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面对2016年以来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势，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针对性地推出或阐发了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新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它们构成了美国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一方面，由于有着共同的现实关切，各社会主义方案在拒斥革命社会主义和吸纳左翼民粹主义上展现出相同之处。另一方面，由于所属的流派不同，各社会主义方案在社会主义愿景及其实现方式上又展现出不同之处。美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各种社会主义方案的提倡者能够求同存异，那么美国的社会主义复兴之势就有可能持续下去；否则，美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将因流派之争而再次变得黯淡。
［关键词］
自由社会主义 21世纪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 新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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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桑德斯2016年和2020年的竞选活动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生机。2016年以来，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推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方案——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有针对性地阐发了新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各种方案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共同构成了美国的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互竞争的三大意识形态。21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既引发了自由主义内部的反思，也使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增强。保守主义借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美国的重要政治力量。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在美国虽有复兴，但仍然举步维艰。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无政府主义展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在推进社会主义复兴方面的尝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梳理当前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其异同，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
一、自由社会主义
自由社会主义是吸纳自由主义因素或者说受自由主义因素限制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卡罗·罗萨利是自由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为了在自由主义左翼与社会主义左翼之间创造共识，2016年以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利文斯顿、艾拉·卡茨纳尔逊、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了美国版的自由社会主义。
2017年接受采访时，利文斯顿把右翼势力的崛起归咎于新自由主义，但他不赞同美国社会主义者盲目批评自由主义的做法。因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吸纳自由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才能维持长久的生命力；从实践上说，批评自由主义会疏离自由派。他从美国历史中提取出自由社会主义的因素，希望社会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左翼能团结在自由社会主义的旗帜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仅是可以结合的，而且它们对彼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左翼需要自由主义，反之亦然。”
2020年，卡茨纳尔逊发表了《自由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对“真实乌托邦”的反思》一文。他在文中批评了美国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自由派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做法，称这样的行为无益于美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与自由主义结合，那么人们就只能遭受两种极端——无序的资本主义和专制的集体主义——的折磨。
沃尔泽意识到美国左翼处于分裂状态。为此，2017年他在《异见》杂志上撰文，呼吁美国左翼放弃关于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何者更为重要的争论，集中思考如何建立“弱势群体的跨种族联盟”。2023年问世的《为优良政治而斗争》，是沃尔泽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在该书中倡导的也是自由社会主义。
利文斯顿和卡茨纳尔逊粗略描绘了自由社会主义的特征。前者提出，社会主义既可以是自由的和民主的，也可以是国家的和威权的，美国左翼需要的是“保留市场、小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政治多元主义”的社会主义。后者提出，自由主义的核心元素有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人民同意的政府、法治和政治代表制，社会主义的核心元素有最低生活标准、成功的机会和获得重要资源的可能性，而自由社会主义就是这两类元素的结合，即自由与平等的结合。
相较而言，沃尔泽对自由社会主义的阐释更为细致。他认为，失去自由主义的限制，社会主义将变得专断、教条、偏执和滥权，故而，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运作方式、实现路径等都应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1）强制性的行政行为应先接受议会和法院
的评估，后接受自由选举的政治检验；（2）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政治冲突，政治冲突有赢有输，自由社会主义要求输方的人身和财产自由不受侵犯；（3）自由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结果平等，更拒绝用强制的手段保证结果平等；（4）自由社会主义要求在人民的同意下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5）自由社会主义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政治，但他国的民主秩序只能由他国的民众创造，而不能由美国这样的外来者强加；（6）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过程，没有一锤定音的社会主义方案，自由社会主义要求各社会主义流派保持开放的态度，就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展开讨论；（7）限制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力。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正义原则，经济领域的正义原则是自由交换，自由社会主义要求各领域保持独立，尤其不允许自由交换的原则突破经济领域的边界，主导政治等其他领域。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政治权力。只要市场机制限于在经济领域内运作，只要权力机制限于在政治领域内运作，它们就是自由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二、21世纪社会主义
