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创立了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劳动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劳动哲学将劳动工具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史进行考察,揭示了劳动工具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手段的本质,认为劳动工具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客体性,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阐明了劳动工具的制作与改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创造劳动工具是人类真正属人活动开始的标志,而劳动工具的改进不仅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改变着物质生产劳动组织形式、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劳动工具机械化的社会历史影响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劳动工具的机械化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使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效率快速提高,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更丰富的物质基础,机械化劳动工具取代强体力劳动,为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以及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但机械化劳动工具被资本家垄断,致使劳动主体异化,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成了无产阶级。马克思把劳动工具的发展演化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演进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分析,阐发了劳动工具发挥社会历史作用的具体路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找到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金钥匙。
关键词： 马克思; 劳动工具; 劳动哲学; 机械化
在马克思之前,查理·拜比吉、安德鲁·尤尔等学者对劳动工具发展进行了技术性考察,培根和黑格尔等思想家阐发了劳动和劳动工具的社会意义,但他们都没有充分考察和阐发劳动和劳动工具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路径。马克思劳动哲学将劳动工具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史进行哲学考量,不仅揭示了劳动工具的本质及其制作与改进的社会历史作用,并借此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和机理,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劳动工具思想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性因素的思想。
一、劳动工具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劳动哲学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将物质生产劳动水平的提高即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强调劳动工具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手段,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劳动工具的本质
马克思劳动哲学认为,劳动是人通过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获取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人要生活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需要,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的第一社会实践,是历史的起点。劳动的构成要素包括劳动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也就是说,劳动主要由劳动主体、劳动客体和劳动中介构成。劳动活动就是劳动行为,按照马克思人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劳动活动也可以理解为劳动者即劳动主体;劳动对象是劳动客体;劳动资料以劳动工具为主,是劳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物质生产资料,是物质生产劳动的物质前提。
劳动工具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者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手段。马克思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9页。在自然竞争中,人较之于其他动物存在诸多劣势,不如狮子老虎凶猛,不如羚羊善于奔跑……人要在自然竞争中取胜,不得不发挥自身的智慧优势,利用外在自然物质增强自身生产能力。劳动工具最初是人四肢的延长,是人通过对自然物质的加工创造的征服自然的物质手段。马克思认为,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机器,即现代化的劳动工具,而实际上,一切劳动工具都是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其本质是人类创造的改造世界的中介手段,是人的智力的现实化和物化,是人类物质生产力的外在客观表现形式。劳动工具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获得了外在的现实存在,“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过程的终点是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传导体也从单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
(二)劳动工具的主体性和客体性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构成要素时,将劳动工具作为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的中介。作为劳动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劳动工具既具有主体性,也具有客体性。
第一,马克思强调劳动工具具有主体性。在发明劳动工具之前,原始人像动物一样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被动地适应自然,几乎没有主观能动性,这种活动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劳动。从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开始,原始人才逐渐发挥出主观能动性,其活动才逐渐具有劳动的意义。人按照自身器官的功能创造劳动工具,劳动工具使“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9页。。劳动工具是劳动者满足自身需要、实现其主观意志的物质手段,集中体现了劳动主体驾驭自然的主体性。劳动就是人的主体性对象化的过程,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加之于外在物质世界,使外在物质世界能够满足主体需求。劳动工具是劳动的手段,也是劳动的成果。作为劳动成果,劳动工具是人的主体性的外化,是人在自然界打下的主观意志烙印。
劳动工具作为彰显劳动者主体性的手段,必然带有劳动者的主观性。人们在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创造劳动工具,每一件劳动工具都融入了劳动者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观念。在制造劳动工具之前,劳动者必须对劳动工具进行主观设计,也就是说劳动工具在呈现出客观形态之前,必然已经存在于创造者的头脑之中,再按照头脑中的主观设计进行生产,才会外化成客观物质存在。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世界,在动物的头脑中只有对世界的直观反映,没有主动的创造,高级动物即使会使用工具,但不会创造工具。所以,人主观地设计和制作并使用劳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劳动工具是体现劳动者主观价值观念的劳动产品,人不仅遵循工具合理性的实用原则,也按照美的规律依据价值合理性来创造劳动工具。
第二,马克思强调劳动工具具有客体性。人们在发明劳动工具之初,只是对自然物进行简单的直接加工,这时劳动工具本身也是劳动对象即劳动客体。在后来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劳动者先要学习制作和改进劳动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工具也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
