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纳闷，一个“反三俗”，居然在相声界，乃至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至今都没有平息。“反三俗”好像是件羞羞答答的事。维护“三俗”倒受到不同人的追捧。
什么是“三俗”？虽然汉语内涵丰富，许多词语容易产生歧义。但是，“三俗”中提出的“俗”，却不是那样的一个词。这里的“俗”，不是“通俗易懂”中的“俗”。
“低俗”、“庸俗”、“媚俗”，在汉语中，不是疑难词语，虽然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可能不好分辨。有人故意把“三俗”的“俗”当成“通俗”的“俗”说，这是故意偷换概念，或者混淆概念，是转移话题。与这种人谈论“反三俗”，不会已结果。
文艺界中有的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对“反三俗”持否定、质疑的艺术家，还不至于连“三俗”中的“俗”是什么也分辨不清楚吧？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是不是存在“三俗”。为什么在上个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没有提出“反三俗”？
多年来，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对“多元化”的鼓骚，文艺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以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为代表的文学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具体表现在对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质疑与否定。他说：“伟人的《延安讲话》，确实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这个局限性”。读莫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那获奖作品，非常明确的打破了《延安讲话》的“局限性”。
他虽然推崇“暴露”，难道不知“延安讲话”也不反对“暴露”？“讲话”认为：“对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伟人说错了吗？
莫言与伟人的区别在于“暴露”谁，与怎样“暴露”。
莫先生反伟人之道而行之。他在获奖作品中，恰恰“歌颂”的是日本鬼子对中国妇女的“善良”，对于中国儿童的“友善”，“暴露”的却是抗日武装八路军对良家妇女的“戕害”。
这就是莫言对日本鬼子与对八路军的不同“感情”！这就是莫言的“暴露”与“歌颂”！莫言反对“歌颂”么？不！他并没有“偏见”。他知道谁该“暴露”，谁该“歌颂”。只是，他不懂得“辩证法”，不知道“暴露”与“歌颂”是一对矛盾。但是，他的创作实践不可能不受辩证法的支配，虽然可能不自觉的。
他那样的“暴露”与“歌颂”会受到什么人的青睐？什么人会为这样的作品鼓与呼？他的“艺术性”越强，影响力也就越大，危害性也就越大。有人质疑很正常。如果若大个中国，都表示沉默那才不可思议。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受到世界的瞩目，这是他的荣耀。但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却没有与他同样的感觉。
在文学界，自“分田到户”之后，有人可能以为“变天”了，开始批判“土改运动”，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做翻案文章。如方方的《软埋》就是这样的一部文艺作品。还被评为“路遥文学奖”。这简直就是对路遥的亵渎！只可惜，上架不久即被“下架”。说明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还不接受他们的思想。
如此种种，莫言、方方应该属于一路人。反映的是文艺界的一些人在借助文艺创作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去“共产党化”，去“革命化”。
在文艺的指导思想发生紊乱的文艺界，在相声界出现“三俗”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倒是有人还敢“逆潮流”，“不合众嚣”，而提出“反三俗”倒是需要胆识与勇气！不能不说这是一股“清流”。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三俗”与莫言、方方等文学家还不一样。莫言的文学也不是“三俗”，是什么？分辨起来相信也没有什么困难。
就相声界而言，是不是存在“三俗”？这才是关键。
如果本来没有“三俗”，那么，“反三俗”就是无的放矢，多此一举。那么，评论家可以通过事实加以说明。
如果存在“三俗”，或者局部存在“三俗”，或者就是个别段子中存在“三俗”，那么，就应该坚持“有‘俗’必反”的方针，“反三俗”就不应该受到指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毕竟，谁都希望相声能够健康的发展。
不过，是不是存在“三俗”，也就是个认识问题。有人固然可以认为不存在，有人认为存在难道就不行么？他们犯了什么禁？动了谁的“奶酪”？
