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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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骆正的讲述（1）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一边高调宣扬和平建国主张，邀请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一边秘密调集军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上党战役后，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变成了一张废纸，随着解放战争在东北和华北的全面爆发，位于中原地区的东江省也成了国共逐鹿的必争之地。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东江局和东江省委把军事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到以城市为中心，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大江等城市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我在新四军五师文化科担任宣传干事。大概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江人，组织上决定派我回大江，担任省委和大江地下工委的联络员。
大江工委的负责人叫魏祥生，代号“老鱤”，是一位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干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日寇占领期间，他领导的大江地下组织给在东江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秘密输送了大量军火及医药物资，抗战胜利后，魏祥生作为秘密战线的杰出代表，出席过在娘子湖根据地召开的东江省党代会，受到了省委的表彰，我还曾为他写过一篇专访，发表在省委机关刊物《前哨》上。
“老鱤”是东江流域一种以凶猛著称的鱼，用它来做魏祥生的代号恰如其分。
老鱤对组织上派我回大江工作很高兴，第一次见面时，在胭脂路江边一家叫“胖家伙”的小餐馆上为我接风，请我吃了一顿财鱼火锅，出于地下工作纪律，我们没有喝酒。
“骆老弟，上次在根据地，你写了那么长一篇文章吹捧我，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老鱤端起茶杯，低声说，“来，我们以茶代酒，干了这杯……”
我认真地说：“老魏，这可不是‘吹捧’，是宣传工作的需要嘛！”
老鱤大大咧咧地说：“嗨，小老弟，我是个大老粗，你别咬文嚼字啦，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老鱤工人出身，穿一身粗布工装，满脸络腮胡，说话粗声大嗓，尽管压低了嗓门，但听起来还是声若洪钟，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好在小餐馆里没什么顾客，不用担心被人听到。
“财鱼火锅”是大江本地的一道名菜，先在火锅里备好生姜、八角和辣子等佐料，水煮沸后将剖干洗净的新鲜鲢鱼投入火锅内，那鲜美的味道真是天下一绝，大江人招待远方来客，无不以“财鱼火锅”为贵。我虽然不是什么远方来客，老鱤却把我这个“老家”派来的人当作了亲人，何况我们之间还曾有过那么一段文字之缘呢？
当时，大江地下工作正处于异常艰难的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处于进攻态势，在国民党统治区，军统和中统特务对我党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就在半年前，由于叛徒出卖，大江工委的几个主要联络站被捣毁，大批同志被捕，工委同东江省委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我的到来，使大江工委恢复了同省委的联络，也标志着东江的地下工作在经受重创之后开始恢复元气了，身为大江地下工委负责人的老鱤心情自然很激动。
为了吸取联络站被敌人破获的沉痛教训，确保大江工委和省委之间的联络不再出现任何纰漏，老鱤对我的工作做了周密安排，我的工作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也就是说，作为联络员，我受老鱤直接领导，老鱤是我的唯一上线，除了他，我不得和大江地下组织其他任何人发生联系。
那天在“胖家伙”餐馆分手时，老鱤严肃地提醒我：“飞鸽同志，这是铁的纪律，除非发生特殊情况，不得违反……”
“飞鸽”是我的代号。
我的公开身份是民众书店老板。书店是一座带阁楼的木板房，位于东江高等师范，也就是现在的东江师范学院南大门，木板房是我家的房产，抗战爆发前，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儿。
