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日，陈志钧曾写了《五十年代研制核潜艇走过的路》一文，登载在《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1]、[2]上。为了深入研究核潜艇精神，我们合作修改和编辑了该文，罗小明提供了参考文献[3]、[4]和照片，陈晋南负责编辑，加了参考文献和照片。
一、中国必须研制核潜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快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五天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响亮地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口号。并具体要求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四月份以前，制定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苏联援建中国建设项目协定的文本上签字留影。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陪同外宾参观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留影。
对于这个规划的总方针和总要求，周总理又做了明确的指示：“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需要的门类，尽可能迅速的补充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制定好这个远景规划，党中央决定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李富春副总理亲自组织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几百名科学技术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确定了“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等五十七项重要科学研究任务。
1958年6月27日以聂荣臻向“德怀同志，总理并报主席、中央”上报了《关于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的第二天，周总理对报告做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主席、林总、彭真于阅后退聂”。并在“10月1日下水”处加批“好事”两字。毛主席和彭总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事关海军建设大局，也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就决定了。
聂荣臻元帅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关于建议我国研制核潜艇问题的报告，6月28日周恩来总理批复的剪影(选自《聂荣臻画传》[5])。
该报告被批准后，核潜艇工程第一次上马。1959年10月，毛主席面对赫鲁晓夫拒绝提供核潜艇技术和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台的无理要求，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
研制核潜艇，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系统工程，包含了许多尖端的新技术和必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难关，需倾全国之力去组织实施。我国研制核潜艇，历经十余年，有两千多家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参加，涉及当时的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组织协调管理涉及当时的国务院21个部委。协作规模之大，不仅在海军发展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全军也是少见的。
为了保障这一重大工程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下令成建制的部队开赴基地、工厂、海区，实施军事支援。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国务院统一指挥领导下，中国核潜艇才能安然诞生，“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梦想，才能变成现实。
在撰写《五十年代研制核潜艇走过的路》[1.2]一文的两个月里，陈志钧有机会走访了健在的几位元老级“09老人”，请他们述说20世纪50年代参加核潜艇研制起步工作的那段历史。
在本文中，陈志钧选择了罗小明整理父亲罗舜初的手稿和材料，发表的文章：《谋求海军新技术》[3]一文中有关章节，以作史实指南和支撑。
在这一段时间里，陈志钧不断收到知情者提供的史料，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同时感谢吴小珊同志协助做文章的编辑和整理工作。由于本文还只是对往事的初步整理，如对文中所及有疑，诚望指出，我们会认真订正。我们相信，去伪存真的事实，才是当下站得住脚、以后经得起追问，一代开拓者的功绩必将永远铭记于国家史册之中。
二、罗舜初将军最早提出研制核潜艇的建议
1956年4月，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的共同主持下，组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该委员会邀请国内的600多位科学家和18位苏联专家，参与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周总理当时讲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子、电子、超音速等，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他希望：“确定一批我国科学技术急需发展的科学领域与重点完成的建设项目。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首先就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建立海(潜艇)、陆(导弹)、空(巡航)战备体系……”
军队也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相应地提出《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该意见中有关海军的部分，是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到“热核子应用方面，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军用动力反应堆等综合性的研究。按照我国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估计要到1960年以后才有可能把核潜艇的研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详见罗小明整理父亲罗舜初的手稿和材料，发表的两篇文章：《谋求海军新技术》[3]和《1958-1959：中国核潜艇的艰难起步》[4]。
