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张艺英 马黎在《政治动员视野下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以人民公社时期四川战旗大队为例》（2024-03-21·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公众号）一文中谈到：“自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颁布，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基本形成，在该体制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与分配原则，即土地等生产资料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生产与核算单位，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公益事业和社员福利等。”“新时期之初，这一制度被知识界批判为乌托邦的，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认为正是这一不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合作化和集体化（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于生产力）路径导致了我国生产力的落后和农民的极度贫困。”
在这段叙述中，作者谈到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1，在新时期初，知识界认为人民公社制度是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
2，知识界认为人民公社制度不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
3，知识界认为人民公社导致了我国生产力的落后和农民的极度贫困。
在本文，我们就来讨论第三个问题：
人民公社导致了我国生产力的落后和农民的极度贫困？
一，人民公社制度导致了我国生产力落后？
这一判断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新中国建国之初，就是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连铁丁、煤油、火柴这种低端产品都要靠进口，谈不上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是少量机器大量手工生产，而农业生产更是原始生产方式，靠人工和畜力进行生产。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遭遇西方势力围堵，前苏联先是帮助而后中断援助中国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到1976年时，将我国建设成为初具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的国家，而农业生产也由原始的生产方式向半机械化转变，尤其是我国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二弹一星，更是奠定了我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其发展速度相对西方的近200年的发展历程来讲不可谓不快速。而这工业化的中国，恰恰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基础上实现的。说“人民公社导致了我国生产力落后”岂不是张着眼睛说瞎话？
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学界大多认为是极左思想的产物，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因而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实践是失败的。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公社的发展连起码的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因而对人民公社应该持否定态度。
那客观的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1，在1956年我国是6亿多人，到1983年我国是10亿多人。也就是说，在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从养活6亿多人发展到养活10亿多人。农业生产能力仅仅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看，其增长幅度达到了60%以上。这难道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我国人口从6亿增长到10亿，这么大规模的发展，难道不是生产力发展成果最好的说明？
2，这“养活”人口增加4亿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根本性的改善，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大幅提高，粮食和其它生活物资的大量增加，医疗卫生体制和文化教育体制的推广和完善，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新生婴儿成活率的大大提高，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根本性的改善！
3，许多人否定人民公社，是因为觉得人民公社未能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那人民公社时期的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具体增长情况又如何呢？
按照统计，人民公社时期的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数据及变化如下：
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粮食。1970年人均289公斤粮食。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粮食。
看起来，人均拥有的粮食从1959年的252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340公斤，20年才增加了88公斤，这个成绩似乎不太令人满意。
但你如果把从1959年到1979年的人口增长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你就会发现，人均粮食拥有量能够增加88公斤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在1959年我国是6.72亿人口，而到了1979年我国人口增长到了9.75亿，20年间人口增长了3.03亿人。也就是说，本来只有两个人吃饭，而现在却需要让三个人来吃。恰恰是因为人口的这种高速增长，导致了吃不饱饭。
我们假如从1959年到1979年的人口不变，仍然是6.72亿。那么，从1959年到1979年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增加幅度是多少呢？
如果从1959年到1979年的人口保持不变，那197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3*340公斤/2=510公斤。用1979年的510公斤减去1959年的252公斤，，得到的增长额度是258公斤。用增长额度除以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即得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生产力的增长幅度为102%。
