引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拙文刊出后，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1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革命前辈在内的数百位读者、作家、鲁迅研究界、史学界和新闻界同行的有力支持。还有上百家境内外媒体对拙文进行了转载、评（译）介，乃至展开积极而有意义的争鸣。
在这里补充一点，拙文交付《文艺报》时，考虑到96岁的黄源先生身体极不稳定的现状，原文中引用的黄源先生澄清《鲁迅与我七十年》假借他的旗号的说法，不得不忍痛割爱。10月下旬，我在这一年中，第四次赴杭州浙江医院探视，发现老人同两个月前相比，谈吐、神态等各方面，都衰退得比较厉害。据陪伴在侧，同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夫人巴一熔事后的回忆说，拙文刊出后，黄源老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全文，“大家的总体看法是，证据确凿——特别是正确引用了鲁迅许广平的原话，更具有说服力，还有着鲁迅式一针见血的尖锐泼辣风格，是一篇寓教育意义、正义感强的书评文章。”
整个2002年一年中，从4月初次探访，到年末老人病危弥留，我先后五次前往杭州浙江医院探视。老人于2003年1月2日下午3时许病逝，午夜时分我冒着滂沱大雨，从居住的江苏昆山登上夜行火车，清晨5时许抵达杭州北山街葛岭黄宅，与家属一起参与治丧工作，是所有前去吊唁的外地单位或个人中，第一个抵达的。四天后，我同家属一起，护灵至老人故乡、杭州湾的海盐县南北湖万竹丛中的“黄源藏书楼”安放。在新华社因故发不出通稿的情况下，我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京、沪主流大报，发表了近10篇追思文章，以及在《上海文学》《新文学史料》、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著名刊物，刊登论述黄源与鲁迅关系的长篇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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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我不懈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的这场斗争中，还有一个人，也是不能忘记的，他就是跟魏巍后脚碰前脚，同是喝过延河水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前辈，给予我的真诚理解与鲜明支持。
记得那天人民大会堂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出得北大厅台阶下，和10年前鼎力帮助我回归江南的原黑龙江省作协主席、时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程树榛，同贺敬之前辈一起合影时，我首先向他求证了多年来一直搁在我心头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1981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时任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同志的委托，口头答复黑龙江省委派出的请示代表关沫南，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一事的经过。他听后，当即颔首肯定：确有此事。同魏巍一样，他也向我提及了反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这之后，我遵照魏巍前辈的嘱托，花费17年时间追踪调查（今年2023年，正好是我启动对所谓“亲聆者”的“毛罗对话”，展开源头追踪调查20年），出版从源头上清除所谓“毛罗对话”政治谎言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专著，贺敬之前辈先后委托红军时期投身革命并加入地下党的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同志，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郑伯农同志、原《求是》杂志副总编刘润为同志，以及他的秘书等，时不时捎话，表达他的全力支持的鲜明立场。
2016年12月2日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举行文艺联欢晚会前一刻，通往人民大会堂二楼金色大厅的宽敞甬道上，身边有人向缓步走在我们前面的贺敬之同志打招呼，孰料，记性忒好的他一回头就发现了我，他同我亲热地握手，对我为澄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这项溯源工程，当众给以肯定和支持。
2017年春节过后我应召来到北京，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贺敬之，两次安排秘书同我会面，并把我的一份关于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所作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管理的建议，转呈相关部门处理。
2019年7月，应我请求，96岁高龄的他，克服年迈手发颤的困难，泼墨为我题写了他的那首《回延安》名篇中的两句核心诗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听其秘书在电话中感慨地说道：“为你题诗，贺老可真用心哪！他一连气地写了有十来幅才歇手，从其中挑了一张最好的，左看右看，直到满意了，才吩咐给你快递寄出……”
贺敬之前辈在1956年写下的这首《回延安》，是一首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写成的新诗。诗人以滚烫的赤子之心，饱满的革命激情，富有陕北黄土高原特色的语言，敞开心扉，纵情讴歌养育了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人们读后，从中可以鲜活地感受到诗人跳动着的脉搏——对“母亲”延安的那份永不泯灭的真情和深深眷恋……
双手捧着贺敬之为我题赠的《回延安》诗篇，我明白，他以近百岁高龄的亲笔题赠，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自少年时代以来的夙愿得以实现，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左翼前辈，对继往开来的新一代，所从事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和坚定不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历史虚无化斗争的进一步鞭策和鼓舞。
自20世纪50年代读到他的经典诗作《回延安》那一刻，到今天手捧着他赠予我的《回延安》的墨宝，不由得感慨万分！我和贺敬之前辈之间相隔22岁的忘年交，心相通在为工农兵的20世纪毛泽东延安文艺旗帜下，又携手并肩在21世纪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新时代。
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尔滨与萧军相交以来，我先后与40多位鲁迅学生、左翼作家、延安文艺前辈交往相叙，自是获益匪浅。是众多前辈高昂的民族气节，为人为文的高风亮节，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引领我这个仅有一介化工中专学历的县级基层业余研究者，成长为有所建树的左翼文学研究者。是他们用敦厚坚实的肩膀，托起了我的昨天和今天，并且还将继续引领我的明天。我所取得的一切，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说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参加2016年的文坛盛会，得以和贺敬之前辈相距14年后在人民大会堂的再次相会，正是因为我通过前期13年源头调查考证，出版了维护党和领袖清白，彻底破解“毛罗对话”政治谎言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经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力荐，被中国作协党组确定为出席中国作协九大的特邀代表。这也是在我人生七十寿辰到来之际，收获的一份珍贵贺礼。