1955年罗舜初将军。
1958年6月罗舜初(右1)与南昌舰水兵座谈留影。
1959年5月23日罗舜初给萧劲光司令、苏振华政委报告剪影。
三、罗舜初将军谋求海军发展核潜艇
1959年7月1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核潜艇研制小组组长罗舜初给聂荣臻写报告。报告中提到研制核潜艇遇到了许多困难。聂荣臻阅后批示:“舜初同志。研究工作不可泄气，应鼓足干劲，长期坚持下去。人力、物力、财力请黄总长(克诚)考虑下,尽可能子以支持，这是罗舜初的报告和聂荣臻在报告上批示原文剪影(选自《聂荣臻画传》[5])。
中国核潜艇事业发展到今日规模，首先要想到罗舜初将军的贡献。重要节点摘录如下：
1.“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临行前，雷英夫同志征求我的意见，问海军有没有值得提出的问题。据我侧面了解，苏联当时正在准备制造原子潜艇。我建议谈原子工业项目时，把潜艇核动力反应堆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为我们将来上核潜艇项目做些技术准备。”
2.“1958年上半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带着参谋金宁去参观这个反应堆。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觉得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方面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
3.“(1958年)6月18日，聂总召集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和我几人开会，讨论研究核潜艇的问题。此后不久，海军苏振华政委和我邀请张劲夫、钱学森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海军来，共同商讨研制核潜艇的问题。……大家的干劲都很高，对于搞核潜艇都很热情，各部门都愿意全力投入。6月27日，聂总将大家的意见汇总，正式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建议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报告还建议以我、刘杰、张连奎、王铮四个人组成一个组，并指定我为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很快就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
4.“(1958年)7月初，我们四个人的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建造核潜艇的具体分工和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潜艇的艇体设计、机电、无线电、火箭武器等方面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克服，基本上可以做到自力更生。最困难的是原子动力装置，除了自己积极研究外，还需要争取必要的外援。如，请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帮助审查做必要的修改……。虽然是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性问题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
5.“(1958年)7月中旬，我和一机部九局局长邓存伦同志一同约见苏联专家伊夫契金和舍甫琴科，向两位专家吹了吹风，说明我们准备造核潜艇的想法，希望他们就一机部所需要做哪些工作、需要哪些方面的人才、担任哪些任务提出建议，他们表示力所不能及……”
其实，海军党委在苏振华主持日常工作时就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工作。海军党委决定罗舜初抓这方面工作。罗舜初选择了薛宗华具体指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四、开始为中国核潜艇构思
1958年春，罗舜初副司令员让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筹建“海军舰船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后因项目代号09而简称09研究室，下同)。同时，要求薛宗华刻不容缓地立即开展中国核潜艇的技术研究工作。用最短的时间、较为实际地勾画出中国核潜艇的轮廓来，甚至给出必要说明的参数，以备上报。
薛宗华最先想到江南造船厂具体负责6603潜艇全艇监造、验收的军代表陈春树和已下到沪东造船厂当军代表有一年的郭作东。
1958年5月底之前，陈春树首先回到修造部潜艇处，再向薛宗华报到。1957年至1958年，陈春树与郭作东两人组织攻克6603蓄电池组充电时发热、温度超标的技术问题。由于这项工作需要收尾，故郭作东晚于陈春树、于1958年6月底之前才返回修造部，向薛宗华报到。
这一年夏天，在苏联海军学校学习的李建球回来后，即被薛宗华暂留在新成立的09研究室。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专业上是船、机、电都有了，形成了一个技术骨干框架，也因而搭建起09研究室的人才基础。
回过头来说，陈春树报到之后，由于首长交代核潜艇研制工作任务紧迫，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开始工作。陈春树从事常规潜艇制造、验收、试航工作多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建造、试验经验。他在当时已具备较强的英语、俄语阅读能力，看过一些有关核动力方面的资料。这些，增强了他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信心，并找到了切入点。薛宗华马上带上陈春树一人，到当时的一机部见王新民局长。王局长对开展核潜艇研制表现出极大热情。当场确定陈春树为海军与一机部之间的联系人。
当王局长安排好下厂计划后，陈春树请海军所属动力研究单位的所长一起，走访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水泵厂等有关单位，与那里的技术负责人讨论、研究船用汽轮机及减速齿轮箱、电机、水泵的马力、长宽高尺寸、总重、运行参数、维修要求、工作寿命等，尤其对饱和蒸汽下运行汽轮机的可靠性、工况变动范围，了解得更为仔细，并希望工厂能按海军战技要求，先开展设备概念设计。
紧接着，薛宗华亲自带陈春树见二机部的白文治局长，指定陈春树为联系人。白局长当即找来机关的核专家韩铎、董茵，介绍给陈春树。薛宗华带陈春树到401所去见李毅所长。401所即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受二机部、科学院双重领导，是由苏联援建、较为综合的原子能研究机构。里面人才济济，有国内外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著名的化工专业工程师。
李毅所长把核反应堆专家黄祖洽、连培生找来，说：“你们讨论吧!”