我的父母是娘子县人，爷爷奶奶在娘子湖打了一辈子鱼，到头来不仅做不起一幢像样的房屋，像土拨鼠那样住在娘子湖边的窝棚里，全家老小连肚子都填不饱。我父刚满十岁时，被爷爷奶奶送到大江市胭脂路上的一家竹器店当了学徒。我父心灵手巧，不到两年工夫就学会了竹器手艺，他不但会编织桌椅床垫、筲箕簸箕等家用器具，还会编织花鸟虫鱼之类的工艺装饰品，深受顾客欢迎。竹器店老板姓冯，是个瘸子，早年丧妻，膝下有一女，比我父大三岁，正待字闺中。冯老板看中了我父的忠厚和聪慧，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这样，我父刚过十五岁，就由冯记竹器店的学徒变成了冯老板的乘龙快婿，第二年，我就在胭脂路上的这幢木板房里出生了。我两岁时，我的外公、冯记竹器店的老板去世，我父便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冯氏竹器产业的继承人……
1937年，我正在东江高等师范附中读书，时值淞沪会战不久，面对日益紧迫的战争局势，大江各界抗战的士气十分高涨，高师和附中的师生同仇敌忾，纷纷涌上街头，宣传抵御外侮的主张，发誓同守城的军队共存亡。我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国文教员程子良的。在他的影响下，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青年会”的成员。和我一起成为该组织成员的还有同班同学白雪。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颇有文艺天赋，我们在青年会文艺宣传队共同主演过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1938年秋，日军在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之后，直逼东江省省会大江市。国民党军队已呈溃退之势，大江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全城百姓无不仓皇失色，争相出逃。我的父母也加入到逃亡的行列。他们让我也跟着一起回老家娘子县避难，我经不住父母的软硬兼施，表面上答应跟他们一起走，但到了半途，又悄悄溜回学校去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是我同父母的永诀。半年后，日军飞机轰炸娘子县城，我父母在日寇的炮火中双双罹难。
此时，曾宣称要与大江共存亡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大江城。我和白雪等十几名“抗日先锋青年会”的成员，也跟着程子良老师撤出大江，参加了新四军。我怎么也没想到，时隔六年后，我会以中共地下党联络员的身份回到大江市，把外公和父母留下的这座木板房改为书店，使之成为了大江地下工委的一个重要联络站……
民众书店除了我，还有一名店员小贺，是组织上给我派来的报务员。小贺比我小两岁，性格比较内向，以前在新四军情报科工作。秘密电台设置在阁楼上，既是我的书房和卧室，也是小贺的发报室。二十一年前，母亲就是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阁楼上生下了我。
联络站的工作十分严格。每次收到省委的密电，我就按照规定的联络方式，在《大江报》登出一条广告：“本店现有一批存书，拟按六折出售，有意者请来店面洽。民众书店敬启。”
大江报馆就在离书店不远的胭脂路125号，它的对面是一家名为怡红院的妓院，大概因为报馆的记者们都很有钱，喜欢逛窑子，怡红院的生意格外兴隆，妓女们招徕生意时从不避嫌，常常溜进报馆大楼去拉客。那是一座灰色的五层大楼，广告部在一楼，有一次我去报馆登广告，差点儿被妓女们当成记者，给拉到怡红院去。说起来，我在高师附中读书时，还曾经把当记者当作最大的理想呢。解放后，大江报馆被共产党接管，《大江报》改为中共东江省委的机关报《东江日报》，我也真的当上了报社记者。怡红院被废除后，成立了省京剧院，从前的怡红院依然俊男靓女出没、弦歌笙舞不绝入耳，却早已物是人非，换了人间……
1948年中秋过后不久，老鱤忽然约我在江边的胖家伙餐馆见面。他去娘子县参加省委的秘密会议刚回来，主要是向我传达会议的精神。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我军在华北、华东地区的节节胜利，敌强我弱的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解放战争从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东江省委，为了配合东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向盘踞在东江省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反攻，大江地下工委的工作重点也从以前的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转为以搜集军政情报和策反统战为主……”老鱤说着，沉稳的目光掩饰不住心里的兴奋，“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加强对大江地下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给我们派一位重要领导人，负责指导大江工委的工作。他叫黄鹤……”老鱤说到这儿，把嘴巴贴近我的耳朵，声音降到了最低，“记住，黄鹤同志到来之后，将接替我成为你的唯一上线，联络站也改为由他领导，你不能再直接联系我，除非发生特殊情况……”