还是在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文坛盛会五年前，以破解“毛罗对话”政治谎言为核心宗旨，随着我的初个版本《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隆重推出，以及我以零容忍决不调和的厉言与立场，将与大陆数典忘祖者勾结的“台独分子”龙应台强势驱逐出绍兴鲁迅文化论坛的双重贡献，特邀出席了2011年9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在此一个月前，经报请上级审读部门核准，8月2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在其评论版，以近半版的篇幅，特约发表了由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洪华撰写的《当“亲历者”遭遇“追寻者”——读〈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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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在积淀多年后，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入会介绍人，正是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暨江苏省作协主席的陆文夫先生和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范小青。附带说明一下，有关我的入会，中国作协书记处是严格把关的，并不因为有在任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作入会介绍人，而疏于质量网开一面。陆文夫、范小青是在1998年推荐的，但是直到两年后我才被接纳入会。还需说明一点的是，就在中国作协审批我入会三个月前，多年来一直为我发声、搭建正能量平台的《文艺报》社，在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10楼大会议室，为我刚出版就获得江苏省新中国成立5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的第二部研萧专著《萧红与萧军》，举行了有萧红萧军友人、历史见证人、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等大型文学刊物负责人，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记者等出席的研讨会。回到昆山不久，记得是在入会后的次月，陆文夫先生与老伴一起，在女儿开设在十全街658号的老苏州茶酒楼设宴为我“略表庆贺”。知我打小不食猪肉，他专门安排了响油鳝糊、清蒸鲈鱼、虾籽茭白、荷塘月色等苏帮名菜。席间，他和老伴频频举杯，欣慰地说道：“萧军、关沫南他们给我的嘱托，我完成了！”少顷，他呷了一口绍兴花雕，慢悠悠地，语重心长地直言告诫道：“小贺啊，格个十来年的介许多交往，我搭仔格倷，也熟悉了，说轻了，倷有急火毛躁的毛病，说重了，是浮躁，有一点成就便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这样很不好，格个毛病一定要改正过来……要注意格不要翘格尾巴，加入中国作协，呒不啥子格了不起格的事体，作家是靠出作品来说话的，想当好作家、优秀作家，更加要出别人家写不出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才能够叫‘看客’（读者）买账……”
席间，我不由得重提12年前初次去他家面交关沫南、萧军给他的信，他带着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时，问的那句“萧军在格哈尔滨住得阿好”的话……
他听后笑了，悠闲地回答道：“倷格与众不同的经历与和身份不会假，倷搭仔格老革命关沫南的关系也不会假，这两点我完全相信。但是，倷搭仔格萧军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我却是不托底的。谁都知道，早在多年前萧军就宣布封笔了，那一年又听说格萧军得了癌症，医生要他静养，这是我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再说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萧军的字，伊倷又呒不盖章。第二个疑问，是倷格小贺到底具备不具备文学创作天赋，格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交关的重要，文化人帮文化人，我也好向市领导说清爽情况……所以才会这样问倷，也是我在帮忙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好在现在情况都基本清爽了。何况关沫南写信给我，搭仔格倷来寻我帮忙，也是经过组织上允许的嘛！其实，有没有萧军的附言和‘求情’，并不重要。有关沫南的亲笔信就足够了，信上对倷小贺的格个高的评价，还有别人介都没有的这种经历，啥人看了，也会动之以情的……”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1988年1月5日那一天，在陆文夫家里一楼的客厅里，听着陆文夫先生带有怀疑的发问，坐在一旁的徐斯年教授，适时地开了口，说道：“在带小贺来找你十来天前，也是帮助小贺解决安置后尽快成一个家的需要，正好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行要去北京出差，于是，我就写了信，向在北京的资深作家和文学编辑作了一番了解。他们都认为小贺具有潜在的文学才能，一旦安定下来，将来是会有好的作品问世的。而且，上个月在萧军家，萧军在关沫南给您的信上附言时，还是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陪同小贺去的，在一旁促成的呢！”
“你小贺现在还是一个人吗？那一年……”席间，陆夫人甚为关切地问道。她询问中的有关“那一年”的说辞，对于我来说，心中有些隐隐作疼。12年前，为了使我很快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热心肠的徐斯年教授会同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同行，特地为我介绍了铁师院中文系的一位同样未婚的女讲师，她也是大龄孤儿，而且还是1960年由邓颖超、乌兰夫牵手，上海三千孤儿接受内蒙古奶妈抚养长大的其中一员。和我相识时，她刚由内蒙古师范学院调至苏州铁师院才两年多。两个人谈了大半年也已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遗憾的是，由于组织安置失败，婚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她移民去了澳洲。听铁师院的同志讲，对于此事，陆文夫也是挺关心的，他曾多次通过铁师院的教授捎话，承诺未来俩人成婚时他一定参加婚礼，等等，以欲促成。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我的南返儿时故土和安定的生活，从北至南，多少文坛前辈在操着心呐。
就在这次老苏州茶酒楼茶话加酒话的宴请接近尾声时，陆文夫先生寓意深长地叮嘱了一句，“你那个火爆的一点就着的脾气要收敛一下，有些事情，比如对某些敌对势力的斗争，是必要的，但也要讲究策略，要善于保护好自己。”
陆文夫说的这件事，是当时的昆山市委书记告诉他的。那事发生在1999年12月25日，昆山劳动局年度外企用工大检查，我是随同记者。当时一个台商恶言诋毁中国共产党，我挺身与他言辞斗争15分钟。事后，在场的共产党员向市委相关部门和护法机关汇报了这一突发事件。市委负责同志并没有因此事发生是否会影响外商投资环境而姑息养奸，还连夜向苏州和江苏省执法机关上报了我与之斗争的经过情况。