薛宗华是一位有很强独立思考能力而又能很好贯彻首长意图的指挥员。他嘱咐陈春树：“要紧紧跟踪美国‘魟鱼’号(又称‘鹦鹉螺’号)核潜艇来开展工作。”……
陈春树去401所几次。1958年时的北京郊区公共交通极为不方便，他只能早早地出发、晚晚地回城。他向黄祖洽、连培生说明了海军所需要的核潜艇主要战术技术指标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核反应动力装置一定要体积小、重量轻、能装在艇里、能发出上万马力功率，以保证潜艇在水下长期航行能力。它不能发生核事故，有高的运行可靠性。
根据国外的设计实践，陈春树代表海军建议401所首选水作为中子慢化剂的热中子压水堆。反应堆载热剂的温度、流量、压力，在一定工况下使二回路产生能推动汽轮机工作的饱和蒸汽;所以，反应堆内压力在个大气压左右，等等。在很短时间内，黄祖洽、连培生两位核反应堆专家向陈春树提交了压水堆核动力装置论证方案概况。
在短短二十来天里，海军的领导都在为研制核潜艇这件大事忙碌着，陈春树不时地要向首长汇报工作和听从新的指示精神。他看到罗舜初将军为了挤出时间多做些工作，中午不回家而在办公室的简易行军床上休息。
陈春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有关研制核潜艇技术可行性的文件交到海军首长的手里。陈春树至今还记得文件中的一些技术叙述：担负远洋破袭战的攻击型核潜艇。由于有庞大的核动力装置，造成重量较大、其潜艇排水量在数千吨之上。它的动力装置需要马力左右。辅机舱只能布置一台提供饱和蒸汽工作的汽轮机组。由于马力过大则要选用大直径的螺旋桨，采用单轴传动方式。核潜艇应携带足够量的鱼雷，提高它的进攻能力和先敌发现概率。在艇体首部，必须有大直径、高尺寸的前置声呐基阵，采用水滴形艇体才能满足上述要求。远洋的核潜艇，来回航渡时间比较长。为延长阵位游弋时间，必须提高核潜艇航速约节。为达到这一战技指标，也需用水滴形艇体来保证。基于核潜艇在高速下产生“埋首”现象，陈春树认为，可以通过调整各装置的布置和配重方式加以解决。
压水型反应堆可以做到体积小，可布置在堆舱内。水作为中子慢化剂，有负温度效应优点，可以保证反应堆有较高的核安全性。反应堆在大气压下，出口温度为℃，可保证二回路产生饱和蒸汽以供汽轮机工作。汽轮机等辅机可以布置在辅机舱内……
薛宗华副部长认为这份文件可行，审核后依级报送罗舜初、苏振华修改审定，再依级回到陈春树手里重新整理，最后由党委成文。
最终，由海军党委上报《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陈春树随从薛宗华直送文件给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陈赓大将。两人见到陈赓时，他正在打电话。他说：“放在这里吧!”薛宗华也没说什么，把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陈赓立刻将文件亲自送到国防部长彭德怀手中。彭德怀批示后送聂荣臻。
1958年6月27日早，第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经聂帅汇总，正式呈报中央。之后，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和毛主席的圈阅。
1958年7月，海军副司令员、四人小组的组长罗舜初召集张连奎、刘杰、王铮，主持召开四人小组会议。
五、薛宗华创建“造船技术研究室”
1958年春季，海军得到聂帅拟建议中央启动研制核潜艇的消息后积极响应，“海军党委亲自抓核潜艇，海军首长们都围绕这一重大事件来进行工作。”
在罗舜初副司令员的布置下，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立即建起09研究室。迅速着手汇集有关核潜艇的资料和提出研制核潜艇的上报意见，是09研究室成立后的当务之急。
为了保证这项重大任务的质量和进度，首先建立以技术专家为骨干力量的核心队伍。薛宗华指定李建球为舰船总体小组副组长，陈春树为轮机小组副组长，郭作东为电气小组副组长。有了潜艇总体系统、核动力系统、电子控制系统三大单元之后，可以保证研制工作启动期的需要。
薛宗华(引自网络)。