劳动工具具有客体性意味着人们在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的过程中必须遵从劳动工具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首先,人们制作劳动工具的原材料是自然物质,是客观的。马克思说：“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9页。其次,特定历史时期制作劳动工具的技术水平是客观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制作出超越历史时代的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制作的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社会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都只能使用前人留下或者自己创造的劳动工具进行物质生产劳动,这是进行一切社会历史活动不得不遵循的客观前提,也是社会历史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基础。
马克思将劳动工具纳入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把握劳动工具的根本属性,强调劳动工具既有主体性也有客体性,对于准确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劳动工具的主体性和客体性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一切社会现象都以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为基础,劳动工具的客体性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也是人类总体社会实践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基础;劳动工具的主体性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主观精神性因素,也是人类总体社会实践能够改造世界的能动因素。把握社会实践的客观必然性,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把握社会实践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把握世界是马克思劳动哲学的基本架构,马克思的劳动工具思想既是这种分析架构的运用,也是对这种分析架构最有力的诠释。马克思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将历史作为神仙皇帝肆意妄为的舞台,之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更不能理解社会历史的偶然性。马克思劳动哲学将人类社会历史阐释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真正解开了历史之谜,从此,人类历史不再是神仙皇帝的主观意志,也不再是神秘外力注定的宿命,人不能不尊重客观规律,但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工具主体性与客体性辩证关系的揭示,说明了社会历史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工具思想是其历史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
(三)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将劳动工具置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史,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的特点,并强调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的特点是把握那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总体特点的切入点,可以依据劳动工具对社会历史进行分期。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罗贝尔·福西耶给予了充分肯定：“大部分思想家仅关心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马克思论述了劳动史的演变。从此,这大胆的论述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家的思考。”(9)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陈青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正是受马克思的影响,福西耶在其《中世纪劳动史》中,考察了劳动工具改进对中世纪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
早期人类为了在自然竞争中获得优势,直接利用自然物质如石块、木棍等辅助自己进行狩猎和采摘自然果实,后来为了提高劳动效率,他们开始对这些自然物质进行简单粗糙的加工,创造了最早的劳动工具。由于最初制作劳动工具的原材料以石块为主,石器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劳动工具,这个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石器时代。马克思将劳动工具划分为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逐渐实现了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到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转变。大约在4000年前,人类开始掌握炼铜技术,历史进入青铜时代,人类开始制作出金属化劳动工具。青铜的劳动工具是最早的文明创造的劳动工具。青铜时代是人类从原始蒙昧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大约在3000到1000年前,人类逐渐掌握了冶铁技术,历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劳动工具的发明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人类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从劳动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变化考察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共识。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文明成果日益丰富,劳动工具作为文明代表性成果的价值不再凸显,历史学家就不再特别强调劳动工具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但马克思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他从劳动哲学出发,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生产劳动能力即生产力的进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而劳动工具和劳动工艺的改进是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内容,所以,劳动工具的演化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深层的动力之源,对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考察都要在劳动工具的演化中寻找根源。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为了说明劳动工具演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对不同历史时期劳动工具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总结。从制作劳动工具的原材料来看,劳动工具经历了一个从自然材料为主到文明创造材料为主的过程,金属质料的劳动工具是最早的文明创造材料为主的劳动工具,并且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制作劳动工具的原材料日益丰富,劳动工具效用也随之大幅度提高。从驱动劳动工具的动力来看,人们最初只是用手操纵劳动工具,主要依赖劳动者自身体力驱动劳动工具,后来逐渐利用畜力、水力、风力等自然力量,于是产生了风车、风帆、水车、水磨等劳动工具。从劳动工具的复杂程度来看,人们最初的劳动工具是简陋的、单一性的,伴随劳动工具日益改进,其结构和功能不断复杂化,人们将单个劳动工具组合起来,创造了复合型的劳动工具即机器。随着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分化为工作机、传动装置和工具机。机器全面系统的使用,就实现了劳动工具的机械化。
二、劳动工具的社会历史作用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工艺学研究即对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技术发展变化的考察,更加深入地阐释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说：“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9页。劳动工具的制作和改进是劳动工艺的核心,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导致劳动组织形式、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一)劳动工具的创造开启了人类文明
人是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动物,创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开始。当原始人开始尝试创造和使用工具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像动物那样,仅仅是被动适应环境,而是知道要利用客观物质条件,增强自己在自然竞争中的能力。马克思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因此,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使人逐渐摆脱消极适应世界的生存状态,开启了不仅主动适应环境,而且主动改变环境的历史。马克思之所以同意富兰克林关于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就是因为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是人主动改造自然环境谋求生存的基本方式,是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根本表现,是人开始具有真正属人的活动。