我知道，陆文夫让我讲究斗争策略的叮嘱，是怕我受到不测。但是，我见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极其鲜明而又坚决的态度和立场，执法机关雷厉风行的处置。正是基于此，我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才能在这片有着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且以一介与文学、社科哲学毫不搭界的旧日化工中专文凭，成长为一名有所建树的左翼文学和鲁迅研究者，还两度被破格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也正是此次事件爆发之后我得到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在北京（2014年9月9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光华路某咖啡馆，聊及岛内有关文坛的人和事时，我以15年前怒怼坚持反共分裂立场的恶台商为例，断然拒绝了某台媒人员“互通有无”居心叵测要求，并从此不相往来）、昆山、浙江多处多个场合我同与“台独台谍”有关人和事的斗争或举报，前后达五起之多。昆山、杭州有关部门都在第一时间派专人接待了我，并根据我有证据材料的举报作了相应的研究及安排。2011年7月下旬，中共绍兴市委根据我的书面举报，于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阻断了由某自恃“有特殊身份和话语权”的人邀请两岸人皆知的“文化台独分子”，加盟鲁迅故乡纪念鲁迅130周年诞辰设立的鲁迅文化论坛，并充任所谓“形象大使”及“主讲”的荒诞闹剧，维护了民族魂的形象不受玷污，进一步净化了鲁迅故乡的政治生态。我也因此获特别邀请，出席了9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由中央领导同志作重要讲话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有关此事详细经过，植入了《“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特设的《信仰的力量》一节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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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那天发生的有趣但又略显尴尬的这一幕，在陆文夫先生为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略表庆贺”的三人宴上，我向先生夫妇补充讲述了萧军在关沫南信上写附言前一天发生的事。
1987年12月9日晚上，距上一次会面相隔不过20来天的光景，我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述职完返回苏州途中，再度入京。当我攀越后海沿那座黑漆漆、脚踩上去“吱嘎”直响、年代已久朽木楼梯的危楼，进得屋内，猛地愣住了：只见屋内地板上，大包小箱，陈旧的字画、书籍、物件，一扎一捆的，堆得到处都是。先生见我直发愣怔，先是微微一笑，继而是双手一拢袖，颇有点伤感地对我解释道：“唉，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啰，真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街坊邻居……”
其后，夫人王德芬极为忧虑地和我谈起了他的病情，他呢？头猛地一摆，却像小孩一般地激烈地抗辩道：“他们瞎说！我只是长了个小息肉，哪来的癌？我不开刀，我还要多活几年哩！”其时，癌细胞已经在悄悄地吞噬这个硬骨头汉子了，但他依然很乐观。
次日，12月10日，又是晚上时分，我二度探访。一进门，夫人指着与我同去的一位同志，笑问萧军：“你看看他是谁？”岂知，先生记忆力极好。他先是冲我们微微一笑，然后双手一拢袖，撇撇嘴回答道：“兴许，我连冯雪峰是何许人，也给忘了呢！”
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一片欢快笑声。
一旁正在忙碌着的夫人王德芬，站起身子来，告诉我：“我们明天搬家，搬到木樨地去，往后你再来，得到那儿去找我们了！”
“金祥，”慈母一般的王德芬向我叮咛道，“你倘若回到苏州的话，一定要替我去看看沧浪亭旁边那座哥特式西洋建筑物还在不在。还有，再替我数一数临湖的廊柱有几根。整整50年了，我是多么想再到苏州去看看哇！”说到这里，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发现，虽说她那时在苏州求学不足一年的时间，且当时又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亡之际，但她这个河北人对苏州的感情，远比我这个在苏州生活了十来个年头的人要深沉得多。
“别忘了！”
许久没有出声的萧军先生，这时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再问一问颜文樑颜老先生可健在？”
“颜文樑是谁？”
苏州长大的我，不知所以然地傻傻问了一句。
“我当年的老师，苏州沧浪亭美专的校长，也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水彩西洋画兼国画于一身的大画家。”说完这话，王德芬又补充了一句，“要是在的话，他老人家可是近百岁的人了。”
临了，萧军先生甚为关切地一一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他重点提到了我，说他完全相信我一定能够步入作家的行列，仅仅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他表示将再一次给予我帮助。说话的工夫，早在多年前就对外宣布封笔，并且不再“求人”的他，便在同样是抗战作家、黑龙江老友关沫南的信上，重重地附笔道：
文夫同志：
我也向您求一份“人情”，希望您在可能范围内，给贺金祥同志以大力协助，果所至盼者。
祝好！
萧军
1987年12月10日
望着他为我的这份“求”，我心中顿时涌起了擎天大潮。无疑，我见到了半个多世纪前万众爱戴的鲁迅先生的一代风貌，在他的传人身上的再现……
陆文夫听后，点点头，说道，“后来倷仔格小贺写了一篇《沧浪亭有几根廊柱？》，我把它改成了有确切数字的《沧浪亭有14根廊柱》，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发表在了我当家作主的《苏州杂志》上。”
……
只是陆文夫先生和我都不曾料到的，我居然会和当初领我去见陆文夫先生的徐斯年教授，成了从事鲁迅研究的同行。不过，科班出身的徐斯年教授，从事的是纯鲁迅研究和相关教学，而一介草根的我呢，从事的则是以鲁迅为代表、侧重于我熟悉的萧红萧军的左翼文学研究，业余的，体制外的。
两度为我“求助”的文学引路人、鲁迅学生萧军故去35年了；待我如慈父、良师、益友，对党对祖国忠贞信仰的引领者，险些成为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原木试验品”、在日寇严刑折磨面前视死如归的关沫南前辈故去20年了；给我以真诚关爱的陆文夫先生也故去18年了，今天，我已纳入国家出版选题的15部左翼文学研究专著——其中一本书出了五版，一本书出了三版，两本书出了两版，和在《求是》杂志、《党的文献》、中国社科院核心期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报刊发表的大量鲁迅专论，在《中国作家》《当代》《上海文学》等发表有关左翼作家研究的纪实文学，更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法则，通过长达十多年源头调查考证，两度发表填补空白、终结鲁迅研究领域一度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论文，以一介草根业余研究者的身份，获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向永远铭记在心中的三位前辈的在天之灵，交上了一份使他们放心的答卷。
还有一位前辈，我更是无法忘怀。他就是1935年加入地下党、上海市大中院校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暨救国会领导成员、延安文艺前辈陈明，自1988年起对我的言传身教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尤其是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实事求是的探史问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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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了！