陈春树、郭作东还记得首批进09研究室的技术人员有刘思义(驻上海沪东造船厂军代表)、武杰(船体强度)、金世谟(舰船总体布置)、张景诚(上海船舶设计所)、林龙济，陈志捷(江南造船厂柴油机专家)、李宜传(海军派往清华进修)，林杰(电控，留苏学生)等。
1958年冬季来临之前，由一机部九局系统抽调一批技术干部和辅助人员到09研究室。其中有尤子平、陈孔嘉、黄士龙、黄旭华、林龙济、刘炳阳、陆开利、傅家璋、史彤仙、高国忠、李文华等。
第三批技术人员多数是留苏回国的学生和国内大学毕业生。据说是由政治处胡国忠出面接收的。其中有周忠耀、韩维奋、童丽生、居玉鑫、倪伯康、钱凌白、续竟和、王世栋、安吉昌等。
经过三次调进技术干部和辅助人员后，09研究室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下设潜艇总体科(副科长李建球)、轮机科(科长陈志捷，副科长陈春树)、电气科(科长林龙济，副科长郭作东)、特种设备科(郭作东兼)。修造部领导十分尊重外来同志，请他们担任正职，本部技术骨干一律担任副职。
六、研制核潜艇别指望外国会帮助你
1958年9月8日，周恩来总理终于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复电，“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苏联商讨中国海军建设事宜”。经军委研究，决定派出“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海军新技术援助问题。团长是海军政委苏振华;副团长是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团员有二机部白文治局长、海军舰船修造部林真部长等人。随员有二机部的黄祖洽、赵仁恺、连培生、韩铎、董茵，一机部九局的尤子平、海军修造部的陈法全，核潜艇总体设计组的陈春树等。
1958年9月27日，聂荣臻在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生产典礼上讲话留影。
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林真部长找来陈春树，只讲了一句话：“海司打电话让你去一趟，量一下尺寸做衣服。”当时对执行《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的要求很严格，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能问。陈春树是后来才接到派他随团去苏联的通知。
代表团原是搭乘10月17日的苏联航班去莫斯科。因周总理找苏振华谈事情而改机票，推迟到下周的航班再走。没料到这一改期，救了全团人的性命，因原订的那班飞机(图104)在空中失事，八十余名旅客全部遇难，包括我国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
刘杰、白文治等二机部的代表因要与苏方先谈其他问题而先行。代表团的其他人于1958年10月底集中到方强副团长家里开会，研究和布置到苏联后的工作安排和谈判内容。
1958年11月初，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团里的海军人员被单独安排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林真部长与陈春树被安排住同一个房间。吃饭时，方强、林真、陈春树、陈法全在一起。有时苏振华政委也跟海军的同志一块用餐。
11月7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41周年，代表团应邀参加了红场阅兵式等纪念活动。陈春树回忆说：“随员不参加正式会谈。科学家们只能在会外起技术咨询和准备谈判资料的作用。”苏联代表在第二、三次会谈时答复：除原子动力潜艇动力、导弹驱逐舰外，其他项目如舰用导弹、舰艇制造技术研究等，可基本上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始终对核潜艇守口如瓶。
苏联政府安排代表团的海军组参观了在塞瓦斯托波尔、费奥道西亚、喀琅施塔格、海参崴等地的苏联海军舰队基地，并到苏联造船工业基地的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高尔基格勒(现名：下诺夫哥罗德)参观潜艇、快艇及舰船配套设备的工厂，看到以过氧化氢为燃料的试验潜艇，参加了一艘“斯维尔德洛夫级”的巡洋舰下水典礼。
