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始终重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明确要以财经工作为“主要议程”，重点关注党对工业、农业、商业的领导。在内容上，毛泽东总结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提出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具体来说，政治上，要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思想上，提出创造新的理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学会领导经济工作；组织上，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体系，以又红又专原则建设精通政治和经济的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领导一切的中心，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按照客观规律领导经济工作。
关键词：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 经济工作 党的全面领导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领导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就开始注意经济工作，不断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他推动各级党委以财经工作为“主要议程”，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围绕党领导经济工作有关问题，毛泽东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在毛泽东经济思想，总体上更为宏观。研究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特别是总结他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弥补学界研究的不足，探究共产党执政规律，而且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开始重视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推动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向财经工作，多次批评并纠正财经部门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确保了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基于毛泽东对党领导经济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对纠正忽视和弱化党领导经济工作倾向的考察，可以从宏观脉络上呈现各时期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重心在革命战争上，但针对20世纪30年代初和40年代初党内存在的忽视经济工作及面临的经济困难等问题，毛泽东一度集中关注经济，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领导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人民的贫苦生活，对底层百姓充满同情之心。他在1919年7月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而要解决“吃饭问题”，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现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条件。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党并不只是领导武装斗争，还要领导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以保障军队供给，并激发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身处根据地建设一线的毛泽东，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受国民党封锁影响，加之推行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使得中央革命根据地本就薄弱的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军政等方面的物资补给受到极大困扰。1933年3月，为克服困难，毛泽东签发命令，要求迅速转变忽视经济的状况，强调经济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4月发布训令，强调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有第一等重要意义。8月，临时中央政府两次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动员部署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首篇专门关于经济工作的报告，严厉批评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战争忙没有工夫做经济建设等错误认识，强调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进行经济建设。
全民族抗战时期，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1940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整个工作的中心”。一段时期内，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几乎每次都讨论财经问题。为解决财政困难，他于1942年12月作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再次批评不重视经济工作的错误认识，指出离开经济工作谈“革命”不过是“革自己的命”，各级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此后，毛泽东还提出生产力向上发展是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决定一切”。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1948年5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绥分局电中，要求分局应把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正是由于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工农业生产得以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把财政经济工作作为“主要议程”
毛泽东早就预见性地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重心要放在经济工作上。1933年，他强调，战争结束后应“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在同武器装备先进的日军交战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被欺负，主要在于技术、工业的落后，明确指出“发展经济”是中国在战后最急需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坚实的工业。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要求接管城市后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7月，他把“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作为克服困难的三项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战线上，推动全党把财政经济工作作为“主要议程”，平抑物价、统一财经，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财政、经济形势非常严峻，面临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农业减产、物价飞涨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财经工作，要求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财经工作上，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1949年12月4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中央和中央局已把财政经济工作列为“主要议程”，应“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12月5日，他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同时成为国防军和生产军，协同加速经济建设。12月18日，毛泽东复电中南局负责人，要求“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在访问苏联期间，他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参观苏联工厂，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让中国可以放手进行经济建设。2月2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途中视察时，强调“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
1950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以后要注意经济”。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研究财政经济工作为主要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提交书面报告，部署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目标任务，这标志着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党的工作重心。1952年，毛泽东虽然在紧张地领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但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个中心任务一直没有忘记，多次提醒各地经济生活必须维持正常进行。“五反”运动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经济得到发展。1953年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启动，毛泽东更加注意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针对当时一些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共能领导好经济甚至断言共产党在财经上要得零分的偏见，他很不以为然，提出要让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好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强调今后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
1956年起，考虑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变革的任务胜利实现，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再次成为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关注焦点，明确要向科学进军，进行技术革命，改变我国经济上的落后状况。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又强调需要证明“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明确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以毛泽东此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为纲，重点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部署。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实际，党的八大作出决议，在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出现重大转变，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快从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成为党的主要任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就如何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是“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确保这一条件不落空，1958年1月，他把地方党委必须领导经济建设的要求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县以上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1958年起，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到技术革命上，以“生产为中心”来带动其他工作。