回望30年前，在南北众多文坛前辈的齐心协力相助下，得以回归江南，最终选择昆山工作、定居，无疑，我是一个时代的幸运者。而昆山，则是我圆梦文学和鲁迅研究、左翼文学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延安文艺研究的最佳福地。
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昆山自费兴办开发区获国务院批准，正式列入国家级序列30周年。同时也是我在昆山工作、生活进入第30个年头的日子。对此，我的体会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满满幸福存在感——在这里，我如鱼得水！
在世人的眼中，昆山是蝉联了18年的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有5000多家台资企业和4000多家世界各国和地区投资的外资企业。然而，作为昆山在20世纪加入中国作协的五位会员中的一员，且迄今仍在深受其益及仍在国家级高新区文化顾问工作岗位上耕耘不休的高龄文化学者，要向世人们大声说出的另一个强县事实，那就是，昆山不只有GDP，不只有经济上的海纳百川，而且还有文化上的海纳百川，文化上的强县之尊。昆山有历史悠久，深厚积淀的文化资源底蕴，她有连绵了5000多年的赵陵山良渚文化、淞泽文化，承继和发扬了百戏之祖昆曲的博大精深和海纳百川，和一代爱国大儒顾炎武倡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爱国情怀的治国救世理念，更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文化自信。特别是精心扶助在外人眼中看似“与本地文化历史渊源毫不搭界”的鲁迅研究和左翼文学研究上，并使之风生水起。
自1993年7月47岁“高龄”时，我得以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回归江南水乡，至今已进入到了第30个年头。当初我来到昆山时的最大愿望，为的就是要完成毕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萧军、关沫南、陈明等老一辈革命作家的嘱托，还有“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留存的“那半部‘红楼’”的巨大精神财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的一方天地。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寓居地昆山的党组织对我的左翼文学研究的无尽关注和帮助。1999年6月，为最终完善我的纳入选题的长篇纪实《萧红与萧军》的修订，在苏州市文联的积极沟通下，我所在工作单位昆山日报社给予了为期半年的带薪创作假，得以前往萧军故乡辽宁凌海市、萧红故乡黑龙江呼兰县、萧红与萧军从事反满抗日活动和文学创作的跋涉地哈尔滨进行溯源考证，确保了该著作于当年年末出版。次年，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又资助本著在京成功举行了研讨会。自2001年起，市委主要领导认为我所从事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是同党几十年来制定的文艺方针合拍的。于是，得到了昆山日报社的又一次大力支持，准我带薪、带奖金脱产专事研究，直至2007年4月退休。从而为我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的纵深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为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将左翼文学研究事业更好地同党倡导的政治内容、文化思想和核心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块，为现实服务，为提高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和历史知识，提供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令我，也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暖人心肠的事情还在后头呢！2017年，是我退休后的第10个年头。这一年的3月，经市委主要领导批准，在国家级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会议室，举行了有两位市委常委共同主持的仪式，聘任年届七旬的我为文化研究顾问，为期五年，并专门辟出一间30多平方米的高层电梯办公用房，用于陈列我的左翼文学研究成果并作为工作室。2021年10月，尽管我已年届75岁高龄，考虑到我年年有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凸显核心价值观、文史领域填补空白的创新成果发表及出版，市委宣传部和高新区党工委经审核，于2022年3月原定五年聘任合同到期的基础上，决定再延长三年，至2025年，也就是我78岁那一年。在文化人员的聘任上，如此高龄，在全国来讲，恐怕也是要位列“文化百强县之首”了。多年来，市委宣传部、高新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还经常听取我的汇报，征询意见，并将其视作是本地文化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市里多位领导屡屡过问我的饮食起居状况，并指示给以实际帮助。我10多年前的退休单位昆山市融媒体中心领导，还定期上门探视、慰问。每当我为新著的出版需在江浙沪地区奔波时，为顾及我免受疫情感染，不止一次安排交通车辆出行。为进一步推介我的以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所进行的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和不断取得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研究事业的新成果，经市委领导核准，2020年1月20日出版的《昆山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由该报特派记者持续月余多次访谈、撰写完成的长篇特写《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老作家秋石二三事》。2021年11月3日，《中华读书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我的关于1981年5月党中央命名《萧红“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33年追踪调查》一文， 10天后，该报即以加编者按的形式予以了全文转载。
所有这一切，在以一代乡贤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理念；38年前敢为人先，不等不靠，自费兴办开发区；和在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百戏之祖的昆曲发源地文化为宣传主体，及以改革开放著称于海内外，力度、成就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昆山，给一个退休多年的左翼文学研究者以如此之力度的重视与扶持，说明了昆山市各级党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弘扬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凸显出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孕育的文化自信、文化意识之深厚底蕴。
一个良好、和谐、宽松、心情舒畅的创作、研究氛围，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源源不断地结出为时代鼓与呼的丰硕成果。