值得一提的是，苏方让陈春树、黄祖洽、赵仁恺、连培生、韩铎、董茵、尤子平等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专家们大开眼界：反应堆舱、动力舱、循环水泵、反应堆控制舱室都看到了。他们分头默记设备种类、数量、尺寸，尤其是反应堆本体尺寸等。为了使核专家们参观的时间延长一些，苏振华有意与带队的苏方人员攀谈。多年之后，赵仁恺、陈春树还带着兴奋的心情，向我们这些后来的工作者回忆那次的参观活动，因为这对他们开展后续工作非常有益。
代表团报军委同意，批准刘杰带二机部人员提前回国。赵仁恺因当时还没参加09研制工作而未被留下来。
军委同意代表团按预案抛砖引玉，以座谈讨论方式，请苏方对代表团带来的《我国原子动力潜艇初步设计设想》讨论一下。对技术参数等问题进行讨论后，由尤子平为代表团起草了一个临时讨论文件。
苏方在技术谈判中提出，只同意以书面形式讨论，勉强接下了中方提交的文件，答应尽快提供咨询。直到1959年4月上旬才给予了“无可奉告”之类的答复，但苏方在信件中还是提到一点：核潜艇排水量吨以下做不出来。
此时，尤子平已先期回国。留下的海军人员继续与苏方谈判。林真回到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后对陈春树说：“苏联人讲，对原子潜艇没有准备，但苏方可以给629潜艇和6633潜艇。你是搞过6603的，你准备一下，中国要不要6633?”陈春树凭多年造艇经验回答林真部长：“要6633，它是6603的改进型，从它身上可以取得一些经验，6633的性能比较好。”最后，苏振华采纳了这个建议。
苏振华在苏联一直等到1959年2月4日，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共同签订《关于在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后简称为“二四协定”)。依据此协定，苏联将向我国出售常规动力导弹潜艇(629艇)、中型鱼雷潜艇(6633型潜艇)等，并向中国转让上述制造特许权。
萧劲光(左1)和苏振华(右1)欢送苏联专家留影(苏承业提供)。
然而，仅隔一年多，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这使海军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损失。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中国尖端科技的道路。
七、一批新技术进入研究室领导的视野
电器组由船舶局来的电器工程师林龙济任组长，郭作东任副组长，只有刘炳阳、朱敬观和哈军工来参加工作的汪洋老师等几人。在林龙济组长的组织下，根据室主任薛宗华副部长当时的指导思想，导弹核潜艇上要有哪些电器设备，要做一个初步的设想，首先强电方面大家比较熟悉，但不知核动力对供电有什么要求，这是要弄清楚的。
其次，作为远洋潜艇的特种设备，观(雷达)、通(无线电收发讯)和导航，以及声呐(主动与被动)等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个方面感到导弹核潜艇在自动化技术方面可能要有较多的采用，当时首先想到潜艇水下高速航行时需要有自动舵或自动驾驶仪才行，得到哈军工老师的支持，很快成立由刘炳阳同志和哈军工老师组成的小组，从民航部门要来刚从苏联买来的伊尔18型飞机的驾驶仪资料做参考，并请随苏振华政委赴苏谈判的陈春树同志帮助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工作有了头绪，但没有人做(强电工作直到1959年新大学生来后才开展)，尤其是特种设备无从着手，事情反映到薛副部长那儿，当时海军司令部按苏联的编制设有机电、通讯、航海、雷达、水声、武器等业务长和参谋，都是本领域的专家，薛宗华就与海司联系，请他们参加研究，但为了保密他们不到“造船技术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来，而是派人到他们办公室去咨询，当时有陆建勋(通讯)、翟良科、谢某(雷达)、赵应选(声呐)、机电业务长(姓名不详)等多人介入。由于要进出司令部，郭作东为现役军人比较方便，此事就由他经手了。他们这些人的专业使他们非常了解国内外的情况，此事对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这期间，薛宗华又派郭作东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联系和了解艇上要装的导弹情况，在船体组副组长李建球的具体帮助下，将装艇导弹的诸项要求列出(直径、高度、重量、入水深度、在艇上装多久、什么时候供货等)，经薛宗华过目，提交给五院。