马克思劳动哲学在黑格尔哲学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基础上,将自由确定为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将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人生存的理想状态,所谓人类文明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社会实践成果。人的自由受自然和社会双重的约束和限制,人类要获取自由就必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矛盾,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也要实现人与社会矛盾的和解,而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是人与社会矛盾和解的基础。人类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就是要在物质生产劳动中获得更多的能动性、自主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获取更多自由。
制作和使用劳动工具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努力,劳动工具的改进是人类争取自由的结果,也是衡量人类自由程度的尺度。石器时代人对劳动工具的加工非常简单,人的劳动能力水平低下,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尚未形成明确区分,人没有自由,完全受制于自然,甚至应该说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劳动工具的水平不断发展,与劳动客观对象逐渐区别开来。人在自然面前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同时,开始逐渐摆脱人与人相互依附的生存状态。劳动工具机械化以后,人基本上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社会成员拥有了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获得了个体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这是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前提实现的,通过对物的占有,个体才获得独立自由,但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二)劳动工具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哲学强调劳动工具的改进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指示器。马克思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0页。劳动工具的改进直接影响人们怎样进行物质生产劳动即物质生产劳动方式,进而影响物质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劳动组织形式则直接影响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又影响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
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工具的简单化决定了劳动者在劳动中不需要特别密切的合作配合,劳动方式的个体化则决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一家一户的,家庭、家族和手工作坊是农业和手工业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则要求工人在流水线上密切合作,一家一户的劳动组织形式难于实现大规模的劳动合作,物质生产劳动组织形式就由手工作坊成为手工工场,最后成为机械化大工厂乃至世界工厂。“‘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3页。。
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差异性。家庭和家族作为传统农业耕作的劳动组织形式,决定了传统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物质利益关系服从血缘亲情关系。手工作坊大多也是家庭家族式的,手工技艺也讲究家族传承,但较之农耕家族,手工作坊会招收非家族成员为学徒,尽管师徒之间的关系也多比拟血缘关系处理,即师徒如父子,但其实质上是契约关系,不同于真正的血缘关系。在机械化大工厂中,劳动者开始大多是同一地域的,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劳动者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但大多还是限制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劳动者与劳动组织以及工厂主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契约关系。世界工厂打破了工厂作为固定生产空间的存在,劳动者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空场域中生产同一产品,他们可能终生不会有直接的交往。从家庭家族到手工作坊,从手工工场到机械化大工厂再到世界工厂,劳动者间的血缘亲情不断淡化,逐渐从血缘关系演变为契约关系,由私人关系转变为公共关系,由熟人关系变为陌生人关系。
劳动组织形式不仅决定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决定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决定社会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在农耕社会,家庭家族的劳动组织形式决定了物质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所有制和家长所有制;手工作坊的作坊主既是劳动技术的所有者也是劳动工具的所有者。机械化大工厂生产需要大量资金,物质生产劳动资料被资本控制,劳动工具机械化是物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社会成员形成阶级差别的根源。在社会生活中,某个社会阶层的人垄断了劳动工具所有权以后,就控制了整个生产劳动过程,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没有劳动工具的阶级成为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奴役、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为了生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反抗统治阶级,残酷的阶级斗争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性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三)劳动工具发展对劳动者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哲学强调人的思想观念不是生而具有的,也不是神灵赐予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尤其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人的一切思想观念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3页。。
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自社会生活,而人们的社会生活是由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决定的。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中,人们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劳动工具是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生产什么,特别是怎样生产的关键因素。传统农业耕作使用的犁、耧、锄、耙、镐、锨等大多数劳动工具,都可以由个体劳动者操作使用,不需要很多劳动者的协调和配合,劳动者不必严格地遵守劳动时间,也可以灵活地掌握劳动节奏,小农的自由散漫和狭隘等思想观念的形成都与此密切相关。在大工业机械化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则不得不严格遵守劳动时间和劳动节奏,一个人迟到,整条流水线都不能开动,一个人不能跟上整体的劳动节奏,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就必然是废品,或导致其他人的劳动流于无效。这是工人阶级养成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实践基础。