在昆山，我先后出版了《两个倔强的灵魂》《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等十多部书。其中，坚定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还历史本原，从源头上粉碎历史虚无主义炮制的所谓“毛罗对话”政治谎言，长达17年多源头调查考证完成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在党史文献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六年间先后三次修订、五次印刷、发行达两万余册。令我倍感振奋的是，从北京到我寓居地昆山，各级党组织都对我的这项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还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清白的溯源工程，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真诚支持，有关方面还为本书的审核开通了绿色通道。书刚一出版，先是《光明日报》旗下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兼具时效新闻的书评。紧接着，2011年8月29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学者撰写的评论：《当“亲历者”遭遇“追寻者”》。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购进的首批80本书，不到两天就销售一空，仅北大图书馆就一次进了30本。每出一个版本，西单图书大厦都将其置放于一楼大厅迎门处的马列毛和习近平著作的展销平台上。同年9月，我由此获特邀来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中央领导同志作主旨讲话的纪念鲁迅130周年诞辰座谈会。2016年11月30日，年届七十的我，又被直接确定为出席中国作协九大的特邀代表，来京参加盛会，有幸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总书记号召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他进而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 回味总书记的上述讲话要点，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他的这个讲话要点，无疑是对我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毛罗对话”展开的反历史虚无化斗争实践的肯定与莫大鞭策。我是全国唯一对所谓“毛罗对话”进行了上百次源头调查考证且取得成效的学者，也是唯一在《求是》《党的文献》和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三大高端核心期刊上，发表同一专论的学者。2018年8月14日，我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文献》主编的约稿急电，说：根据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提议，请你依据你的十多年调查考证结果，撰写一篇从源头上厘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文章，急用，本期就刊登。10月10日出版的当年第5期《党的文献》，以13000字的加编者按、加说明的超大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含有多幅历史现场图片的《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党的文献》刊出这则特稿的当日上午10时，人民网——中国共产党网、光明网、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作家网、央广中文网等，及各民营、自媒体等境内外数百官网同步转载，从而使“毛罗对话”这个本世纪影响最大最为恶劣的历史虚无谎言，顿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过去貌似强大的幕后策划炮制者、信誓旦旦“亲聆”谎言杜撰者，以及紧随其后趾高气扬的鼓吹者、推介者，自2018年10月10日本文刊出至今的五年间，竟然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撰写力挺所谓“毛罗对话”的文章，完全失却了之前十来年间那股不可一世的骄横势头。
20年来，在我对“毛罗对话”历史真相展开的溯源调查考证中，有五位老共产党人给予了我持续、真诚、弥足珍贵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是：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总编辑郑伯农同志，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原《求是》杂志副总编辑刘润为同志，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
而今，一部上卷传记下卷研究、有大量鲜为人知史料植入，彰显三位传主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120万字《民族的呼唤——鲁迅与萧红萧军》，历经34年追踪，24年写作，3年打磨，将很快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昆山，不只有瞩目海内外的一流经济，昆山更有与外向型经济并驾齐驱的传统文化传承。连续多年，作为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由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昆山市人民政府承办，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在昆曲源头昆山举办。气势恢宏，包括港澳台三地在内的全国各地，多达348个剧种以及木偶剧、皮影戏两种戏剧形态聚集昆山，持续五年汇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圆，便是最好的说明。
昆山是习近平新时代孕育有理想有信仰的文化人的摇篮，是昆山海纳百川的文化与其得天独厚的氛围，使得我这个仅有化工中专学历的非体制业余研究者，圆了30年前来昆山时立下的做一名有所建树的左翼文学研究专家的梦。
岁月耕耘额上的皱纹，时光染就满头的白发。
检视30年来我前进的每一个脚步，获得的每一个成就，我又怎能忘记所有助我回归江南水乡的文坛前辈们！
这也是今天77岁古稀之龄的我，事业依然如同青春年少一般熠熠发光的动力所在！
忘不了的程树榛
2023年7月11日，是我回归江南姑苏水乡，定居昆山30周年。
每每想起我回归江南的五年之旅，我就会由衷地怀念起许许多多的老共产党人、文坛前辈，对我的无尽关爱。
首先，我要重点提一下帮助我回到江南故土的程树榛同志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1993年元旦刚过，临近春节，我从冰天雪地的丹顶鹤故乡齐齐哈尔来到了北京。此时，距组织上主导的我南返故土的构图，一搁五年了，却始终没能实现。所幸的是，我暂时落户地的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局和老局长葛殿臣，还有一位分工新闻文化工作的副市长李有志同志，一直在为我提供南返的方便，乃至派出专人到南方为我铺路。连续近三年，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前往江南联系工作，工资照发，路费和住宿费也酌情给予报销。直到过去30年了，我始终没能忘怀。