这次谈的时间很长，郭作东得到的结论是：现有的导弹是不能上艇用的，必须研发潜艇专用的导弹，而且现在尚无条件，也非短时间能拿得出来。但郭作东也有另外的收获。他讲解了艇上需要供导弹的战术诸元，如达到原子钟精度的准确时间、艇的实时动态水平面(准确地平面)、实时动态精确经度和纬度等。导弹要根据这些数据输入导弹的控制系统。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经过这段时间的集思广益，薛宗华感到强电和常规观通不是难题，而对水下精确定位和自动化(涉及核动力装置和作战指挥方面)没有底。经过他与新成立的海军科研部于笑虹部长商量，决定将水下定位问题提交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研究。
1959年2月，中科院一些专家在天津开会，会议由新技术局局长谷羽和于笑虹、薛宗华共同主持，军方郭作东也与会。会议确定了研究课题，整个项目定名为“惯性导航系统”，简称“惯导系统”。后来根据中苏签订的“二四协定”，引进一艘常规动力导弹艇(629型)，该艇装有一套称作“土星”的定位系统，这个项目就合并，由后来成立的第七研究院七所承担。而自动化方面，则连同船体组提出的流体和强度两大课题，于1959年8月，聘请苏联海军研究所三位专家(斯米尔诺夫、卡瓦廖夫等)来华咨询，为期三个月，由李建球、武杰、郭作东三人对口，工作地点在总后招待所，不进入工作区。完成后写出报告，直接呈于笑虹部长审阅，并回答于部长的提问。当时领导担心不要有漏项。
于笑虹将军。
由于核潜艇特种设备的复杂性，在1959年冬成立第四科(此时研究室的组改设为科)，调海司张从信同志任科长，在张未到职之前由郭作东暂代。这是一个专业最复杂的科，人员中有学天文、地球物理、遥感遥测、数学、无线电、雷达、水声、导弹、微波通讯等。
八、《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方案设计(草案)》的诞生
苏振华政委在与苏方签订“二四协定”后回国，向党中央、周总理汇报了谈判不顺利及核潜艇吃了“闭门羹”的情况。周总理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心：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他们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
二机部当时采取措施，调整力量对核潜艇动力进行探索，正式成立了“核潜艇研究设计处”，决定由原子能研究所为研究基地，担任研究任务。稍后，黄祖洽、连培生领导的09设计组并入原子能所，暂编入12室。那时，可从事09反应堆工作的人员增至30多名，并根据工程设计需要，在09大组下面，按专业设立了物理、热工、结构、燃料元件、回路、仪器仪表、自动控制、屏蔽防护等若干专业组。
1959年1月，09设计组由孟戈非直接领导。赵仁恺、李乐福分别任正副组长。下面设十来个专业组，正副组长有韩铎、王维芳、周永茂、昝云龙、蒋滨森、潘系人、李乐福(兼)、唐全福、赵善德等。12室其他大组的组长有杨忠万、沈俊雄、彭士禄(当时尚未介入09工作)等。
1959年9月，原子能研究所体制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当时组成三条线，其中反应堆战线由孟戈非、连培生负责，下辖12室、101室、4室的堆理论部分、6室的堆材料、13室的核电子学部分、材料堆室，人数达800余。这时，直接从事核动力的人数有百余，反应堆各个专业门类基本齐全了。
当时，学习、练兵是主要的。只能根据国外公开发表的数据和资料，选定核反应堆的主要方案和主要参数。然后，各个专业组再进行专题研究。为了保密，09都是以学科的名义提出和下达给各研究室的。1959年，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100多项任务和课题。
