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观概述国际共运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程，重点探究第二国际工人运动时期、早期社会主义时期、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共运第二个转折时期的重要实践和理论。清明第二国际时期转折在西方破产而在东方突破发展。早期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列宁主义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必须认识到国际共运第二个转折时期的惊涛骇浪：修正主义国家形态及其危害，这个时期转入到又一个新时代，共运理论和实践应有新开拓，马克思主义应发展到更新阶段。
关键词：无产阶级解放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惊涛骇浪 新曙光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是国际性的事业。认识和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它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多层次。但首先必做的是其有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厘清和界定。例如，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社会性质和基本制度方面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无产阶级（工人）与资产阶级（资本家）是相对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条件、进程和一般目的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工人运动是指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改造本阶级生存条件，联合自己和其他劳动者，实现本阶级历史使命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世界发展普遍规律，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及其自身生成和发展的科学和学问，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表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及其为实现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它是一种相对自觉的工人运动。在这里，根据历史实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846——1917年，是国际共运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是早期马克思主义70年；第二个阶段，是1917——1976年，是国际共运的“破旧立新”初步发展阶段，是列斯毛早期社会主义60年，第三个阶段，是1976年以后，是国际共运的重大挫折和重新拯救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得以诞生发展。
一、资本主义发展、国际共运兴起与马克思主义诞生发展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萌芽，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其重点转移就到大西洋沿岸。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逐渐发展起来。16世纪60—70年代，荷兰发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但直到17 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18世纪后半期美国和法国先后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和日本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它于18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在英国，18世纪末逐渐从英国向西欧大陆和北美传播，在英国于19世纪30—40年代最早完成，到19世纪中期前后，俄国、日本等国家也陆续开始了工业革命。通过产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①这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优越于此前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定型和发展，也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1825年行将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此后，这种经济危机在其各国都周期性的存在。这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客体的）基本矛盾的对立及其不适应性的必然存在。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等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充分展示，特别是其阶级关系的变化、矛盾和对立。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剥削压迫关系，产业革命在创造一个工业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产业革命在不断地刺激资本财富的积累，强化资本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工人的贫困（包括相对贫困）的积累，集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必然存在。再则，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又是大商品生产、大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以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的，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也是开放性世界性的经济，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而出现的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就是其世界性的初步表现，因而资本主义也是一种世界性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问题也必然走向世界。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自此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两个阶段的发展。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大大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成为由前者到后者的转折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基本形成。对此，可参考明元[1]、刘宏谊[2]等人论述。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前中期，其世界历史进程可简单地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经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一系列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渐代替封建主义等旧社会制度。其次是经过16和17世纪第一次科学革命，工厂手工业，主要是18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明显发展，社会主体关系的深刻变化，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诞生发展。如生产力发展进入“蒸汽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两种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以英国为代表），民主共和制（以美国为代表），巴黎公社出现。再次是西方国家之间关系发展变化、殖民地扩张、世界性经济体系发展与早期民族解放运动。如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初“维也纳会议”，英、法、荷等国家取代西、葡成为世界殖民扩张主角，随着殖民扩张至全球而出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体系，拉美民族独立运动等。