说起1993年元月的南下途中的这次经停北京，是应约而来：就我的一部有着发表前景的长篇小说《船过水有痕》，如何修订及发表与否，接受《当代》《中国作家》两刊负责人汪兆骞、章仲锷同志的约谈。与汪、章两位刊物负责人对话的次日，借住在丁玲前辈1979年刚返京时居住过的团结湖小区寓所里的我，来到一路之隔的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找到了五年前和革命前辈关沫南一起，参与我安置事项的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同志，请求他的再次出手帮助。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年，尽管之前我们只是互闻其名却从来不曾谋面过……程树榛听后当即表态道，“你贺金祥的事情我是清楚的，当年有关部门负责人找我协商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然而，令他心酸而又想不到的是，时至五年后的今天，快奔50岁的人了，我还居然搁浅在为南返故土奔波的漫漫三千公里的风霜雨雪的路上。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会同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苏州老乡》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沟通，相信杨守松有实力帮助我实现南返这个夙愿。说完，程树榛同志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推荐信，给当时因发表了《昆山之路》《苏州老乡》两大报告文学，在文坛上声名鹊起的昆山市文联主席杨守松同志。临别时，他告诉我说，早在1979年8月17日省、市文艺界欢迎萧军复出的座谈会上，见证了我同萧军之间一问一答，火药味甚浓的特别结交方式。
其实，对于程树榛，同样是在百花齐放春满园的1979年，我就“认识”了他，而且，印象还特别深刻。那一年，伴随着李国文中篇小说《花园街5号》的强劲登陆，程树榛以他所工作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床厂当家人宫本言锐意改革为题材，撰写的两万字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在《当代》发表，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席卷式反响，尤其是在黑龙江省。对程树榛撰写的《励精图治》，我是爱不释手，奉为经典，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其效应也是滚雪球式的：在其后不足一年左右的时间，宫本言同志当选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主管黑龙江全省的工业改革。在黑龙江省经委召开的全省42家首批试点改革企业的座谈会上，作为其中一家地方化工农药企业负责人助理的我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主办方发给了所有出席者一人一本印有程树榛《励精图治》报告文学的小册子。实际上，自那时以来的40多年间，我一直以程树榛撰写的这部《励精图治》报告文学的模式，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为文坛民族精英萧红萧军，及其同时代左翼作家家国情怀鼓与呼的研究中去。
1993年，在千年古城常熟过完农历癸酉年春节后，2月初的一天，我来到了昆山。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昆山，第一次是在1974年冬，在黑龙江三江平原中心的一家报社担任记者的我，应邀前来昆山先贤、一代大儒顾炎武的故乡千灯，探望正在家乡探亲的人民解放军黑龙江边防部队某部的干部。但1993年的昆山，同1974年的农业单一县的昆山相比，由于以不等不靠，敢为人先，自费兴办开发区，获批进入国务院序列的国家开发区行列而闻名海内外，已经呈现出一派现代化的红红火火景象。
在昆山，杨守松同志先后两次热情地接待了我。如此还不够，两个月后，趁着南下赴苏州上海组稿的当口，热心肠的程树榛同志专门拐了一个弯儿，来到昆山，就我的南返工作调动问题，再次向杨守松同志叮嘱了又叮嘱，嘱他一定要当作一件特事、急事办好。临离开昆山前，程树榛同志还不忘强调了一句，说，许多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都十分关心贺金祥同志的回归江南安家……后来听杨守松告诉我，程树榛同志来到昆山的当天，恰逢昆山举行两会，由于小城条件稍好一些的接待场所十分紧张，不得已，杨守松同志亲自驾车，将他安排在了20公里外的邻县太仓的一处宾馆住下。
程树榛同志回到北京后，杨守松同志确实也全力以赴，不负所望，予以了落实。同年5月，正在故乡绍兴鲁迅纪念馆小住的我，接到了京城程树榛同志几经辗转打来的催我去昆山接受谈话的“加急电话”。于是，我谢绝了当时的绍兴县人事局给予的“好不容易为你争取来的企业编制”岗位、两年后却黯然下马的企业报《轻纺城报》的编采工作，我本人则火速自绍兴赶往昆山。次月，我就以30多份从中央到地方报所发新闻稿的复印件，和47岁社科人才引入的高危门槛，加盟中断了36年的《昆山报》复刊的筹建工作。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30年的江南姑苏水乡，而且是重操新闻旧业！1993年7月11日，手持齐齐哈尔市人事局开具的干部调令，到昆山正式报了到，昆山市人事局当场给予了事业编制。随后在一天内，我快速办理了户口及粮油一应手续、关系的全部迁入手续。这次从联系到最终落实，仅仅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一举解决了过去相当一级组织虽经多方努力，却长达五年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而此时此刻的我，也已经是傍半百的准老人了。回到阔别整整三十载，久违了的桃红柳绿的江南水乡故土，开启后半生的崭新的生活，对于历经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死历练的人来说，毕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其百味杂陈，感受之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现在回想起来，倘若没有程树榛1993年初抛却一切顾虑，毅然出手相助，和在昆山的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一起为我铺平回归江南水乡的坦途，一介1966年化工中专毕业生的我，还能跻身于鲁迅研究、左翼文学研究的研究者行列，且在奔八之年，仍然在主流媒体、党中央核心期刊和双一流高校刊物上频频发表作品？！
2000年3月28日上午，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在中国作家协会10楼大会议室，为三个月后才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我，出版的第二部左翼文学研究专著《萧红与萧军》（此前已获江苏省建国5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举行了有50多位萧军萧红同时代作家、鲁迅研究专家等出席的研讨会。会上，程树榛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以一名知情人的身份，介绍了历史上我的一段特殊经历，以期引起文坛和学术界对我更多更富有成效的重视和扶助。程树榛对我这部研究作品的发言别树一帜，他说道，长期以来，萧军背负着两口“黑锅”。一是1948年被当时的中共东北局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并在全东北解放区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直到198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予以平反。另一口“黑锅”起源要更早，持续时间也更久远，至1988年他逝世时也未被摘除，这就是关于他和萧红之间的恩恩怨怨。而后者因属“家务事”，自然不会有什么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来论断。而《萧红与萧军》一书，用大量确凿无误的事实说清了这个问题。该书强调了二萧之间的真挚情感和文学上的重要建树，并且真实地描述了鲁迅对他们的无限关爱和扶持，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该书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针对在此之前一些版本中的不实之词，则依据确凿无误的史料一一加以匡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程树榛这篇冠题《还萧红与萧军本来面目——简评秋石对“文坛二萧”的研究》的书评，发表在2000年3月30日出版的《光明日报》上。
