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根据整理毛主席遗物的同志介绍，老人家自己的藏书就接近十万册，这还不包括他借阅的书籍。即使按照十万册算，能够读书读到这个数量的人，其实是不多的。不信咱们算一算，如果平均三天多读一本书，一年读书100本，100年才能读到1万本。如果要读书读到10万本，得下多大功夫
？假如你读书的数量连10万册都不到，暂且不谈读书的质量——你领悟书之道的程度，你能对一个用心、精心阅读过10万册以上书籍的人评头论足吗？最起码他读的书籍里，至少有一部分是你从来就没有读过，甚至就没有听说过的，你凭什么说人家“不懂这个，不懂那个”？到底是你不懂，还是他不懂？你是不是该谦虚一点做点认真的调查研究再来发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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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毛泽东》第五集书山有路 拍摄者的创作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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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毛主席在长沙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就读了很多书，包括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诸书，毛主席认为立论新颖，译文畅达，更是反复阅读，不忍释手。通过学习研究这些西方名著，毛主席集中地系统地梳理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理论，这为以后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道器变通之基。
有些人读了点西方经济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开始对老人家，对老一代革命家开创新中国建设事业评头论足，甚至鸡蛋里挑骨头，显得十分幼稚可笑。实际上这样的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起码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如果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不能深悟其道，就谈不上对西方世界的基本了解，更谈不上整体上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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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早年是和毛主席一起读书学习过，并且是“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回忆是比较有权威性的。
01
新发现：1967年毛主席直接在英文杂志上读到尼克松的文章
《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在文中，尼克松弹了老调。他依旧按照美国的逻辑，强调了中国的“威胁性”，力促美国人意识到“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当前以及将来的危险”，并提出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亚洲须建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在内的“地区军事集团”应对中国这一“亚洲迫在眉睫的威胁”。
毛主席对于尼克松“弹的老调”不怎么在意，倒是对于尼克松在文中的新的说法给予了足够关注。
尼克松说：“ 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
随即，毛主席叮嘱周总理阅读这篇文章，并且告诉总理“一定要注意美国的动向”。
这里有几个词语，我们不妨特别关注：
叮嘱、一定、注意。
1967年下半年，中国怎样，世界怎样？
毛主席为何这么做？
后来结果怎样？
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现在的纪录片拍的有进步，这是国家记忆《一九七一基辛格访华 中美试探》里的片段。
看得出来，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信息，应该是读英文期刊时的发现。
根据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林克同志介绍，1956年毛主席就和林克一起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
1963年毛主席过生日的时候，就请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来当自己的英文老师。
到了1967年毛主席的英文阅读能力肯定是可以阅读原版英文期刊的。
不妨作出这样的推论：从1950年代开始，毛主席就开始在身边的英语老师协助下，直接通过原版的英文书籍来观察、认识、分析国际局势了，这当然就包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判断了。
要不然毛主席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为何能够那么及时准确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情况呢？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到了1964年我们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以后，新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就有了话语主导权了。
1971年新中国是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这是什么意思？
无疑是我们在1971年这个时候，让联合国切实感受到再不能等了——否则把这个具有国际华语主导权的新中国放在联合国之外就太不合理了！
这正好证明了四年前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而尼克松的分析判断，恰恰是被我们的毛主席牢牢抓住的。
这里面的奥妙是不是十分精彩呢？
02
对毛主席两个极其可笑的误判
一个是认为毛主席不懂经济。一个是说毛主席没有读所谓的“经济管理”类的书籍。
前一个误判依据是，毛主席不“开放”，不“与国际接轨”，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像某些人内心需要的那样发展。这恰恰说明，毛主席的确没有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幸亏毛主席没有像他们那样“懂经济”，否则，还真麻烦了。
后一个误判来自一位老同志，据说还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知道他是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反驳，恩格斯的父亲是曼彻斯特工厂的资本家，恩格斯有段时间曾经经营过那里的工厂，这里面的动机包括为了赚钱资助穷困潦倒的马克思。
恩格斯应该算是了解“经济管理”，并且属于经济管理的高手吧？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能否不算经济管理的书呢？
至少那些经典著作里，有一部分，至少有一些章节可以算经济管理书吧？
那毛主席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毛主席至少是读过经济管理类书的。事实上，毛主席研究经济管理的广度、深度、高度，那也是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的的确确有一批学者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以及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他们的那些言论，终究会成为历史的笑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国内外这些年出现了一批研究毛主席的真学者，他们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其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就其中一位。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怎样呢？
如果毛主席不懂经济，不懂经济管理，能领导搞出连西方世界经济管理学界都惊叹的“鞍钢宪法”吗？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在《 光明日报 》（ 2014年01月22日 14 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末尾指出：
【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从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来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数农副产品产量的位次保持不变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
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沙健孙引述的话出自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
这里把书中的内容拿出来一起分享，一般标题为《美国学者旁观毛泽东时代》：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 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 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 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
最近这几年人们格外喜欢谈论独立的工业体系，那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也是必要保障。
在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方面，中国同苏联有过争论，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曾要求中国不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分工解决问题。毛主席不可能同意这种受制于人的主张。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他认为，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毛主席将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工业化的标准之一。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说：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
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新中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的道路。
到1975年初四届人大作报告时，周总理明确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
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
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
界的前列。】
周总理在1975年宣布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有假吗？
李克勤后记：烦请那些思想僵化，只会片面看问题的人，多读一点书，多一点悟道，少一点自以为是。免得再继续闹笑话了。
毛主席有自己独特的读书之道。
从我小时候的感觉看，毛主席对中国传统文化里读书人，那种迂腐的风格可谓深恶痛绝。
后来，在读MBA的时候，有一天一位老师提出MBA不太讲究标准答案，我一下子顿悟。
难怪毛主席对于中国式的考试，十分厌恶。
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有很多考试是按照开门办学的方式进行的。
我记得28中的教导主任多次在考试前强调考试的方式要灵活，开卷与闭卷相结合。
再到后来高考、考研，我都经历过。
我感觉考试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且考试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
如果考试能够解决读书的问题，那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难以忍受的读书人故事发生了。
因此，还是要回到读书上来，回到自觉读书，自觉思考——真正意义上的的读书破万卷上。
书，毕竟是器，关键是读书人的想法说法做法，要过得硬，要首先让自己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这是个人层面的道器变通。
至于集体层面，社会层面的道器变通，这里不多说，还是多去感悟毛主席读书之道吧！
最后再说一句，毛主席是大哲学家，在道器层面的哲学方法论上，那是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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