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逐渐向新阶段过渡，在这自由资本主义后期或晚期30年左右时间里，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大发展，也有了一系列新特点。其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人类生产力进入“电气时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大发展。表现在经济上，工业化进展迅速，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城市化有较大发展。政治上，如国家统治机器加强（包括文官制度实行），政治民主的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等扩大。文化上，实行义务教育，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出现了较大的发展。社会领域调整，如残弱人口社会保障立法。阶级关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队伍都明显扩大，工人运动不断，规模扩大，工人贵族阶层出现。国际关系上，资本输出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趋向基本形成，世界殖民地瓜分基本完毕，开始出现世界范围内“工业欧美日、原料亚非拉”的分工格局，民族解放运动扩展。发展上的另一个特点是经济危机多次出现，生产和资本日益集中与垄断。资本垄断形式多样，由不稳定到稳定，1900年经济危机就对其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发展上的再一个特点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明显加剧，美、德等国家发展较快，他们超过了英、法两国，大的军事集团或同盟开始出现，新的争霸战争开始，如1898年美西战争、1899年英布战争。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兴起。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生，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史，可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界标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
工人运动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发展而发展的。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标志。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组织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萌芽的标志。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和它的纲领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式诞生的标志，是工人运动走入新阶段的标志。《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公开诞生的标志。整个看来，巴黎公社革命之前的前期的工人运动已经广泛兴起，比较重要的有：欧洲早期三大工人运动，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国际政党性组织）成立及其活动，1848年欧洲革命中巴黎工人六月起义，1864年欧洲工人声援波兰人民的反俄起义和第一国际（国际政党性组织）成立及其活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总的说来，前期的工人运动以政治斗争和暴力斗争为主，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都有所提高，加强了国际团结，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取得指导地位。本阶段工人运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如共产主义同盟和第一国际的重要贡献），获得了一些好的经验教训（如巴黎公社经验教训）。
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工人运动时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运动的转折时期。巴黎公社后，欧美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经过短时期低潮后，随着第二次产业革命发展，工人队伍扩大，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明显，又重新发展起来。工人运动如罢工运动不断，地域范围扩大，涉及西欧北美，还有中东欧和其他地区，如日本、印度；斗争规模、内容方式和程度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特点在后期大多数时间的普通工人运动那里都基本保持着，如德国鲁尔矿工大罢工多次举行，1905和1912年的罢工人数都超过20万。同时，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日益走向相对完备和系统化，也得到比较广泛地传播，如众多理论报刊宣传和马克思恩格斯信函，并批判了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苏黎世三人团”等右、“左”倾机会主义。由此，出现了七八十年代多个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和团体的建立。但因其社会条件的影响，工人政党和团体领导人思想成分庞杂，对马克思主义接授运用的不同和有限（如大多数人革命思想淡薄），多数和主要的领导人在多数时候都偏重于选举、议会斗争与合法斗争，在一定意义上促成着和平，甚至有的还带有部分不同程度的工人贵族化身份和表现。不过，七八十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总体上还处在上升态势。正是在8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在工人运动内部斗争中诞生了第二国际。早期的第二国际推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在恩格斯逝世后，构成第二国际的多数工人政党和团体及其领导人等，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和转变，大多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总的说来，对第二国际的历史和功过，列宁已经做了基本的科学的总结。当然，它还需要具体化和补充、澄清，如其当代研究中一系列的拔高做法就有失客观。
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列宁是第二国际的亲身经历者和重要代表性人物，并由此开拓出国际工人运动的新阶段。列宁曾把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1905革命前，即带有“和平”性质时期；从1905年俄国革命开始进入第三个时期，即新阶段的人民革命时期。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所处时代是“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阶段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的过渡时代”， ②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事实上，在俄国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掀起了新的革命浪潮，结束了以前的“平静”时期。这就告诉我们，首先必须遵循唯物史观观点，根据第二国际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转折的历史发展去认识它。列宁还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起初只是一种情绪，后来成了一种流派，最后竟成了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一个集团或阶层” 。③这就告诉我们，在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有一个逐渐发展到后来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一系列认识可参阅李宗禹[3]等有关论述。