1960年6月底，在赵仁恺、李乐福副总工的领导下，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1960年7月上旬，在二机部的六楼会议室，向二机部宋任穷部长、副部长刘杰以及邓照明、白文治、马正一局长、李毅所长、冯麟院长，做了两个半天的汇报。领导同志说，听了很受鼓舞，没有想到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竟然拿出一个有根有据的核潜艇动力堆“方案设计”来。中国人民有把握建造自己的核潜艇。
正如后来《当代中国核工业》一书中所说：“该方案设计当时是作为草案上报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九、核潜艇的专题研究和初步方案设计
1.技术路线的科学形成
在薛宗华主持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技术骨干队伍的建设。1958年夏季，在李建球、陈春树、郭作东来到总体设计组之后，建立起潜艇总体组、轮机组、电气组，他们分别担任小组的负责人。当总体设计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后、专业基本配齐，他们分别担任各科的负责人。说来也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可谓朝夕相处，也便于技术交流。
那时，薛宗华主张群策群力，经过集思广益过程，形成有科学依据的设计思想，体现在技术研究的成果中。薛宗华强调，6603潜艇中的设计思想，要借鉴到09研制工作中。要抓好方案研制中的大问题，从战略上研究09最重要的难题，从战略层面探讨攻击型核潜艇。
2.水滴形艇型的科学论证
在潜艇总体科中，集聚了多位舰艇专业、水动力学专业、舰艇舾装布置专业技术人才。李建球与陈春树、郭作东在进一步讨论核潜艇作战技术任务时就一致认为：为保证中国核潜艇的远洋作战能力，缩短航渡时间、发挥鱼雷武器作战效果和保证，大约有上万马力功率的输出。要想提高水下航速就必须减少水下航行阻力，采用水滴形艇型才能减少水下航行阻力。那时，海军也掌握了“美国正在进行水滴型艇体“大青花鱼级”常规潜艇的水上、水下“对比航行试验”的情报。那时，在总体设计组，根本不存在水滴型与舰队型的“艇型之争”。
功率超过上万马力，螺旋桨直径明显加大，核潜艇尾部已经难以布置鱼雷发射管。远离国土作战的核潜艇，必须提高先敌发现距离、要求必须在核潜艇首部安装大尺寸的声呐基阵，只有采用水滴型艏部才能解决。
薛宗华提出：“一定要用数据说话!”李建球领导相关技术人员用7台电动计算器进行阻力计算。对于那时还没有掌握参数计算专业能力的人员，由李建球安排，用木算盘计算艇体湿水面积。李建球领导的总体科完成计算后，根据薛宗华指示，到上海交通大学拖拽水池，进行水模试验。由于此水池长度不满足技术要求则停止测试，后来到无锡水池才完成测试。
薛宗华是一位有人情味的领导，他考虑黄旭华从上海来京已数月，就利用李建球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把黄旭华带去上海，让其与家人团聚。
3.核潜艇的科学布置
在总体科的主持下，轮机科、电气科、特种装置科、武器系统积极配合，首先提供各系统的主要设备、辅助设备、管路等的尺寸参数、重量参数、功能要求、维修潜艇诸要素。总体科的金世谟是专管布置的工程技术人员，他要根据上述诸要素进行舱室布置，他要在三维空间内把需装艇设备定好位置，然后由李建球等专业人员对潜艇的重心、浮心、稳性等进行计算。这种工作要反复多次，求得最佳布置方案。此时，陈春树、赵仁恺、连培生等人已参观过苏联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并从资料上了解美国的“沙瓦娜”号核动力商船。这对于完成核潜艇内设备布置工作很有帮助。
4.为核动力装置的研制提出技术要求
刘思义原是沪东造船厂的军代表，汽轮机方面的专家，也是最早来到09研究室的人，当时在轮机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提出饱和蒸汽轮机最适用，它的尺寸、重量可满足装艇要求，它的输出端可通过减速齿轮箱、单轴与螺旋桨相连，可提供额定功率。与此同时，饱和蒸汽轮机又降低了对一回路的设计温度、压力要求，从而对提高反应堆的安全性和小型化带来好处。他的建议和论证结果后来被赵仁恺、李乐福接受。二机部选用压水堆开展方案设计工作，最终拿出设计成果。