14岁参加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新文学史料》主编的史料大家、抗战时期的“七月派”诗人牛汉先生，则以11年前力排众议，主持发表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初涉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的草根学者，撰写的万余字长文《我所认识的萧军》的《新文学史料》主编的名义，向与会者介绍了我同萧军之间“无话不谈”的九年忘年交友谊。
2002年5月，我还与他一同出席了先后在现代文学馆、人民大会堂等处召开的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60周年的活动。记得在人民大会堂那一次大型活动结束时，我和他，还有延安文艺前辈、著名诗人贺敬之，在北大厅出口处的台阶下三人同照一张像。这也是我和他的唯一一次合影。次年4月，他和他夫人在风景旖旎的杭州灵隐寺下方白石桥的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休养，我赶去和他会了面。他也一直关注着我的个人生活，亦做过红娘——是他黑龙江工作时的老首长、延安前辈的女儿，终因两人地位悬殊——对方是央企主要负责人，又无共同爱好，只得作罢。但我对他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2022年10月30日下午，程树榛同志因长期患病救治无效逝世，是年88岁。
他逝世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1993年4月的那次南下苏州上海的约稿之旅，本不在计划中的。一是程树榛心中一直挂念着我，而且为预防万一，还专门做了预案：推荐我至他乡人担负要职的也是江南水乡的常州工作……再有一个，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山药蛋派”领军人物马烽同志和其他几位同萧军交往密切的文坛前辈给予的关爱。据说，中国作协的一位领导同志极富人情味地说道，十年前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受萧军同志委托，把贺金祥当作苗子重点扶持。现在他有困难，他所在部门虽经努力但无力帮助他实现南归之梦，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同样有这个责任，这个义务，帮助他返回南方。不久，在欣慰地看到我回归江南故土后，次年马烽同志也“叶落归根”，辞去中国作协“一把手”这个正部级京官职务，回到太原担任了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对于程树榛，我将永远怀念他！如同怀念给我以为人为文理念的萧军、关沫南、陆文夫、陈明、魏巍、黄源、贾植芳、牛汉等前辈，还有岛内那个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临终前夕在病榻上嘱托长女给我打来电话发出“我也忘不了鲁迅先生”时代最强音的胡秋原先生。如今，虽然他们全都远行了，但他们扶携后人的博大胸怀，他们热忱扶掖后辈的音容笑貌，如同冬日里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无时无刻不是那样的鲜活地在我的眼前跃动着，照亮着我前进的道路……
回归江南的1993年，恰逢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100周年诞辰。
那一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暖人心肺胃肠的歌声，是那样的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我的耳畔……
2023年，既是我回归江南姑苏30年，也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不光是程树榛同志，京城文学界、出版界，包括那些健在的，特别是战争年代地下党出身的文坛前辈，包括居住在上海的新四军女作家茹志鹃，还有十多位德高望重的老红军、老革命、老八路、新四军老战士和地下党老同志，更有退下来的党内老同志，都给予了我党的温暖和无所不在的关爱……1993年1月19日，农历壬申年腊月廿四日，南下经停北京时，文坛前辈和名流亲笔撰写的提请江、浙两省多地友好、下属帮助我落户的“拜托”信，就达近20封之多。在这里，值得为之浓墨重彩书上一笔的是，在新四军故乡沙家浜所在地的千年名城常熟，夏祖兴、徐惠宝、陆雨（已故，1965年12月 ，面对后来成为“四人帮”反人民集团重要成员的姚文元掀起的导致共和国十年内乱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妖风，拍案而起，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击学术文章遭受多年迫害）、程建邦（已故）等一批古道热肠的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地下党、新四军的后代，给予长达数年的相助与抚慰。时任中共常熟市委书记的周福元、市长孟庆元同志，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样给予了我最为温馨的同志式信任、理解和宽容。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4个农历新春佳节，都是在江南福地常熟度过的。1993年1月23日，农历壬申年的除夕中午，为了消除我心中的那种孑然一人的孤独惆怅，在刚刚退下来的琴南乡老书记夏祖兴、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松林密布的十里虞山西侧脚下，那座保存完好、有着1500年悠久历史，五代建就的园林式江南名刹兴福寺。九旬高龄的住持在其诵经的禅房里与我们会面叙谈，他亲切地同我说道：“今年是救国救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100周年诞辰，你小贺一定会实现回到江南安居乐业的愿望的……”谈话结束后，他又亲自吩咐膳房，为我们下了一碗闻名海内外的虞山净素覃油面。在充溢着经卷焚香的膳房内，我一筷一筷细嚼慢咽着，给特别搁放了寺院自己种植、磨就的芝麻油的覃油面，耳畔回荡着膳房外山风掠起的阵阵松涛声，那颗愤世嫉俗躁动不安的心，终于慢慢地静谧了下来。
……
就这样，距我1963年8月24日深夜离开苏州去南京求学30年后，1993年7月11日，我终于回归了梦牵魂萦的江南姑苏水乡。而且是以一名老报人的身份，加盟《昆山报》的复刊工作。在担任一线记者的七年间，我先后在省级以上主流大报，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发表了总计287篇宣传昆山改革开放的新闻稿件，其中，仅在《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涵盖农业、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改革、商业、旅游等三产、台资和欧美投资的外向型经济、高科技产业和先进人物的稿件13篇。1998年12月，在北京有关部门举行的改革开放20周年优秀新闻作品评比中，由我历时半年调查、撰写的，有关原昆山城北镇不等不靠，自费兴办星火技术密集区——即后来获国家科委批准，进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序列的报告文学：《小镇办起了国家级》，荣获一等奖。此文先后为10多家省级以上大报刊登或转载。
忘不了啊，常来常往的江南福地常熟，我亲身感受到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无比温暖的新四军故乡！
同样忘不了啊，助我新闻事业更上一层楼，圆梦作家，促文学创作暨左翼文学研究双双腾飞的福地昆山！
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尔滨与萧军相交以来，我先后与40多位鲁迅学生、左翼作家、延安文艺前辈交往相叙，自是获益匪浅。是众多前辈高昂的民族气节，为人为文的高风亮节，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信仰，引领我这个县级基层业余研究者，成长为有所建树的左翼文学研究者。是他们用敦厚坚实的肩膀，托起了我的昨天和今天，并且还将继续引领我的明天。我所取得的一切，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人进入晚年，变得格外念旧。每每回望长达五年之久的南返之旅，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的坎坷与磨难，及至最终美梦成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遇见的这么多的热心肠的共产党人，我的心头，顿时就会变得五味杂陈起来，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热乎乎的感受，注定我的后半生要与左翼文坛结缘结伴，注定要用更多更好彰显正能量的成果回报社会，回报人民，永远忠诚于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