我不明白老鱤所说的“特殊情况”是什么，看着他脸上的严肃表情，我也没敢问。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去南湖公园同黄鹤接头。因连续下了几天雨，马路上湿漉漉的，天空阴沉，布满了浓重的乌云。由于路面太滑，车夫又上了年纪，黄包车跑得比较慢，在横穿马路时跟另一辆黄包车擦了一下，对方车夫是个年轻人，听老年车夫外地口音，欺负外地人，非逼着老年车夫赔钱不可。两个人吵成一团，眼看约定的接头时间快到了，我只好息事宁人，掏出两张钞票给了那个年轻人，让老年车夫拉着我赶路。尽管如此，当我来到南湖公园时，还是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近一刻钟。
我一下黄包车，就看见公园门口站着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灰布长衫、打着油纸伞的人。四周旷无人迹，我在一棵梧桐树下停住脚步，从远处观察着他，当我看清楚他手里拿着一张卷成桶状的《大江报》后，才走过去。
其时，穿长衫的人背对着我，面向烟雨蒙蒙的南湖，似乎没有察觉到我走近，或者意识到了故意背对着我。
我在他背后站住，念了一句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对方沉吟了片刻，轻轻吟哦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
这是我们约定的接头暗号。
“黄鹤同志，欢迎你！”我用压制不住的喜悦叫了一声。
对方缓缓转过身来。当我看清他的脸时，不禁吃了一惊。我没想到，这位新来的“重要领导人”是我过去的老上级——宋乾坤！
他也愣住了。“我没想到飞鸽是你……小骆！“
“是我，首长！”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真没想到是您哪……”
“我只听工委的负责同志说，联络站的负责人很年轻，前不久才从军区调来的，没想到是你呀！”宋乾坤也掩饰不住高兴地说。
我咧开嘴巴笑着注视他。几年不见，首长似乎比几年前胖了一些，气质更儒雅，更有风度，也更像个知识分子了……
这时，宋乾坤收起笑容，变得严肃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用责备的口气说：“你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刻钟。”
我抱歉地说：“对不起，首长，刚才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
“你不要叫我首长，飞鸽。”他严肃地纠正道，“以后就叫我黄先生吧。”他一边说，眼睛一边朝四周梭巡着，显得有点儿紧张。
“好的，黄先生。”我以一个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的口气说。
时刻保持警觉，是一个地下工作者首要的原则。对于首长这种略显紧张的反应，我心领神会。刚到联络站时，我比他还神经过敏呢。
这就是我在大江见到老首长宋乾坤时的情景。
前面说过，大江沦陷后，我和白雪等一批进步学生，跟随程子良老师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程老师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副科长，白雪在师部文工团，我也在文工团待了一段时间，两年后，被调到新四军五师三支队政治处当干事，时任政治处主任就是宋乾坤。
我在师部工作时，就听说过宋乾坤的名字。他调到三支队之前，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科长，据说他出身在楚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十五岁就跟着表姐参加革命，还带领红军游击队大义灭亲除掉了自己的反动父亲，曾经在中共中央东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听说后来犯过错误，调到了新四军五师。那时候，像宋乾坤这样拥有丰富革命阅历，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年轻干部，在新四军队伍中凤毛麟角；况且，他的确具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调到五师不久，便把全师的政工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军部首长的表扬。
当时，新四军五师三支队在娘子湖一带活动，利用湖乡优势，同日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就在前不久，还歼灭了一支进湖“扫荡”的日军汽艇中队，生擒了中队长铃木大尉。我离开师部去三支队报到时，刚刚在《前哨》月刊上读到了关于这场湖上狙击战的特写，文章后面还附有一张日军大尉铃木的照片，文章署名“撰稿、摄影：宋乾坤”。
三支队驻扎在娘子湖畔一个叫丢家垸的村庄，支队司令员、政委和政治处主任三位主要首长住的是一座地主的大瓦房，前后三进院子，当时正值盛夏，院子里两棵大槐树枝叶婆娑，开满了白色的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槐花香。
宋乾坤住在后厢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中等偏高身材，穿着一套很合体的浅灰色军装，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下巴刮得干干净净，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看上去儒雅干练，富有涵养，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干部。
