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
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
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
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话说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尽，良弓变”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40%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接着，毛泽东批复了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华东局及华东军区，华北局及华北军区，华中局及华中军区，西北局及西北军区，东北局及东北军区并告政务院周总理、中财委陈薄及空司刘常王王（指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王秉璋——笔者注）诸同志：
据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同志11月28日电称：
一、空军司令部刚刚成立，暂时无法照顾到筹划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的总预算。但我们认为，全国各军区及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应该是派定专人保护和管理各地现有机场及其现有设备，做到不再被破坏或偷窃；同时，可进行各地方本身所能负担之经费和人力（可动员一部分部队参加）范围内的修理工作。至于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待空军司令部有力量来整个筹划这件事情时，提出计划，经军委批准后，再来进行。否则，必然形成无政府状态。
二、华东范围，则有不同之处，因那里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但也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其修建程度，亦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这种修复计划，据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报告，他们已经制就，并已向3野前委请示。在目前空军司令部无力量来审核这种预算的情形下，提议由空军司令部审核某地机场是否立即开始修理，而修理经费则由3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之，然后报告军委批准之。
三、以上处理方法，如认为适当，请军委通知各军区及我们遵照执行，并告中财委等语。
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等人。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一公里都设置了一个哨位。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
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随行人员有4人：政治秘书：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翻译：师哲，机要：叶子龙，警卫：汪东兴；其他人员还有医生、机要员、卫士、厨师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前，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1、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2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1949年12月6日晚8时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毛泽东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车门两侧分别由罗瑞卿、杨奇清、冯纪和任远守卫。整个站台上异常肃静，没有一个闲杂人员。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代远、瑞卿和奇清、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的任远，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要不要认识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
“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我们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请示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
晚9时，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
这次出访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出发了。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贺寿礼品：山东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各5000斤。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一幅，杭州都锦生丝织斯大林像两幅，江西景德镇瓷烧斯大林相片两块，江西景德镇瓷烧带斯大林像盘子10个；24人用的江西景德镇瓷西餐用具全套（共100余件），铜底烧瓷寿盘一对，景泰蓝茶具（大小共5件）两套，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象牙雕刻圆球3个，象牙雕刻八仙一套共8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
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10节车厢，一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乘坐一节有4个房间的公事车厢，前边一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两间。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按规定，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安放妥当，没有按铃叫人，不许进去。
这时，冯纪、任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休息。他们举手敬礼说：
“报告主席，我是……”
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
“你是冯纪，你是任远，我们已经认识了么。任远，任重道远。好啊！”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让冯纪、任远把东西收起来。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说：
“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列车到达天津车站后，地方负责警卫的人上来报告说：
“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大怒道：
“简直乱弹琴！”
杨奇清也说：
“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李克农叫人把那颗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已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定，由他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管内的杨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被及时排除了。
毛泽东的专列在唐山站停车，加煤上水。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铁路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列车检修工张志英像往日一样，从车尾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无意中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他定睛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此时，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为了检查车厢内的温度，张志英轻轻地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进来了。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望着张志英点头示意。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河北省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早已起床，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心情好极了。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他身穿呢大衣，脚蹬方口布棉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奇清说：
“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杨奇清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
“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毛泽东说：
“这就对了。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说罢，他第一个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等人赶忙走上前去。警卫人员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作任何警卫部署。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
“‘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
上了天桥，毛泽东向身边的人介绍说：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
他看见不远处的山海关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滕代远问任远：
“有没有小汽车？”
任远回答：
“没有准备汽车。”
毛泽东说：
“那就算了。听说孟姜女坟也在此地？”
任远说：
“没有坟。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毛泽东笑了笑说。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专列重新启动。毛泽东问师哲：
“罗长子怎么不见了？”
师哲报告说，在天津站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部长留在那里进行深入调查。毛泽东说：
“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专列过了山海关，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毛泽东乘坐的车厢暖气管道冻裂了，几组暖气片全坏了。滕代远急忙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但费了半天劲儿也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继续工作。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还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机要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毛泽东在绥中同县委书记谈话；在锦州同锦州市市长谈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调研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因为要检修列车暖气管道，毛泽东临时下车，到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休息了半天。在沈阳和哈尔滨，毛泽东同当地铁路局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铁路运输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情况。
毛泽东原乘车厢的暖气设备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一路修理，也没有修好。毛泽东说：
“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这火车比老牛车还慢，你们还说胜利品呢，还是美国出的。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我历来不相信，有些人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
12月9日，列车到达中苏边境满洲里。毛泽东在这里需要换车，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堡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了弹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
“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他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地翻看着。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他写道：
“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尔后，毛泽东与苏方派来担任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
费德林在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屈原的生平与创作》，曾得到郭沫若的指导。他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作为斯大林、毛泽东两巨头的翻译；书中还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人接触非常密切。关于这次谈话，他在书中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这一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刘、邓、潘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四川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共产党方面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8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1949年12月9日
12月9日深夜，云南省主席卢汉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起义，致电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各级政府。电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8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不意胜利甫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已，遂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之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诛求无厌，动辄得咎，官民束手，积愤莫伸；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铤而走险。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只以压力太大，不忍轻率从事，重苦人民。
汉主持滇政，忽忽4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虑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懔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年来居心行事，无不以云南1200万人之祸福为前提，此中委屈不敢求谅于人，亦不敢求恕于我；苟执形迹而罪我，虽百死而不辞。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8章及第2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4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
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暨全省民众叩亥佳樱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便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8章”和第2野战军的“4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卢汉，他在电文中写道：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2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1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的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朱德 12月11日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他照例由师哲陪同，下车散步，刚刚走到月台上，忽然觉得头晕目眩，随即满头大汗，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师哲和后边的卫士急忙上前扶住，将他搀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还有在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此后，孙维世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12月16日中午12点，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除斯大林以外，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西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最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莫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罗申把毛泽东一行送至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时别墅里，说了声：“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时别墅并不大，地面上有3层，1、2层住人；地下室有住房、厨房、作战设备等。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住在1层。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中间是办公室，外间是会客室。陈秉承、李家骥、田树彬等人住在1层西边的3个房间里。陈伯达住在2层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汪东兴和沈剑心住在2层的一个房间里。2层的其它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大家一起动手，撤掉了弹簧床垫，换上了木板，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一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投资建立工厂的事。
据赫鲁晓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毛泽东立即回电说：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后来，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立即指示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说：
“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1949年1月米高扬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连死鱼、剩鱼都吃的毛泽东，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的鱼全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给挡了回去。苏联人慌了，找来翻译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马上抓活鱼送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10时整，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斯大林便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毛泽东也快步走过去，同斯大林紧紧握手。斯大林说：
“你好！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端详了一下，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壮嘛。”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互相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他说：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而深感内疚，他赶紧截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宾主在大会议桌两旁落座，双方会谈开始。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及翻译费德林，坐了一长串，斯大林坐在中间。一边是毛泽东，还有翻译师哲。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上的作战非常顺利，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只是在海上岛屿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你这次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不能空手回去，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又很幽默的语言，一个个目瞪口呆。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惊讶地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他来了，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欲知此后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情形，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请求，由苏联在中国建立橡胶园和菠萝罐头厂。毛泽东均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为原则，巧妙地婉拒了友邦。这一类外交事务值得后人深思：是主权重要，还是蝇头小利重要？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主权、出卖资源而引狼入室，到底是功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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