备忘录：
1979年8月17日下午2时，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文艺界在南岗文昌街省图书馆小会议室，为离别哈市31载的老作家萧军重返举行不足百人座谈会，时为文艺青年的33岁秋石，以独特质询方式得以与萧军相识相交，时座谈会主持人为关沫南。
20世纪80年代初，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制订了繁荣全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14条规定。萧军闻讯后，自北京亲笔致信黑龙江省文联、作协，提请给予时名贺金祥的秋石以必要的扶持。为此，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为秋石开出了全省第一份为期半年的创作假证明。
1987年11月28日，萧军老友、20世纪30年代末哈尔滨地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召集人、险些成为日寇灭绝人性“731”细菌部队“原木试验品”的硬骨头左翼作家关沫南，在其哈尔滨南岗耀景街寓所，就即将回归江南工作的秋石，亲笔致函居住在苏州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相距12天后，于北京后海鸦儿胡同危楼寓所，已患贲门癌即将离世的萧军，欣然提笔在老友信上附言陆文夫：“我也求一份‘人情’”，“给贺金祥同志以大力协助……”这是自1979年8月17日在哈尔滨座谈会上两人相识后，对外公开宣布封笔的萧军，又一次为秋石“求情”。第一次求情，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出台繁荣全省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可行性措施（简称“文艺十四条”）后，萧军致函作协黑龙江分会及昔日老友关沫南等，提请给予“贺金祥以文学创作上的关怀与扶持”。据此，省作协开出了新时期给基层业余作者的全省第一张为期半年的创作假证明。1987年岁末，浴火重生的秋石，携着一个完整民族气节，与多年不曾相会的80岁萧军三次围炉长谈，他感慨地说了一句：鲁迅先生，你，我，都干了同一件事，我们都同共产党有着深厚渊源。三次会面半年后，他去世。也正是基于此，在往后漫长的数十年间，秋石毅然放弃筹划了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投入到以鲁迅为代表、以弘扬萧红萧军民族气节为核心主体的左翼文学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
1988年6月22日萧军逝世，至7月8日八宝山告别，于京西木樨地茂林居萧军新居灵堂里，秋石同数十位萧红萧军生前挚友、延安文艺前辈等，进行了时间不等的数十轮抢救挖掘性的叙谈印证，从而为后续四十多年的二萧研究、鲁迅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延安文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秋石题为《慈父，良师，益友》的悼文。专为纪念萧军逝世周年设立的1989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萧军纪念特辑》，刊登了秋石撰写的万余字纪实《我所认识的萧军》。1995年10月8日、10日，上海《解放日报》分上、下两期，刊登秋石撰写的《我与萧军交往的九年》。
历经40余年研究心血，经持续10余年调查考证，历时2年多撰写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填补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及满洲地下党史、东北抗联史、沦陷区左翼文学史空白，近10件鲜为人知史料构建的5万余字“三结合形成了《八月的乡村》整个内容”，与沦陷区早期反满抗日左翼文艺运动探析》史料文章，已交由复旦大学《史料与阐释》，将于2024年全文刊出。
1994年1月10日、12日，台湾《中央日报》在其“长河”副刊，以地摊式作品庸俗色情描写、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法，用两整版篇幅刊登攻讦鲁迅和萧红萧军、挑拨、抹黑大陆左翼作家的污文，大陆南北两家媒体不辨香臭，为猎奇，以改头换面术进行了浓缩“转载”，秋石读后，在众多历史当事人尚健在的情况下，第一个挺身而出，毅然搁置被《当代》《中国作家》两位掌门人汪兆骞和章仲锷寄予厚望的，18万字特殊题材长篇小说《船过水有痕》的修订与完善，以与萧红萧军生前多位友好叙谈印证过的强有力身份，在《文艺报》上撰文，与之论理辩诬、逐条驳斥，还历史本原。
1997年是萧军九十诞辰，秋石自费25000元，在上海学林出版社为恩师出版了30万字还历史本原的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之后，先后出版了全部纳入正式选题的《萧红与萧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2000年8月）、《两个倔强的灵魂》（2000年12月）、《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2005年10月）、《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2月）、《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绘得“红楼”铸青史》（文汇出版社2015年11月）、《萧红萧军交游考释》（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至2020年12月，初版及三个修订本，5次印刷，发行逾2万册）、《民族的呼唤——鲁迅与萧红萧军》（已订立正式出版合同，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出）等。
从1997年5月22日，到1998年3月31日，短短10个月时间内，秋石在上海《文汇报》接连发表了《毛泽东与萧军》（1997，5，22）和《鲁迅与萧军》（1997，11，3），北京《文艺报》《彭真与萧军》（1997，9，17），《解放日报》《萧军与王实味事件》（1998，3，31）等四个整版纪实。
于1998年第4期北京《文艺理论与批评》，发表痛斥萧红研究领域虚无主义思潮的12000字《文学不是荒谬——评〈人鸟低飞〉兼致王小妮》；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三整版萧红专论：《谁在萧红研究中谬托知己——为胡风丁玲辩护几句》（2005年6月1日），《萧红的那半部〈红楼〉心结析辨》（2015年2月25日），《萧红“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33年追踪调查》（2021年11月3日），和大半版《萧红“回家”》（2021年12月15日）等。
迄今，年届77岁的秋石，仍然活跃在鲁迅研究、左翼文学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和与之相关的领域里，且年年有新风貌的研究成果获公开发表。
作者简介
秋石，原名贺金祥，浙江绍兴人。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两个倔强的灵魂》《呼兰河的女儿》《我为鲁迅茅盾辩护》等选题书14部，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当代》《中国作家》《新文学史料》《新华文摘》《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年鉴》等，及人大、南大、复旦、华中师大等高校学术刊物，京、沪、赣、辽、浙等地出版社，发表、出版逾6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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