一般认为，拉美德裔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奇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提出者。他界定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以参与式民主为基础，实行民主的、有计划的、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等价经济”。21世纪社会主义曾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实施过。从拉美国家的实践看，21世纪社会主义是代替新自由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方案，它试图用民主的方式增加国家权力，以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且不以牺牲创新和个人自由为代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充分暴露。见此，美国的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也将自己的方案称为21世纪社会主义，突出代表有弗雷德·布洛克和南希·弗雷泽。他们所说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有两重含义：一是针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而设计的替代方案，二是区别于20世纪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新方案。
在《真实乌托邦》《如何成为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等著作中，埃里克·赖特诊断出资本主义的11个问题，如违背正义原则、鼓励消费主义、破坏环境、侵蚀社群、限制民主等，指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非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因素，认为这些因素的持续生长会侵蚀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基础。布洛克以赖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依据，展望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概貌：从所有制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拥有包括国有企业、非营利性企业、小型私营企业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从治理结构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有多种形式的参与性机构，这些机构将主导城市、社区、工作场所等各个层面的治理；从平等理念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落实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一书中提出的复合平等观，即把社会划分为相互独立的领域，给不同领域的擅长者以不同的回报；从经济形式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建构一种注重力量提升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从生活样态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创造一个宜居的社会；从发展的角度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为创新提供充足的条件；从金融体制上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实现金融体系的民主化；从生态维度讲，21世纪社会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绿色新政。
在2022年的著作《食人资本主义》中，弗雷泽全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秩序，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方案。资本主义常被用来指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她认为，这样界定资本主义并不能充分解释各种危机，应扩展资本主义的概念，把它界定为一种社会秩序，而经济制度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展现出结构和历史两个向度。就结构向度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问题体现为市场领域对非市场领域（生产阶级、社会服务、自然环境、政治权力）的蚕食。这样的食人本性导致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政治危机，激发了各式各样的反抗行为。就历史向度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历经了商业资本主义、自由殖民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四个时期。21世纪处于第四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交织。只有把矛头指向食人的资本主义秩序，纠正各种不公正现象，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受压迫者才能获得解放。弗雷泽列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三项原则：第一，重新调整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的关系，用公正的原则代替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第二，民主地分配剩余价值，改变视经济增长为第一要务的倾向，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过错提供补偿；第三，在顶层和底层取消市场，在中层保留市场。“在21世纪，我们值得追求社会主义计划；‘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流行语或历史遗迹，社会主义必须成为真正替代目前正在摧毁地球、妨碍我们自由、民主和美好生活机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名称。”
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
美国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聚集在《雅各宾》杂志周围。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他们依然把不同程度的公有制和计划管理作为目标，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帕特里克·艾伯评价道：“《雅各宾》杂志的读者们较为激进，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2016年以来，美国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集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上，代表性成果有《雅各宾》杂志创始主编巴斯卡尔·桑卡拉的《社会主义宣言》、多位社会活动家以《美国新左翼》为题发表在《新左翼评论》上的五篇文章、《雅各宾》杂志与沃索出版公司合作推出的著作《对抗资本主义》等。