立足于列宁指出的正确基点上，根据第二国际本身的历史发展实际，目前大都把第二国际历史细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分为前期1889—1896年即马克思主义占主流时期，中期1896—1910年即激烈斗争时期，后期1910—1914年即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占主流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形式还没有基本确立。人们之所以在第二国际历史发展的辨识上还存在疑惑和分歧，关键在于对第二国际时期的“中派”、机会主义和考茨基的认识上没有达到完全的客观和科学。其实，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对其批判声音出现开始，第二国际的左中右三派就开始形成，那些在（人和事的处理等）实质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基本原则（直至核心原则）的“中派”等，就属于机会主义的范畴。1900年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关于米勒兰入阁事件的考茨基的“橡皮性决议”是考茨基机会主义开端的标志。对此列宁曾说过，米勒兰事件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是“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 ④其后考茨基在关于俄国革命、群众性罢工、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国家等问题上也表现出机会主义特点。1910年考茨基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围绕“下一步怎么办”（涉及斗争核心问题）等出现的公开论争及其反对左派，就是考茨基机会主义者基本形成的标志。由此，1896年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前后第二国际内部斗争重点的明显不同和该年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出现，就是第二国际前中期的界分标志。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构成政党，考茨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的“中派”代表，随着其机会主义者基本形成，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力量性质和成分的根本性变化，从此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和团体）的主流。1910年9月德国党马格德堡会议否决了左派关于在报刊和会议上讨论和宣传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以及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等提案，1911年9月德国党耶拿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执委会中左派无一人当选而右派和中派占统治地位，这些事实就是其充分证明。可见，考茨基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公开论争及其机会主义者基本形成是第二国际中后期的界分标志。就此相关的论述和提供的材料可参见李宗禹[4]、周海东[5]、李兴耕[6]、周悉庸[7]等有关论述。
第二国际与其一些重要人物相伴随。其右派理论家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中派以考茨基为代表，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倍倍尔。伯恩施坦在1880年代和90年代初并没有经历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阶段（这是早有的定论），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鼻祖。修正主义，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一类资产阶级思想和势力。对伯恩施坦的具体认识可参阅陈学明[8]、徐越野[9]、马淑琴[10]等人的论述。考茨基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斗争作了一定的贡献，考茨基思想大致属于马克思主义时期就是1884—1910年，但考茨基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机会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他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没有真正或彻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机会主义首领。对考茨基的具体认识可参阅陈学明[11]、张亮亮[12]、刘大皓[13]、谢向波[14]等人的论述。倍倍尔不属于任何一派，又是具有“中右派”倾向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功大于过，又是一位不及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倍倍尔是祖国保卫论者，不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等，1906年后德国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势力逐渐扩大，与倍倍尔的责任是分不开的。对倍倍尔的具体认识可参阅孙耀文[15]、关勋夏[16]等人的论述。威廉·李卜克内西（关键时期离世）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人，他好于倍倍尔。但威廉·李卜克内西是不称职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威廉·李卜克内的具体认识可参阅赵永清[17]等人的论述。事实上，第二国际至迟到1910年前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在战争危机四伏，革命客观条件逐渐具备的时候，就应当转变工人运动的重点和方向，走上准备革命的道路，但结果没有走入正确道路而破产了。如1906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与工会总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订，其显示在倍倍尔同意的有关通报中即：“党的执行委员会无意宣传政治性群众罢工，而是力图可能地阻止这类群众性罢工。” ⑤ 1906年9月党的美因兹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会议由于确信运用合法手段来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要比运用非法手段和暴力革命原则优越万分，因此……拥护通过议会进行改革的原则 。” ⑥ 1910年9月党的马格德堡会议否决了左派关于在报刊和会议上讨论和宣传政治性的群众罢工等提案。虽然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正确的决议，如1907年的代表大会决议已经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但因其没有具体落实措施，第二国际本身组织结构松散，它已经无力制约其各国工人政党和团体。对此，可参阅朱建田[18]、孟飞和姚顺良[19]、张倩赟[20]等人的论述。
综上所述，第二国际是功和过参半，是不及格的（甚至后来还在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即隐蔽的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破产的直接原因乃至主要原因。当时历史条件或社会条件的局限——如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较大的和相对和平的发展与工人贵族产生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第二国际破产的基本原因或客观原因。第二国际曲折发展的主要所在是：没有科学地明确和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的变化，没有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核心是没有正确处理无产阶级革命与议会民主和平合法斗争二者的关系及发展），因而没有觉悟和组织相当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当然，因俄国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状况与西欧北美的相比，既有帝国主义阶段共同的时代本质，又具有西欧先前工人运动的某些特点，特别是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注重思想理论斗争，经过科学创新，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第二国际带来的最大成果。由此可见，走议会等民主合法斗争至上和革命半途而废的工人运动路线导致了第二国际多数工人政党和团体（变修）破产，这是第二国际带来的最大经验教训。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的主要的途径仍然是暴力革命。和平民主的革命途径只有在世界性（多数大国和强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对此，可参阅赵瑞芳[21]、文晓明[22]、陈文旭和江家城[23]等人的论述。