4，从1953年-1981年，中国政府从农民那里拿走了7000亿的资金，相当于同期中国积累资金1.5万亿元的一半左右（吴敬琏 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一一中国改革二十讲》）。人所共知，新中国建立时，工业是相当薄弱的，在被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包围之中，我国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还是靠自身积累。而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的我国农业不仅养活了八、九亿人口，而且还为我国的贡献了一半的资金积累，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5，除了以上的成就之外，人民公社通过大量劳动投入形成的农村水利工程和公共产品，例如修建的水库、开挖的大河、修建的公路等等这些基础工程，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进行价值计量并按照劳动投入给予生产队相应的报酬支付。而这些基础工程都是长期为我国农业生产及其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据统计，这些基础工程的土方总量达到3610亿方，即使按每方30元来进行计价，这些基础工程的价值总量也有10万亿人民币之多。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工程的价值给生产队的劳动投入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人民公社的社员还会穷吗？许多人觉得人民公社时期物资贫乏，是完全忽略了这些包含了巨大价值的公共产品的存在。
正如王曙光教授所说：“新中国从1949年致力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现在大概七十多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么迅猛的工业化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在这个进程当中，农民的组织化、农村的合作化，包括人民公社，都做出了极其重大的历史贡献，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人民公社30年的时间，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也为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也要给以相当的尊重。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达到了历史高度，在这一时期，农村教育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的兴修等等，都得益于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为改革开放的启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比如社队企业的发展，为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民公社时期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本，支撑了中国的工业化，支撑了中国的现代化，也支撑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王曙光：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https://www.sohu.com/a/479066052_121124804）。
二，人民公社体制导致了农民的极度贫困？
这一判断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在人民公社时期，从物资供给的角度看，相对来说是比较贫乏的，不能与今天相比，但比之以前当然是要好很多。这本身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别。譬如，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我国工业化程度是逐步地由少到多地不断发展的，物资供给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地由短缺状态到相对富裕的过程。这显然与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关系，而是与我国处于创业的初始阶段的特点相关联。我小时候，连日常用品都要带一个“洋”字，例如“洋钉”，“洋火”、“洋皂”等等，甚至家里还用那种老式的纺纱机纺纱、用老式的织布机织布。那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产品短缺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若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来看，却又是相对富裕的。一对夫妇能够抚养两个孩子，那是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如果能一对夫妇抚养三个及以上的孩子，那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了。如果夫妇两个孩子能抚养四个孩子，那扩大再生产的增长幅度就达到了100%。在人民公社时期，一对夫妇抚养一个七、八之家，一家有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1956年到1983年这二十多年，我国人口增加了四个亿，人口的增长率达到60%以上。这一人口数据的变化恰恰从整体上说明我国人民公社时期的人民是相对富裕的。
许多人把发展生产力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却对人自己的发展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排除在外，这是很荒谬的。在体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中，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人口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体现。而且人口的大量增加，这本身也说明了财富的大量增加，只是这些财富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消费了，并已经形成了现实的劳动力。许多人不停地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增加的4亿人，要额外多消耗多少生活物资和粮食吗？
在对待人们的生活贫困还是富裕上的一个偏见是只见到个人物资所有的富裕程度，而没有注意到公共产品的服务方面。正如王曙光教授所说：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达到了历史高度，在这一时期，农村教育普及，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的兴修等等，都得益于人民公社体制。
过去生产队的农民，一年的劳动投入量，假如为450工，如果按照每工的工值为0.5元计算，他的年收入是225元。但相对于当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他是相对富裕的。因为那时的粮食价格、那时的教育、医疗费用甚至婚姻费用十分有限；现在的农民你打工加种田，年收入可能有七、八万的收入，表面上看比生产队的社员收入不知高多少倍；但却是相对贫困的。因为现代的教育、医疗、婚姻费用十分昂贵，相对于现在的房价、教育费用和医疗支出，你的收入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当我们说到生活水平时，需要关注的不是你有多少收入，而是你的收入相对于当时的环境，能不能满足你的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生活需求的程度如何。谈到生产队时，一对夫妇抚养五、六个孩子，有人说，用现在的工资收入，可以养活几十个孩子。
当我们说到贫困还是富裕，是指相对于环境的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这一角度看，说人民公社导致了农民的极度贫困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论是相对于经过四、五十年发展的今天的农民，还是相比于公社化之前的农民，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都是超强的。
长期以来，知识界有一种不良风气，那就是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例如，在文革之时，对之前的一切都大加否定；而在文革之前呢？又对文革进行一概否定。这是一种不好的、形而上学的风气，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作为学者是要做老实人的，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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