阶级斗争曾是美国左翼的主要斗争方式，但20世纪60年代后，其重要性被身份斗争所取代。其客观原因是，这时的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丰裕社会”或“后物质主义社会”。社会转型带来了三点后果：一是物质问题不再是困扰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二是体力工人数量减少，以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增多；三是“消费者”成为工人与他人共享的身份符号，阶级认同被消解。其主观原因是，美国自由主义者始终致力于使阶级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尽管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主义左翼没有放弃斗争，但他们使用的主要工具不再是阶级理论，而是“交叉性”这样的概念。不过，桑德斯却把自己的竞选运动喻为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把富人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在这样的背景下，阶级斗争再次受到重视。
桑卡拉认为，桑德斯的竞选纲领虽然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却有着阶级斗争的底色，而正是这样的特征使桑德斯赢得了数百万人的支持,给美国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所以他号召美国左翼采用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即把桑德斯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作为当前目标，但要同时进行阶级斗争，把社会民主主义引向社会主义。桑卡拉把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称为21世纪的美国主义，说道：“当务之急是，我们能否通过改变说辞、融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使左翼进入美国的政治主流，同时让工人阶级独立地参与政治，不再总做自由主义的反对派。换言之，我们能否在不失本色的前提下（或者是装扮成保罗·列维尔），变社会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主义？”为此，他提出了确保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三项关键措施：创建群众性政党、培养社会主义活动家、动员工人阶级。
杰里米·贡、萨拉·梅森、玛格丽·米兰达·阿尔卡萨、阿丽尔·萨拉伊、雷内·克里斯廷·莫亚等社会活动家支持桑卡拉提出的方案，他们在《新左翼评论》上撰文，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明了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组建工会和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使选举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等。概言之，他们都在思考如何确保桑德斯式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斗争底色。就像《新左翼评论》的编者所言，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关乎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之势能否持续下去。
维维克·齐伯在《对抗资本主义：世界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对桑卡拉表示了感谢，提出自己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有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批评“交叉性”概念，主张阶级分析的优先性。与之不同，齐伯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是基于现实需要：一是离开阶级斗争的进步运动会导致被压迫群体内部的分裂，因为这样的运动不包含财富再分配的要求；二是阶级斗争蕴含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原则之于左翼团结的重要性。他把阶级政治和选举政治视为社会主义者的左右手，但考虑到现阶段阶级斗争滞后于选举政治，他呼吁把阶级斗争作为当务之急。“不研究如何组织工人运动，仅靠选举，左翼不会如愿以偿。”
四、新无政府主义
美国无政府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不一。美国最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在阶级对抗激烈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共产主义成为主流。二战后，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勃发，无政府和平主义和绿色无政府主义擅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又与网络结合到一起。
敌视权力以及权力的各种化身，是无政府主义一以贯之的原则。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实现理想原则的方式是“直接行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直接行动有怠工、暴力斗争和单一大工会主义。而当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直接行动是“预演政治”。弗雷泽等学者提到的美国“新”无政府主义正是“新”在这一点上。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是预演政治的主要阐释者。他认为，主流政治话语把无政府等同于无秩序，使民众误认为激进政治变革必然导致混乱、修补现有体制才是可行之道。因此，开启激进政治变革的前提就是向民众预先展示无政府的社会是可以有序运转的。他赞同蒲鲁东的观点：无政府意味着秩序，而政府意味着内战。可见，预演政治既是实现理想原则的途径，又是理想原则的预先展示，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从格雷伯等人的言说和实践来看，新无政府主义主要有两条原则：直接民主和互惠主义。2016年之前，格雷伯就在《民主工程》等书中提到过这些原则，而他参与领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这些原则。2016年以来，美国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上升，这让格雷伯认为预演政治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所以在2020年的新著《无政府：一种言说的方式》中，他对无政府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是直接民主。2008年金融危机是富人的投机行为导致的，但小布什政府解决危机的方法却是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机构续命。美国民众最初对奥巴马寄予厚望，但当选后的奥马巴也遵从了共和党政府的逻辑，变为背叛民众的精英。代议民主制的问题暴露无遗。格雷伯认为，美国有着直接民主的传统，美国民众渴望自治，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却是反民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讳言民主二字，在美国建国时期，“民主”和“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语。他以自己的经验证明，民众是可以在直接参与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作出决策的，因此，他主张用直接民主制代替代议民主制。“我回到美国，加入了以达成共识为决策原则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参加了有1000人组成的发言人会议，人们被分入亲和小组，在经过直接民主能力的基本训练——如如何用手势传递信号——后，都在同一间屋子里落座，没有领导层，人们也能作出集体决定。”