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第二国际破产与其众多工人政党团体主要组织活动者领导者没有科学地认识、理解、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有着极大的关系。这就必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源于经济问题的研究，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⑦笔者的一文提出了“一个关键，恩格斯引导，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形成观，[24]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新真相，进一步完善了“两个转变”和完整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观。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物质生产（大工业）第一地位作用思想的萌芽和成长，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构架的萌芽和展开。随着“物质生产（大工业）第一地位作用（工业生产——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构架的展开，特别是随着其中包含的“物质生产及其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内涵和地位作用”的新发现，和由此带来了“两个转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由“恩格斯引导，马克思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1842年11月恩格斯写作和发表《国内危机》一文，形成了“工业生产——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构架，以此为新开端，经过《伦敦来信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文本写作，其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1843年10月马克思写作和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此为新开端，走着与恩格斯本质大同的路径，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评弗里德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文本写作，其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形成。直至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一文（关于“脱离旧唯物主义”方面）和评李斯特一文（关于“创新”方面）之前，在“两个转变”中都是恩格斯引导马克思。马克思曾经对恩格斯说过：“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⑧之后，在马克思的主导下并同恩格斯一起于1845—1846年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成。1848年他们共同著作《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对此，可参见房玫[25]、宫敬才[26]、姚顺良和汤建龙[27]、宗玛丽[28]等人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相对完备的发展。其各方面发展是并进的，又可以粗简表述为：1850年代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包含工农联盟）和国家理论得到明显发展（包括后来《法兰西内战》的总结）。1850年代末至60年代形成了较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如《资本论》。1870—80年代关于未来社会特征、自然哲学、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体系化方面得到明显发展，如《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1890年代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形态，它主要是通过恩格斯哲学思想而表现的。恩格斯的哲学视域，是基本重合并超越马克思的哲学视域，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包括《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体现了恩格斯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比）的特有，其特有表现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从物质出发的哲学类别和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人类观）体系建构；《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的改造建构等，其具体表现可参阅笔者一论文的阐释[29]。若没有这些前提性补充，就没有彻底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到相对完整的发展，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未来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向其过渡理论；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理论；关于俄国等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还可以这样阐释：包括“批判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基本道路及其理论基础三个部分，归结起来，主要是：（1）理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重点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2）批判旧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资本私有——雇佣劳动——剩余价值）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之间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经过无产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3）建立新世界：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专政和民主国家、消灭阶级及其滋生根源，包括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公有制生产关系（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计划主导——按劳分配），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就是它的“批判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特有道路（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雇佣劳动、剩余价值而实行公有制、自主联合劳动、计划主导等而促进生产发展）及其主要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就此，可以参见张一兵[30]、傅德本[31]、龙娜[32]、黄佯楠[33]、梅荣政和王冲[34]、吴雄丞[35]、辛向阳[36]、许全兴[37]、孔德臣和姜迎春[38]、袁银传[39]等人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是相互依存的。它首先表现在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关系上。第二国际是在恩格斯的直接关怀下成立的，面对第二国际及其所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状况，恩格斯还做了积极地应对，如在理论上，恩格斯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其在世时的机会主义，根据无产阶级斗争条件变化，将议会合法斗争策略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等；在实践中，恩格斯加强与多国工人运动的政党组织和著名活动者的联系与指导，如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围绕德国《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形成而展开了各种推进活动，包含其《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推出等。