如果向前追溯，不用太远，只追溯到1949年之前。那时的许多老相声演员都曾经“撂地摊”，活到了新中国。那时他们说的相声是不是有“三俗”？有的恐怕还不是“三俗”的问题，而是“荤”的、“黄”的、“白”的应有尽有。那年头，这不犯忌。到“地摊”看相声的人，有多少有钱人？有多少“风雅之士”？听说，旧社会一些说相声的茶楼拒绝女观众进入，那是为什么？
那时的观众本来就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甚至连字都不识的“俗”人，说的太“文”，他们听的懂么？
那时的相声为什么“俗”，甚至有“三俗”的内容？如果说那时的“文艺”有的属于“阳春白雪”，那么，有的就属于“下里巴人”。相声，就属于“下里巴人”。但是，“下里巴人”不是“三俗”的代名词。只能是是一种“通俗”的，普通人能够看得懂的艺术。
相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本来不能以“雅俗”论。但是，语言却有“雅俗”之别。在政治存在的社会，还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此，相声与其它的文艺一样，都有为什么人，为谁服务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所谓的不问政治，仍然是一种政治态度，反映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自欺欺人。
演员在表演中的语言表达什么，赞扬什么，反对什么，恐怕都有精确的算计。其中不仅内涵“政治”，也反映演员的是非和人格品位。观众怎样区分演员，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
事实上，即使是在旧社会，相声演员的演出也会“看人下菜碟”。比如，在“堂会”上去说相声，就需要有选择，不能与在“地摊”上一样。
现在进入“小剧场”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几百元、几千元的一张票，买得起，还得舍得掏钱的，恐怕也不是一般的农民工，恐怕也不是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而是有钱、有闲人。闲的无聊了，不差钱，去“小剧场”消遣。他们当然不会去那个场所受教育，无非是填补内心的空虚。稍微有一点教育意义，没准儿他还烦。这种人，不但现在有，什么年头都有。
现在仍然有人说，不说那些“荤”的“黄”的就没有人听。这或许是真的，充其量是某些人的经验之谈。这个说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难道旧中国的相声艺术就是靠那些“玩意”支撑着？
如果相声演员这样认识自己演出的文艺，那将是一种悲哀。那无疑把自己当成了在舞台上供观众取乐的小丑。
在相声“市场”上，人的需求已经不同了。演员是不是以“迎合”观众、取乐观众为宗旨？以赚钱为目的？这是演员思考的问题。
不过，观众在观看相声的时候在思考什么？对于许多人，恐怕也不是去看“逗乐”，要说是去受教育，也有一点言过其实。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许多人恐怕是去享受相声艺术的美感。演员向观众传递的应该是他们对于相声艺术美感的理解。
但是，相声演员作为演员，是如何表演相声的艺术美，还是怎样去“迎合”某种人的“需要”，甚至是通过“三俗”表现“艺术”？相声演员需要在其中进行选择。
相声的艺术美，主要表现在“语言美”。中国的语言，确实有“雅俗”、“美丑”之分。把美好的语言奉献给观众，难道不是演员所希望的么？
旧社会那些具有不健康内容的相声在新中国被“净化”了。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在新中国，相声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靠的是什么？不会有人认为靠的是“荤段子”、“黄段子”吧？看由观众“票选”的那“十大笑星”的获奖作品，可有被认为是“三俗”的作品？可有低级趣味的东西在其中？
当相声达到了它发展的高峰的时候，从波峰走向波谷是必然的趋势，至于什么时候触底反弹，谁也说不准。这就是所谓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改变这个“规律”。而要改变某种颓势的，只有靠广大的相声演员的共同努力与创新，舍此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有人想把“振兴”相声寄托在一两个或者几个相声精英身上，恐怕无济于事。如果寄托在“传统相声”中的“糟粕”上，那无异于饮鸩止渴。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相声演员都认可那条路，都在走那条路。起码赞成“反三俗”的那些演员不是。有的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创作水平。他们虽然有待提高，却也在努力支撑着相声这块文艺阵地。可以说，他们是忍辱负重，负重前行，任重而道远。
演员与作品，是相声，不，是承载文艺繁荣不可或缺的两轮。与“主流”、“非主流”无关，也与“三俗”不“三俗”无关。
记得鲁迅说过：“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
相声，不管演员是不是意识到，不可能跳出“宣传”的“范畴”。不宣传这，就宣传那。别说自己说的相声什么都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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