总之,马克思通过劳动工具的创造、使用和改进决定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物质生产劳动组织形式、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阐发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途径。马克思在早期劳动哲学思想中就明确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要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他没有具体说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机制和路径。在劳动工具思想中,马克思才明确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主要是通过创造、使用和改进劳动工具实现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重要文献中都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工艺决定论较之生产力决定论是更深刻的观点,“基于工艺学研究及其结果而来的工艺决定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献中的生产力决定论相比较,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更为重要者是如下的内容：基于工艺决定论而来的社会历史层次论与传统的基于生产力决定论而来的社会历史层次论相比,更符合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实际,更具有理论张力,更能够直接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通过工艺学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渗透所带来的整体性又层次分明的变化”(18)宫敬才：《对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的误解应予以纠正》,《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在不同的文献中确有不同的阐述,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劳动工艺或者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动力并不矛盾,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因为劳动工艺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具体活动形式,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志,相比较而言,劳动工艺最终动力论对问题的阐述更深入、更具体。只有先进生产力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改进劳动工艺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提升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水平的根本途径。
三、劳动工具机械化的社会影响
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根本旨趣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为无产阶级提供改变自身命运的理论武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主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强调劳动工具机械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机器的诞生是劳动工具革命性的变化,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进了人类社会进步,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初步解决,使人类在自然面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同时,马克思辩证地看待劳动工具机械化的社会作用,强调劳动工具机械化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主体异化,并极大地刺激了人的物质欲望,将人类社会带入通过对物的占有获得独立生存的时代,即人对物的依赖时期。
(一)劳动工具的机械化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其普遍运用就是劳动工具的机械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引证了查理·拜比吉在《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中关于机器的定义：“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他还说：“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6页。由此可见,机器较之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工具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机器的动力主要不是自然力量,而主要是人造的蒸汽或者电力等;其次,机器不是一个单一的劳动工具,而是一系列劳动工具的组合;再次,机器将复杂的物质生产劳动分解为多个简单劳动行为的组合,使劳动者只完成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的生产;最后,机器比以往的劳动工具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精确度,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并提高劳动效率。
从单纯的劳动工艺的角度,马克思也同意其他学者将机械化的劳动工具即机器分为动力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的观点,他还考察了三者从一开始混为一体到逐渐分离的历史。但大多数学者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动力机改进的重要性,而马克思更强调工作机改进的意义。马克思认为工作机在取代劳动者的劳动中发挥的作用比动力机更大,更能体现机器的本质。他说：“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始于动力,而是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始于比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比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马克思之所以更重视工作机改进的意义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劳动工艺的考察没有局限于科学视域,而是更重视劳动工艺改进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二)劳动工具机械化极大地推进了社会分工
手工劳动是一个工人完成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生产一个产品基本不需要分工;而机器将一个劳动过程分解成多个劳动环节,每个工人分工明确,只需要完成产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很多传统的行业和职业被进一步分化,比如一件衣服不再是由一个裁缝师完成,制衣车间的流水线上,一个工人可能只负责裁剪,而其他人负责缝纫,甚至一件衣服的不同部分都是由不同的工人分别缝制。“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6-627页。。
劳动工具机械化带来的社会分工对城乡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纺织机的普遍运用不仅使很多农民进城成为纺织工人,还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马克思说：“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7页。在手工工场中纺纱和织布可能是由一个工人完成的,纺织机的发明则不仅让城乡之间的劳动分离,而且使纺织分解为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不仅不是在一个工场由一个工人完成,而且可能是在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由多个工人一起完成。因此,劳动工具机械化不仅推进了乡村城市化进程,而且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三)劳动工具机械化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劳动工具机械化极大提高了物质生产劳动效率,促进了生产力进步,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为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生产力,就是因为他们主导了劳动工具机械化的进程。劳动工具机械化还使生产单位商品的劳动量降低,大量高强度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为劳动者获得劳动自由奠定了劳动技术基础。
第一,劳动工具机械化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在机械化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除了维持自身和家庭成员最低需要的生活资料,其剩余劳动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他们最具有革命精神,在革命中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枷锁。“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机械化大生产要求工人统一行动、密切合作,也培养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工人使用最新的劳动工具,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代表。他们不仅有推动社会革命的愿望,也能够代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进步的主要力量、未来社会的缔造者和主人。马克思说：“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页。