总的说来，恩格斯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第二国际及其政党团体和一些著名工人运动活动者前期的进步发展。至于第二国际中后期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出现，它们与恩格斯没有任何责任关联；相反，它们是与恩格斯思想背道而驰的。就此，可参见李树军[40]、韩泽栋[41]、张灿和金京[42]、黄圆媛[43]、赵玉兰[44]等人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第一次面临着需要重新认识、运用和发展的问题。而事实上，第二国际时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次大分化、低潮和过渡局面。它表现在：第二国际中后期的思想理论阵地上基本形成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分格局”，第二国际破产，但马克思主义仍然以正面潮流形式（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成主流，在1910年后的西方欧美工人运动中成支流）继续存在和发展于国际社会与工人运动的前台，第二国际是向列宁主义过渡的桥梁和中介等。对此，可参见陈爱萍和阳银银[45]等人的论述。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是凭借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新变化，去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背离马克思主义，否定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势力。卢森堡等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了及时地批判，卢森堡个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批判是比较充分和有力的；但是从德国内外全局上看，整个批判的展开不充分、不深刻，还是势单力薄，尤其是缺乏从组织和纪律方面对修正主义者的有力斗争。可以说，纲领路线错误和组织纪律上调和主义，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左派反伯恩施坦主义失利的主要原因。列宁和俄国对修正主义及其变种等批判，其作法和成果就特别突出。对此，可参阅靳思远[46]、詹真荣[47]、陈学明[48]、李开蕊和梁超[49]、舒新[50]等人的论述。
考茨基机会主义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考茨基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调和折衷”、“表里不一”，它大多没有点到或落实在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上，实际上是丧失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关键问题和关键时候，考茨基机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修正主义，即隐蔽的修正主义。1915年年8月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指出“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⑨例如。在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论争中，考茨基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些 “不完备”，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再生产理论 “尚未完成”，他在《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中还谈到，把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单一的卡特尔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把危机的根源单纯归结为生产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与消费市场的有限性的矛盾，避而不谈经济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没有涉及到资本主义深层的内在矛盾。参见贾淑品[51]等人论述。再如，在考茨基与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观的论争中，考茨基是基于自身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来批判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而他本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也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他只看到伯恩施坦所用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方法上的问题，而没有从唯物史观、阶级立场观点入手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陷入实证主义，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丧失了哲学批判的维度。参见王冬梅和李平等[52]人论述。考茨基机会主义的“调和折衷”、“表里不一”特点突出的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如在世界大战危机四伏时期，考茨基仍然主张“疲劳战略”和“议会道路”，其实质就是放弃革命。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巨著就是考茨基机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其书中内容并非真正的唯物史观，如它的达尔文主义的或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关系观，阶级、国家和革命观等都是错误的。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人共同开出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相嫁接的先例。总之，必须识别考茨基机会主义的迷惑性和麻痹性。对此，可参阅〔民主德国〕汉·尤·门德[53]、贾良媛[54]、徐军[55]等人的论述。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持续存在，并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桥梁和中介。它是在其创始人逝世和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出现第一次历史转折性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的，是不容易的，是在1880年代以来欧美多国所形成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等人士的辛勤劳作和贡献中实现的。其中，拉法格、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梅林、卢森堡、列宁等先后成为第二国际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希法亭、布哈林等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
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形式上各具特色。拉法格（1842—1911年），法国人，1865年初参加第一国际巴黎支部，1868年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从英国回到法国工人运动中，80年代广泛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论战时形成以两环境之一“人为环境”中的经济——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包括阶级斗争等历史唯物主义（或经济唯物主义）阐释和方法，谈到认识问题，批判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坚持革命原则，初步揭示了帝国主义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的著名组织领导者活动家。对拉法格思想的具体认识可参见豆勇超[56]、程相国[57]、马宁[58]、张留财[59]等人的论述。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俄国人，是后来背叛无产阶级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的组织活动家，其功过参半。他一生实际上经历了民粹主义者时期（1875—1883年），马克思主义者时期（1883—1905年），机会主义者时期（1905—1918年）三阶段。