5.强电系统及全艇仪器仪表设备的设计
郭作东是海军修造部的老同志，1952年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修造部设计处，从事强电弱电设计工作。1957年下到船厂当军代表，与陈春树一起对6603蓄电池组充电发热过高技术问题，进行了一年的合作，结下一甲子的友谊。
核潜艇的复杂性也表现在它所需的仪器仪表繁多且较尖端。郭作东调查及协调导航用时钟、高精度经纬仪、原子钟、水下定位系统研制工作。为此做出重要贡献。(详见本文七)
6.论证出需要解决的七大难题
“造船技术研究室”经过日夜奋战，加上有关研究单位的大力协同，并参考和依据国外的设计实践等，确定了七个难度项目：
(1)体积小，可靠运行，无核安全风险，可发出额定热功率的核动力装置;
(2)能保证水下精确定位和航行的综合惯性导航系统;
(3)远距离水声探测系统;
(4)隐蔽通信系统;
(5)保证艇员在封闭舱室内数十昼夜正常呼吸生活的空调系统;
(6)作战所需的鱼雷武器系统;
(7)水滴形艇体，单轴螺旋桨，艇体强度计算。
几位“09老人”回忆说：一天晚饭后，李建球、陈春树、郭作东、金世谟、刘思义等走在路上，突然听到李建球开腔：“现在电影院里演《五朵金花》。咱们的七项工作就叫《七朵金花》!”。从此，“七朵金花”便叫开了。
7.为海军首长讲解核潜艇知识
1959年6月在大连，海军党委召开全会。萧劲光司令员带病出席。大会期间，安排陈春树、郭作东和黄祖洽上会，为海军首长讲解有关核潜艇、核动力装置、全艇强电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科普知识。他们的发言，成为会上的一个热点。通过这次讲课，让海军各级领导对提高海军装备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
会间，萧劲光司令员亲切会见陈春树、郭作东和黄祖洽，询问了他们的个人情况，如问到陈春树、郭作东“哪个学校毕业的”。海军首长们借此传达了对09研究室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体09人员的褒奖。
十、跋
1958年，在罗舜初四人小组组织下，按专业设艇总体、动力、电气三个设计分组进行工作，其中薛宗华主任负责导弹核潜艇总体设计。1958年开始构想和预先研究。1959年完成初步方案，继续组织研究攻关，为以后的技术设计、施工设计奠定了初步的技术基础。同时为后来六十年代海军装备发展总结出一套经验：“坚持自力更生、积极争取引进先进技术;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服从国家和全军战略大局;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自主开发奠定技术基础。”
2024年3月18日
参考文献：
[1]陈右铭，李忠效.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M].当代文艺出版社，2019.8.
[2]陈右铭，李忠效.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第2版)[M].当代文艺出版社，2022.6.
[3]罗舜初，罗小明编.谋求海军新技术[J].百年潮，2006.1：22-29.
[4]罗小明.1958-1959：中国核潜艇的艰难起步[J].炎黄春秋，2020.12.
[5]重庆聂荣臻研究会、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江津区人民政府编著.聂荣臻画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1.
(作者简介：陈志钧，中国船舶集团公司船舶系统工程研究院;罗小明，原海军司令部退役干部;陈晋南，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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