第二,劳动工具机械化使劳动者关系趋向平等。农业社会是宗法社会,一方面,由于人口流动性小,有血缘关系的人长期聚居,血缘关系有天然的辈分差别;另一方面,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者的经验和劳动技能在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是手工工场专业化等级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的经济基础。机械化大工业使各种劳动平等化,劳动者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差别被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平等化。现代公共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平等关系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说：“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3页。
第三,劳动工具机械化为妇女解放提供了物质条件。机器的应用改变了女性较之男性在劳动中的劣势地位,她们走出家庭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她们摆脱男性和家庭束缚的过程,由于同样参加劳动获得了和男性越来越同等的权利和自由。“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3页。。马克思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将妇女解放的程度作为衡量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
(四)劳动工具机械化带来人的异化
马克思劳动哲学强调人类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善与恶的交织。劳动工具机械化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由于资产阶级垄断劳动工具所有权,工人虽然创造了更多财富,却成了无产阶级,重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也没有真正减少工人身心的付出,劳动时间的延长甚至让工人的身心付出更多,劳动异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
第一,劳动工具机械化导致劳动主体的异化。在机械化生产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主体与客体地位发生了颠倒。“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87页。,劳动工具不再是由劳动主体主导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劳动主体的对立面,变成了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成为资本压榨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说：“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5-186页。
第二,劳动工具机械化导致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摧残。在农业和手工工场生产中,种植庄稼或者生产一个手工产品由一个农民或者一个手工业者完成,劳动者可以从劳动的复杂过程中获得劳动趣味,劳动结束后看到自己的收成或者产品,也会产生创造者的成就感。而在机械化大生产中,“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3页。。劳动工具机械化使劳动过程发生重大变化,使用传统劳动工具,劳动者的活动是无规则的、断断续续的,使用机器则必须做持续的、规则的机械运动。工人长时间在机器上重复枯燥乏味的同一动作,会丧失创造的快乐。同时,工人只能完成一个产品的一小部分,也难以有自我实现感。使用传统劳动工具,劳动者具有劳动的主动性,是人操控劳动工具;在机械化大生产中,劳动者被迫紧跟机器的节奏,是被动的、压抑的。机械化大工业摧毁了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让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得不涌入城市,这“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79页。。乡村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不仅是生活资料的来源,也是他们的精神归宿和家园。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对于农民来说,是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环境,进入陌生社会,是离开血缘亲情社会,成为无根的漂泊者,身在异乡难免感到孤独、寂寞。
第三,劳动工具机械化导致对血缘亲情关系的冲击。劳动工具机械化确实为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提供了社会条件,为妇女解放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机械化大生产也使妇女、儿童都加入出卖劳动力的大军中,成为资本家赚钱的工具,也成为成年男性劳动者的竞争对手。而成年男性劳动者会将劳动中的痛苦转嫁到家庭之中。妇女和儿童像男人一样出卖劳动力,回家还要忍受虐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当然,不是劳动工具机械化直接导致对血缘亲情关系的摧残,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将一切人际关系包括血缘亲情关系置于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但也不可否认劳动工具机械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以,马克思说：“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2页。
总之,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劳动机械化和工业化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史,对比劳动工具机械化与手工劳动的差别,说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工具机械化和工业化对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尽管劳动工具机械化给劳动者及其相互关系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使劳动异化成为普遍社会现象,但它是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基础,给人类文明带来了跨时代的进步,也为人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结语
马克思将劳动工具发展史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既避免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宿命论,也避免了唯心主义的虚幻性,实现了在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条件下把握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现象,实现了人类历史哲学的革命。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任何时代的人都不是在头脑中创造历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在固有的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历史分配的角色。每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发展水平是历史舞台的基础和架构支柱,劳动工具则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体现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态。马克思将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演进统一起来,确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物质基础,社会历史现象不再是不可捉摸的谜语,把握社会历史现象有了确定性的客观依据。马克思的劳动工具思想为我们认识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到机械化时代再到电器化时代的历史发展变化提供了金钥匙。当今社会人类劳动工具进化逐步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的劳动工具思想仍然是我们把握当今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理论武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说：“卡尔·马克思创建了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劳动理论,因此运用他的理论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想回答‘什么是数字劳动’这个问题,那么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是非常有益。”(34)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9页。实际上,不仅解释什么是数字劳动必须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指导,而且把握数字化时代劳动者的相互关系、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都仍然要到物质生产劳动方式特别是劳动工具的发展变化中寻找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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