他正式用“辩证唯物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谈到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支、重心内容和方法，广泛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形成和相对全面的内容（但广泛中大多未达到七八成深度），提出和论述了个人和群众的历史作用、地理环境作用等重要理论，批判修正主义，后期偏离了唯物史观的实质，也没有回到正确立场和路线上。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发展的贡献及正面影响比考茨基的大。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具体认识可参见李先灵和祝振中[60]、潘锦全[61]、张驰[62]、刘悦[63]等人的论述。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意大利人，1880年代末90年代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修正主义，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实践哲学阐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对拉布里奥拉思想的具体认识可参见高宁[64]、徐军[65]、刘晓玲和陈锐[66]、肖银洁[67]等人的论述。梅林（1846—1919年），德国人，1890年代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关系中，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辩证法的关系中，并着重于方法论意义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等，批判修正主义和考茨基机会主义，支持俄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是首批马克思主义史等史学家。对梅林思想的具体认识可参见徐军[68]、周丹[69]、杨显旭[70]等人的论述。卢森堡（1871—1919年），德国人，1890年代中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较好较全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考茨基机会主义，指出资本主义新变化中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等仍未消除，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俄国革命，较早提出政治等视角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西方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及其政党组织活动的旗帜人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卢森堡思想的具体认识可参见王莉[71]、戴芸芸和冯旺[72]、舒新和王春丽[73]、陈兴容[74]等人的论述。这些理论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域，又没有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通过对其所面临的一系新旧问题的研讨、争论和解答而实现的。第二国际前期主要是围绕一些旧问题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第二国际中后期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时代特征前途等新问题而生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部分性论争，如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论争。一些新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新变化（包括阶级现象的变化）与时代特征前途问题，马克思主义适用或反批判问题，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阶级意识的自发与“灌输”问题、农民与土地问题、战争与革命问题，党建（纲领、民主与集中）问题，政党与工会关系问题、群众政党领袖关系问题，革命实现条件方式（暴力革命与合法和平民主斗争）问题，革命目的与手段问题、革命政权或国家（专政与民主）问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包括殖民地）问题等。其中，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时代特征前途问题和革命实现条件方式问题处于核心地位。从当时实践出发，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其核心问题的解答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例如，对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时代特征前途问题的认识，是随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而突出出来的，对此，卢森堡较早的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作了与实践发展还有差距的基本正确解释，进入20世纪初，从经济等多方面对其进行帝国主义概括的研究不断展开，但直至第二国际破产时也没有达到基本正确的概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那时西欧多国工人政党团体组织中都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虽然1905年俄国革命出现了，但除后来列宁等个别人外对革命及围绕革命需要配套的一些重要问题大都没有得到突破性的科学认识。由此可见，第二国际时期在总体上没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突破性发展。对这些具体问题及其争论与解答，可参见吴恒和龚剑飞[75]、孟飞和姚顺良[76]、刘雅琪[77]、方章东[78]、孟祥健[79]、张欣然[80]等人的论述。
总的说来，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比较广泛的范围获得了基本正确的宣传解释和运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等前夜。例如，从哲学方面讲，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列宁哲学（如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的“两个转变”等）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苏俄哲学发展和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东方哲学传统形成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并与稍前的拉法格论及历史唯物主义一起，奠定他们以后西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传统。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讲，关于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的帝国主义概括和研究，包括拉法格、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的相关研究，就是第二国际时期最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讲，重视民主在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等发展中的意义，是第二国际提供的宝贵经验。卢森堡突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批判性，成为国际共运继续前进的指引。关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及第二国际研究，还可参见邵波[81]、陈爱萍[82]、张晶晶和阚兆洁[83]、童建挺[84]、唐永[85]、孟飞和郑勇良[86]等人的论述。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62页。
③ 《列宁全集》第1版第22卷第10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页。
⑤ 《第二国际的兴亡》，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9页
⑥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资料汇编》，1926年俄文版。
⑦ 《列宁全集》第2 版第26 卷第83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410页。
⑨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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