通讯员把我带进去时，宋乾坤正在摆弄一架相机，当他听到我是从师部调来的时，放下相机，伸出一只手来，“哦，骆正同志，欢迎欢迎！”他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一边用政工干部特有的目光审视着我，“我在简历上看到你刚满十八，这么年轻……”
“首长，您参加革命比我还小呢！”我说，一边也打量着宋乾坤。他看上去三十来岁，在支队一级的首长中，真够年轻的，再想到他那么早就参加革命，还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有那么丰富的经历，多才多艺，会写文章会摄影，我顿时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拜之感。
我从挎包里掏出那本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前哨》杂志，恭敬地双手递给宋乾坤：“首长，这是刚出版的《前哨》，上面有您写的文章和拍的照片呢！”
宋乾坤接过杂志，飞快地浏览着自己的文章。我看见那架相机，惊叹了一声，“啊，莱卡3D，还是外国货呢！首长，那张日军大尉的照片，就是用这个相机拍的么？”
宋乾坤把目光从杂志上抬起来，瞟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是呀，你也懂相机？”
“师部宣传科的程子良科长也喜欢摄影，我从他那儿学过一点皮毛，”我说，见宋乾坤对程子良的名字有些陌生，又补充道，“哦，程科长是我在高师附中读书时的老师……”
从那以后，我就在宋乾坤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耳濡目染，在艰苦战斗的间隙，我也开始学习写作，起初是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慢慢地，写出了几篇较长的特写和散文。我虽然从小喜欢文学，但毕竟只念过两年中学，文字功底薄，文章里的语法和修辞毛病不少，每次写完，都要请宋乾坤帮我修改，然后才寄到师部的机关刊物《前哨》和军区的报纸，有的被退稿，也有一些发表了。渐渐的，我把宋乾坤当成了写作上的导师，他不仅为我改稿，还给我推荐一些进步文艺书刊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丁玲主编的《文艺》杂志上的文章，还有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和《前哨》杂志上的新闻和文艺作品。
1940年至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期，三支队在远离五师主力部队的情形下，面对日伪军的重重围困，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不断地向盘踞在省城大江以及娘子县城的日军发动突袭，有效牵制和分散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压力。但三支队也因此受到了日军的残酷报复，驻扎在娘子县城的日伪军调集重兵，向娘子湖游击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最严重的时候，三支队被迫撤退到娘子湖上的一座小岛隐蔽了半年多，经常忍饥挨饿，如果碰上日伪军进湖扫荡，还要随时转移，部队的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宋乾坤经常带领政治处的同志们下连队，给战士们讲故事，还亲自创作渔鼓唱词，在连队巡回表演。就在这样严酷的战斗间隙，宋乾坤每天坚持写日记，用那架莱卡3D相机拍了不少照片，还创作了短篇小说《战斗在娘子湖上》，小说描写的是三支队四连在芦苇荡伏击日军汽艇的一场战斗，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后，被收进了著名作家丁玲主编的《抗战文艺丛书·短篇小说卷》，丁玲在丛书序言中称宋乾坤是抗战文艺队伍中涌现的一颗文学新星，陈毅司令员还亲口表扬过他，说他是新四军的一员“儒将”。
受宋乾坤的鼓舞和影响，我也写了几篇描写娘子湖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其中一篇经过宋乾坤修改后，投到《前哨》杂志刊登了。这是我发表的唯一一篇文学作品。两年后，我就调到了师部宣传科，那时，宋乾坤也已调离了三支队，到新组建不久的东江省军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从新四军五师调到东江军区工作，宋乾坤则从军区调到东江省委，担任城工部长。跟他一起调到东江省委工作的，还有我的老师程子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重新在宋乾坤的领导下工作。作为他过去的下属，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宋乾坤曾经用“黄鹤”的笔名在《前哨》上发表过作品。我早就应该知道“黄鹤”是他，但那时我还不清楚，“黄鹤”是他参加革命之前的名字，“宋乾坤”是他宣布跟自己的反动父亲黄耀祖脱离父子关系后才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