其次是互惠主义。互惠主义又被格雷伯称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或“草根共产主义”，指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分享资源以及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互帮互助行为。他举例说道，当你需要一把扳手修水管时，他人顺手递给了你，却不问可以从中获得什么好处，这就是互惠主义的体现。作为人类学家的格雷伯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必需的，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交易行为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互惠行为也不罕见。他试图据此说明，共产主义不需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共产主义因素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
五、美国新一轮社会主义
思潮的同与异
桑德斯获得的支持，鼓舞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试图抓住机遇，推动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例如，弗雷泽说道：“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也归来了！几十年来，这个词被认为是一种尴尬——人们鄙视它的失败，认为它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残余。现在不是了。至少在美国不是。”同样的意图决定了各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同之处，但各社会主义流派依循的传统和观察的视角不同，所以它们之间又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一）相同之处
美国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同之处体现在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拒斥和对左翼民粹主义的吸纳上。美国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这样的适应性调整，扩大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一是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拒斥。在美国，支持社会主义的主要是18至29岁的青年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冷战结束后的年代，较少受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偏见的影响。美国社会主义者对此都有着清楚的认识。为扩大社会主义在美国的社会基础，他们共同的做法是声明自己的主张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区别：不使用暴力革命手段，不寻求计划经济体制。倡导自由社会主义的利文斯顿、卡茨纳尔逊、沃尔泽都表示赞同伯恩施坦的观点。沃尔泽就说道：“运动本身比结果重要。”他们明确反对计划经济，视市场为自由社会主义的必备要素。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布洛克和弗雷泽同样如此。布洛克的21世纪社会主义延续了赖特的思路，赖特批评苏联摧毁资本主义的做法不能创造出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布洛克则有针对性地说道：“问题在于，单一的所有制安排往往会导致权力的集中，而集中的权力很难被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当国家掌管生产资料时，权力的集中显而易见，巨大的权力会集中在顶层的经济计划者手中。”他赞同沃尔泽的“复合平等观”，其目标仅是限制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弗雷泽呼吁“一劳永逸地结束食人资本主义”，但她提倡的斗争方式并非暴力革命，而是选举政治。虽然肯定了马克思对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她表示自己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有别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者应该旨在一口气消灭这种区分。相反，苏联废除‘政治’和‘经济’之间区别，这种灾难性的做法可以作为对人们想消除区分的普遍警告。”她还特意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是保留市场的。提倡新无政府主义的格雷伯赞同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和革命主体并非无产阶级的判断。“巴枯宁当然是正确的：成功的革命发生在俄国、西班牙、中国，而非英国或德国。”他不否定市场，而是主张把市场建立在互惠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用更好的方法管理市场。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态度是相对友好的。在《社会主义宣言》中，桑卡拉称苏联发起的针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值得原谅，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在探索一个更好的世界。齐伯认为，苏联的经验特别是列宁提出的政党组织原则值得学习。但即便是他们也不认为革命手段是可取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是值得追求的。虽然卡茨纳尔逊点名批评桑卡拉为苏联所作的辩护，但桑卡拉并非完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反而称试图通过革命从必然王国一跃飞入自由王国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桑卡拉主张取消的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依然保留货物和服务市场。同样提倡阶级斗争的齐伯认为，计划经济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市场社会主义才是出路。他还以中国为例，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
二是对左翼民粹主义的吸纳。尚塔尔·墨菲把“人民—寡头”二分法视为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这样的划分把社会冲突框定为去民主化与民主化的斗争：寡头通过去民主化压迫人民，人民进行的则是反压迫的正义斗争。墨菲认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后民主的时代，左翼只有采用民粹主义的策略才能破除新自由主义施加的后民主秩序，因为左翼民粹主义一来可以唤起人民对民主化的情感认同，二来可以破除阶级还原论，整合阶级斗争和各式各样的新社会运动。桑德斯使用的就是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他曾说道：“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这表明我们的理念符合民众的主流意愿，这也表明数百万的美国民众都支持更为大胆、进步的提案，敢于挑战富人阶级，建立起真正为所有民众服务的政府，而不是仅服务于主要的竞选捐助方。”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