1961年12月，为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失误，毛泽东在谈到第二年的工作时，提出工农商等各方面都要“走上轨道”，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并十分明确地指出“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后指出，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要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1964年9月，他在离开武昌前说，要由领导小组来实现对经济的统一领导。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始终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
对于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着重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阐明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方式。
（一）“从政治上来领导”：制定和执行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
党对经济工作的政治领导，就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党关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政治统帅经济，纠正执行过程中“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从具体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党关于经济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1934年，毛泽东领导制定符合苏区实际的经济政策，明确其中心是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摆在第一位的是农业生产；国民经济由国营、合作社和私人三部分组成，应同时并进。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出发，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应贯彻节省的方针等等。1942年，为克服经济困难，他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在认真调查研究、征询各方面人士意见和大量阅读有关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明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必须调查研究经济工作和制订经济工作计划。
1949年4月，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进一步确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这一政策还被作为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抗美援朝后，根据国民经济正在恢复的实际，他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1951年2月又根据朝鲜战局趋于稳定的实际提出经济中长期战略，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调查研究，1953年12月，党中央最终确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4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在经历“大跃进”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总路线指导下各方面要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才能将其作为教材去教育干部，以获得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减少错误的出现。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须经历一个过程，需要深入总结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才能发现客观规律，并在群众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深化认识。如何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必须从群众中来，领导干部躬身实践、开展调查研究，既不能走过场，也不能满足于听报告和看材料。要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掌握规律、制定正确的政策。1961年，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群众路线，陆续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巩固。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真理来自群众，党的领导要从人民群众中集中正确的意见。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充分征求意见，符合群众的意愿，在实践中行得通才行。毛泽东从民主和集中关系的角度，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让群众讲话，特别要注意个别人的反对意见，做到多谋善断。他还用“加工工厂”来形容领导机关，强调要“制造出好的成品”，必须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这是基本的前提和保证。
在贯彻执行党关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必须加强指导和检查，及时纠正错误偏向。毛泽东十分关注党在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策执行重在落细落实，尤其注意纠正执行中“左”的或右的偏向。
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问题，明确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劳动政策力避过左，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农业生产与商业，发展经济的路线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和“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解放战争时期，明确有关具体经济政策，围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纠正群众工作中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富农等偏向，纠正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错误观点和宣传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予以纠正。1950年4月，针对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发言记录稿中有关挤垮私营资本等“左”倾思想，毛泽东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的主要对象，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还要利用私人资本，不要垄断一切等。6月，针对经济社会改组引起的各方面关系比较紧张等情况，他强调不能四面出击，不要把关系搞得太紧张，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和缓和，集中力量进攻另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他批评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和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错误。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提出要戒“左”戒右，反右防“左”，抓紧领导。
针对违反经济规律的错误偏向，毛泽东明确提出压缩空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留点余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按照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经营管理商业。同时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客观规律办事，落实基本核算单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发展私人喂养。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没有一百多年”就无法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赶上并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坚持政治第一，以政治统帅经济，“从政治上来领导”，防止业务部门迷失方向、专而不红，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较快建设现代工农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防止红而不专，坚持各方去办，由政府部门执行党的主张，经过党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方才去办。要会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这二者是统一的。把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作为检验党的政策好坏的重要标准，把“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作为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二）“思想领导不能放松”：创造新的理论，学会领导经济工作
“思想领导的问题”非常重要。坚持“思想领导不能放松”，做到独立思考，努力创造新的理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努力学习政治经济学，切实掌握客观规律。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土地政策、总目标和三大经济纲领等内容，勾画了新中国经济建设蓝图。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1956年起，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苏联模式弊端，他进一步强调，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要第二次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创造新的理论”。但是，这种结合并不容易，往往要在经历失误、获得经验教训后才能实现。探索中形成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主要有：注意综合平衡，处理好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积累和消费等；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等。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针对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偏向，毛泽东用“生命线”来形容思想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它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某个部门的责任，全党、各个部门都要加强并负起责任，各级党委特别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都要抓。既要学习专业，还要学习政治，在政策制定后进行系统的政策教育，经常、反复地讲，使“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并“把政策交给群众”，否则就会脱离政策而盲目行动。毛泽东不仅带头写文章、作报告，同有关领导谈话，准确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明确形势任务，还多次谈及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要求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努力学会经济工作。延安时期，为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学会办经济，明确指出如果样样能干唯独对经济无能就是“无用之人”，甚至非常迫切地提出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提出要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1953年后，他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熟悉经济工作，学习科学技术，钻进去成为内行，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提出要边建设边学习，懂得科学和经济发展规律，带头并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政治经济学，结合具体实践逐步加深认识，并下一番苦功调查研究，把规律弄清楚，以更好地领导经济建设。
