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斗争——宋王朝时期

儒法斗争——宋王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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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北宋时,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小撮地主霸占了全国70%的土地。各地苛捐杂税与日增加,劳动人民受着这帮吸血鬼的极大剥削,几十万反动官吏和160多万军队像一片片黑云一样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使得劳动人民无法生存,在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宋朝开始日益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行变法。王安石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宋神宗时两次任宰相。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是:“绝兼并之路,”“建本抑末,”这种措施保护了中小地主的利益。这就妨碍了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垄断和兼并,损害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也就遭到了大地主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和疯狂破坏。这样,儒法两家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这时儒家的代表头子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他在历史学上著有《资治通鉴》一书,是有一些贡献的,但是在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上他是极端顽固的保守派。他疯狂的反对王安石变法,同一伙儒生依据“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理论,因循“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坚持维护腐败过时的旧制度,是王安石变法的死敌。他宣扬孔孟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攻击秦始皇和商鞅,咒骂王安石变法是“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之心”。王安石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战斗性名言,歌颂了法家,打破了当时思想界拘守在孔孟之道的圈子里的一潭死水的局面,体现了他的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个口号的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并不值得害怕,过去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前人的话和当今的流言蜚语,都用不着去顾虑。从而全面否定了孔丘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反动谬论。他斩钉截铁的对司马光说:“照你们的主张去作对我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决心。王安石最瞧不起儒生,指出了儒生守旧复古的顽症, 说:“俗儒不知变”,他以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由于王安石推行变法伤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抨击了儒家孔孟之道,所以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儒生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仅从理论上对王安石进行了围攻,而且从政治上打击王安石,对王安石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王安石变法的社会基础是狭隘的,同时又由于他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性,幻想在根本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和局部改良,这只能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王安石的法家思想是不彻底的,他的变法实践也很软弱。所以当顽固派司马光上台夺得政权以后就立即推翻了王安石的一切变法措施,而且,严厉地禁止了法家的书籍和法家思想的传播,使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它的失败标志着封建社会越来越走向下玻了。 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越来越走向反动,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也开始更加嚣张了起来。所以王安石变法和它的失败,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又一转折点。这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没落,吹捧孔孟之道的调子也就越来越高,再有谁要说变法,那些大地主顽固派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说是又一个王安石出来了。南宋时有一个儒家的信徒叫做邵伯温的,曾假借苏洵的名义写了一篇《辨奸论》,恶毒的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当时跟在司马光后面摇旗呐喊的还有程颢、程颐这两个大地主阶级的顽固派,(程颢是程颐的哥哥)。而他们的反动观点又是一致的,所以历史上管他们叫二程。

  二程自吹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他们把反动的儒学发展成为一套极端唯心论的“理学”,并且进一步把“三纲五常”固定化。说“三纲五常”是天理,谁也不能违背,来为封建制度绝对不能改变的反动政治路线作论据。程颐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封建礼教信条。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当时有人问程颐:“寡妇能不能改嫁?”,他回说:“寡妇怎么能改嫁呢?寡妇要嫁,就是因为她怕饿死,但是饿死事是极小的,失节事是极大。”程颐所谓的守节,不仅仅是寡妇的问题,而是要每一个人对整个封建社会都要守节,都要尽忠,就是说你绝对不能违背封建社会的礼治,不准有任何反抗行为,要服服贴贴地服从封建的统治,就是饿死也不能失节,这个吃人的封建礼教自从北宋程颐提出来以后经过南宋朱熹的加工,就更加成了紧紧束缚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再来谈谈这个叫朱熹的,他是南宋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北宋末、南宋初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向封建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接威胁到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所以南宋的统治者想方设法进一步加强儒家反动思想的统治。朱熹则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把二程以来的理学进一步发挥为程朱理学,后来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和镇压农民革命的精神武器。

  程朱理学是对当时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 这样一个革命纲领的反动,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反动。朱熹这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还曾经专门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起来大造反动舆论。

  朱熹喋喋不休地叫嚷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他反动哲学的核心。他的所谓“存天理”,就是保持封建的“三纲五常”。(“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什么叫“灭人欲”呢?朱熹把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和下层地主阶级中要求变革的进步思想统统斥为“人欲”,也就是说凡是违背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人欲”,统统应该灭掉,只有灭尽“人欲”才能够完全恢复“天理”。朱熹是个没落封建制度的极端顽固的卫道士,他狂叫“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即封建社会的“礼”制是绝对不能破坏的,他甚至认为即使山河大地都塌陷了,而君臣父子这套“三纲五常”和“天理”还是永远存在的。他为了向劳动人民灌输孔孟之道,扩大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影响,还把孔孟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谓儒家的经典重新作了注解,编在一起,叫做《四书集注》。这本《四书集注》成为后来历代反动派欺骗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是封建知识分子升官发财往上爬的敲门砖。从南宋以后,经元、明、清几个朝代七百多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规定为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物,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读这个玩意儿。朱熹的注解也被看作是孔孟之道的标准答案。

  《四书集注》集中了孔孟儒家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经。里面大讲“中庸之道”,重弹孔丘“克己复礼”的老调,汇集了儒家搞阴谋诡计、政治欺骗、尔虞我诈的一整套权术经。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类都包括在里面了。还集中了孔孟儒家的反对实践,鼓吹闭门思过、反省内求的黑修养经。“朱老夫子”这个儒非常之可恶,他的“理学”不过是道佛儒这些封建垃圾的大杂烩!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后来历代反动派镇压劳动人民、反对革命、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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