首先，这体现在美国各社会主义流派对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的肯定上。代议民主制是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制度原因。德国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说道：“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都诉诸民众对代议精英的不满。所以，瓦解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将这股民意引向社会主义的可行方法，就是突出社会主义对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的承诺。在沃尔泽的自由社会主义中，民主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自由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常常被他交替使用，例如，是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人民自主决定，其他主体不能代劳，而所谓的其他主体就包括民粹主义者。弗雷泽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以重新调整市场领域和非市场领域的边界为核心原则之一，而如何调整则由人民亲自决定。“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使制度设计过程民主化。这意味着使社会领域的设计和范围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在我们背后为我们决定的事情，现在应该由我们通过集体民主来决定。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参与法律理论家所谓的‘重新划界’（redomaining）:重新划定划分社会领域的边界，并决定将什么纳入其中。”桑卡拉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合理的，特朗普比希拉里的选票少近300万张，却赢得了大选。因此，他把实现美国各项制度的民主化作为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具体措施有：破除工会的官僚化结构，以公投的方式修改宪法，取消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和赢者通吃的制度以鼓励民众的参与，支持桑德斯提出的工作场所民主化法案等。格雷伯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前者落实了直接民主制。他不仅反对政治精英以法律和秩序为名对民主进行的压制，而且将直接民主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原则。
其次，这体现在美国各社会主义流派对阶级斗争和新社会运动的整合上。在2018年出版的《为了左翼民粹主义》一书中，墨菲批评了认为她更看重新社会运动的观点。她澄清道，阶级斗争和各式各样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反抗压迫的“等同之链”。“人民—寡头”二分法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使各式各样的斗争都以人民的名义开展。沃尔泽提出，各种反抗压迫的斗争都有独立的价值，阶级斗争不具有优先性，不能以阶级斗争为名将其他社会斗争边缘化。同墨菲一样，弗雷泽批评了阶级还原论，将阶级斗争和新社会运动并置。“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必须纠正这些其他的不公正现象。它绝不是‘仅仅’改变经济生产的组织，还必须改变后者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和性秩序。同样，它必须结束资本对自然的自由驰骋和对被征服民族的财富的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帝国压迫。总之，如果社会主义要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仅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也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整个制度化秩序。”有学者认为，《食人资本主义》的问世标志着弗雷泽走向了全面的资本主义批判，而民粹主义的影响是她完成这一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格雷伯也反对将阶级置于优先地位，强调权力压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的反抗斗争具有不可化约的异质性，呼吁不同的弱势群体摒弃理论上的分歧，共同参与预演政治的实践。
在美国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中，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把阶级斗争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齐伯也承认阶级分析不具有优先性，他肯定阶级斗争仅仅是出于现实需要；二是桑卡拉和齐伯使用的是扩展了的工人阶级概念，前者把美国60%左右的人口算作工人阶级，后者把美国2/3的人口算作工人阶级。不难看出，扩展了的“工人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二）不同之处
尽管有着共同的现实关切，但美国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认识。
首先是社会主义愿景的不同。虽然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但沃尔泽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利文斯顿认为，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就是自由社会主义的体现；卡茨纳尔逊认为，艾德礼治下的英国最接近自由社会主义。沃尔泽没有给自由社会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但他常以民主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21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前者打算替代的除了20世纪的革命社会主义外，还有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布洛克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以赖特的分析为根据的，而赖特将社会民主主义定义为一种驯服资本主义的策略，认为这种策略在21世纪的头十几年中以失败告终。弗雷泽在区分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时提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可以在不扰乱资本主义的基本财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动力的基础上，保证就业和收入、公共卫生和一个宜居的地方”。她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否定了这一观点，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都要求保留一定程度的私有制，而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要求废除私有制。按照桑卡拉的设想，不仅银行会被国有化，而且国家将接管所有的私人公司。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面，新无政府主义又以对国家的反对区别于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