（三）“组织上完全巩固”：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体系，以又红又专原则建设精通政治和经济的党员干部队伍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最终要靠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来执行，这需要建立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体系，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组织上完全巩固”提供有力保证。
健全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机构，加强党对经济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就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在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国民经济部。1939年1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1943年3月被精简撤销，在书记处下设经建材料组）。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为统一各根据地的财经，1948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部再次成立，1949年7月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1949年1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党委会和建立党组，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分党委、分党组，以保证执行党中央的有关决定。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参考苏联的经验，加强中央机构。此后，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强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的力量。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党组，并明确国家计划、财经等工作具体负责人并由其直接向中央负责；加强财经部门党的政治、组织工作，在超地域性的交通运输部门和流动性大的建筑工程单位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并在其他财经部门设立政治副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强调调动地方和干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毛泽东多次纠正财经部门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提出只能有一个“核心”和“‘政治设计院’”，由中央和各级党委决定工农业、财贸或交通运输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决定权在党中央。为纠正“大跃进”中权力下放过多造成的混乱，1959年，毛泽东再次强调统一领导的问题，提出要适当收回下放的权力。考虑到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在实践中只发挥咨询机构的作用，1962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财经小组，以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
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过程领导。1948年1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明确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作一次包括经济、土地改革等活动的综合报告，具体涵盖经济活动的动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法。3月，他又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对报告制度的补充规定中，明确各中央局、分局向下级发出的有关经济、财政等项的政策策略和下级向中央局、分局作的重要报告，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新中国成立后，为强化统一领导，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请示报告制度，明确政府一切主要的方针政策须经党中央讨论决定。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明确中央的电报、文件必须经由主席看过方能发出，再次强调要遵守一切主要的方针政策须经“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的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建设精通政治和经济的党员干部队伍。早在1933年，毛泽东等在发布的训令中，强调国民经济部的人员必须是“政治上工作上最强的干部”。20世纪40年代初，他提出干部要学习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负责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反对不关心经济而只会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头“革命家”，反对红而不专、不懂得实际的空头政治家，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培养和造就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充分发挥专家、科学家、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工程师和科学家，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教育和训练干部，把政策一定要搞清楚，懂得经济发展规律。
三、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深化了对党领导中国经济的规律性认识，这对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具有重要启示。
（一）毫不动摇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领导一切的中心
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不同阶段多次提出的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等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说，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工作，明确提出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建设等。1962年9月，他强调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能让阶级斗争干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党深刻吸取这一经验教训，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并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推进其他各项工作，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历史反复证明了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在党的领导工作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决定着上层建筑和其他各项工作。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不为任何因素所干扰，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必须毫不动摇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领导一切的中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和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毛泽东强调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政治领导是主要的，思想领导是基础，组织领导是保证，并以党的领导制度为保障，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保落实的作用，进而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做到“两个维护”，拥护“两个确立”。坚持经济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握宏观经济大势和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善于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团结和凝聚各方力量攻坚克难，同时加强检查和指导，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经济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政府与市场、发展和安全、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征程上的机遇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自信自立、守正创新，从实际出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自己的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培养选拔政治强、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经济，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
（三）按照客观规律领导经济工作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建设也是科学，要服从真理，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违背客观规律，不符合实际，就要受挫折、失败和惩罚。对于党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困难，毛泽东是有预计的，认为这“是比较新的事情”，“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在经历了“大跃进”后，他进一步意识到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之中，认识规律有一个过程，必须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几次反复，注重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以此研究发现和掌握经济规律，逐步克服盲目性。应该说，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探索中，初步形成了一些规律性认识，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没有完全掌握和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没有完全遵循经济规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提炼和总结党领导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深化对复杂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按照客观经济规律领导经济，提高驾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增强领导经济工作的前瞻性、战略性和创造性，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条件下，最重要的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将其作为新征程上党领导经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科学指引。
综上，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总结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经济工作、党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关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同时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推进理论创新，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治保证，进而把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治理效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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