其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不同。自由社会主义者试图驯化资本主义，而21世纪社会主义者试图结束资本主义。尽管目标不同，但两者都寄希望于选举政治，他们提倡社会运动，也是希望社会运动助力选举政治。与之不同，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更看重阶级斗争的作用，认为选举政治应为阶级斗争服务。桑卡拉提出，唯有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社会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杰里米·贡等人认为，开展阶级斗争能防止当选的政治家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齐伯指出，阶级斗争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任何进步运动，无论是女权运动还是反种族主义运动，都应提出收入或经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否则这样的运动只是在为富有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必然导致女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内部穷人阶层和富人阶层的分裂。而对选举政治感到失望是格雷伯选择预演政治的重要动因。总之，选举政治、阶级政治和预演政治都有提倡者。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方式之间的区别。沃尔泽在提到格雷伯参与组织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认为占领者的口号响彻全美，但去领导的组织原则使其影响力很快消失，最终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受益的恰恰是占领者谴责的那1%的富人。他总结道：“崇拜领袖是对自由民主制的威胁，归根结底是对民主制的威胁。但解药不是去领导的组织原则。”弗雷泽称新无政府主义者把直接行动当作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钟爱的实践不仅是批判的来源，也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她的言下之意是，新无政府主义者误把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当作外在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推崇的直接行动并不能结束资本主义秩序。另外，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无政府主义的提倡者之间也有分歧。为桑卡拉等人所看重的工人阶级，在格雷伯看来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他特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认识。
六、美国社会主义的前景
思想之争往往导致派别之争，而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派别之争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力。21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的问题，使美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对美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如桑卡拉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和桑德斯竞选运动取得的成绩使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实现成为必然。弗雷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证明资本主义秩序正处于全面的危机当中。她在《食人资本主义》一书的结尾呼吁：“现在是时候弄清楚应该如何饿死这头饕餮巨兽，一劳永逸地结束资本主义了。”但综合美国新一轮社会主义思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判断认为，美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并不明朗。2016年以来，美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复兴之势能否持续下去，还取决于各社会主义流派接下来的作为。
如果着眼于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处，那么自由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无政府主义的提倡者就会以终极目标来审视当前的措施，赋予当前的措施以终极意义。如此一来，派别之争将会愈演愈烈。目前，已有了这样的迹象。“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目前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2016年以来，大量青年人的加入助推了该组织的发展，2021年其成员数已增至9.5万，规模仅次于鼎盛时期的美国社会党。但由于在选举政治和阶级政治上的分歧，“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已出现分裂，其成员数在2021年达至顶峰后开始下降。显然，愈演愈烈的派别之争会削弱美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力量，终止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之势。
如果着眼于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那么21世纪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无政府主义的提倡者至少可与自由社会主义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因为自由社会主义不仅允诺了渐进主义的策略、去商品化的举措、进一步的民主化，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持开放的态度。沃尔泽等人之所以糅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为了使桑德斯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更加美国化。这样的允诺、立场和动机至少不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在现阶段的目标相冲突。换言之，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可以将自由社会主义视为通往理想目标的一个中间环节。拒斥革命社会主义和吸纳左翼民粹主义的共同立场，意味着妥协是有可能达成的。果真如此，自由社会主义或其变体将在美国发挥持久的影响力，使美国的社会主义复兴之势延续下去。派别之间的妥协还会带来其他益处：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主要的动员对象，而新无政府主义对美国的左翼运动有着重要影响，借力阶级斗争社会民主主义和新无政府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将更为广泛，赖特提出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侵蚀资本主义的策略将真正得到落实，从而开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
总之，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之势能否持续下去，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最高点，美国能否最终开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有赖于主客观条件的契合，而各社会主义流派淡化终极冲突、关注当下共识，是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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