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城市空间为切入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出发，揭示了空间背后资本、权利和文化的角力。在对资本的批判中，重新定义了进入城市的权利，呼吁空间正义。同时，揭示了空间背后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症候，关注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文化精神问题，对人类生存方式做了新思考。对其研究，不仅能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话语的建构，还能为解决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空间难题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路径。
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形态，与以文学与艺术作品为对象的传统批评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直面社会现实，将批评对象从文学与艺术扩展到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城市空间。它直接介入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出发，挖掘空间背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不平衡地理发展中对正义与权利的诉求以及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表征，展开了对资本的批判，对空间正义的追求，对城市文化的建构，为改善人们的生存空间，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
一、空间的生产：从商品到资本的转换
“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的出现及其野蛮生长，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帷幕。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奠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资本维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提供了批判空间资本化的理论武器。
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商品折射出了资本的地位从交换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迁移过程，社会由商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由对交换领域内商品的祛魅开始。他指出，“商品的神秘性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然而，在资本驱动的生产关系中，商品不只是贸易交换中简单的对象物，比如一件衣服，它不仅仅是货币的等价物，用于偿付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一般劳动时间，更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默认的资本主义社会恒定性的表征。商品这种特殊的物表面上展现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背后隐匿的却是人与人(资本家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生产者与消费者等)之间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的历史长河凝结着的是丰富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历程。其间，商品的资本化悄然发生。空间作为现代社会炙手可热的商品，同样经历了由商品到资本的转变。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转向不仅是对资本批判话语的丰富,也是意识到了空间作为当代社会新生商品的资本属性。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一观点。他认为，空间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早已由空洞的物理存在变成了社会生产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实现了由在空间中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的转变。空间自身的生产的本质上便是空间的资本化转向，即空间获取了如资本一般的自我繁殖、自我生产的能力，不仅可以活跃在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也能畅行无阻，房地产业便是生产领域的空间资本化。
的确，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代，空间早已不是古典主义时期抽象的精神存在或空洞的物理存在，而是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有机实体。从不动产到动产，在房地产业，空间就是流动的资本。针对空间的资本化，列斐伏尔点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空间逐渐转化为了动产化、重交换价值轻使用价值的均质化空间。他指出，空间的动产化从铲除传统对土地所有制的影响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曾长期处在不重要的位置，是地主阶级的不动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扩张让土地由不动产变为动产，化为流动的资本，应用在建筑和金融投机领域，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中心。建筑业依靠着空间，带来了金钱，空间成了流动的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交换价值远超其价值。交换价值要求空间最大的可交换性，更进一步地推动空间的动产化，空间的均质化由此发生：“首先是土地、空间的流通，尽管过去它们被称为‘不动产’。住宅的市场已经普遍化了。人们处理空间，也就是住宅单元的方式，是让它们恢复均质性，可以和其他部分比较，因而也可以交易。”空间被片段化、碎片化，以便整体或部分地出售，被动产化、均质化、可量化以达到无限的可交换性，使得空间的交换价值淹没其本身的实际价值，以获取空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最大剩余价值。总之，一切都服务于资本对空间剩余价值的最大剥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
空间资本化下的均质空间，否定了差异。这些化为了资本主义空间的内在矛盾之源，激发着普遍性空间的爆炸，造成空间的混乱与矛盾，最终导致全球化背景下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翻译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后，大卫·哈维接受了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观念，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当代批判，指出导致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罪魁祸首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分布的不均衡与空间的资本化。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源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即以空间带来的灵活积累取代了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大生产中的地位，实现了资本的地理发展。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的过程时指出，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他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简言之，即资本发展的早期逻辑是力求用时间征服空间。然而，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积累模式开始反转，为获取更多利润，开始用空间消灭时间。这是资本在空间上灵活积累的模式。空间的灵活积累取代了资本早期凝结在时间上的原始积累，成了马克思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发生转向的重要原因。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资本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灵活积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全新的生产部门、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的极大提升，导致了不平衡发展模式的迅速变化，包括各个部门之间与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各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迅速变化指的便是新技术以及新商业组织模式形成的灵活积累在空间上的自由性，其本质便是以更具空间流动性的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取代了原先在空间上凝滞的福特式工业生产模式。这种空间的灵活积累在当下表征为经济全球化。然而表面上，人人得利，都能分得发展的一杯羹，但这种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是新一轮的不平等。哈维指出，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新的空间重组不断生产着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是资本积累在空间布局的必然体现，传递着资本主义永恒的扩张与不平等，引发了人们对空间正义的追求。空间的资本面向由此导向空间的权利面向。
二、进入城市的权利：寻求空间正义
空间资本化对内加剧了城乡二元格局下不均衡发展，导致了新一轮的不平等。能否平等享有进入城市的权利，获得空间上的正义，成了现代人共同追逐的基本生活目标。
(一)进入城市的权利
“进入城市的权利”由列斐伏尔提出，即“进入都市生活、人文环境与新型民主环境的权利”。列斐伏尔以《进入都市的权利》为开端，开始了城市空间研究，力图设计一套服务于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的规划。
列斐伏尔将进入城市的权利作为主要研究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城市破坏的触动。在《进入都市的权利》的第二卷，他点明，进入都市的权利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发展及其后果等问题，这些问题掩盖和粉碎了关于空间的问题，都市中人身保护方面的那些必要权利不再能满足需要；都市空间因资本地位而被分割、隔离，损害了城市空间对集体居民普惠的总体性；都市设计上贫乏的可读性陷阱使人类学意义上的“居住”变成了资本意味浓重的“住宅”。列斐伏尔站在人的立场上提出平等享有进入都市的权利，呼吁重建统一的总体性空间，抵制资本等因素带来区隔的、等级森严的破碎空间。所以进入城市的权利“用最‘现实’的术语来说，它指的是城市居民的权利，还有那些在交通、信息和交易的网络与流通中出现而结成(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团体的权利”。
更深层次上，进入城市的权利意指进入城市空间的最核心——构成性中心——以享受城市集中资源的权利。构成性中心是列斐伏尔为解释进入都市的权利提出的概念，是一种聚集、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由不同生产方式构成，集中了财富、权力、信息、文化等。其次，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为了获得统一的总体性空间。列斐伏尔认为，健康的城市是总体性空间，而非现实中分散的、碎片化、处处存在隔离的等级空间。最后，“进入都市的权利，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这是列斐伏尔基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分析，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判断。他指出，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中心的空间价值会越来越高，原住居民会被迫迁走。借此，他们会获得偏离中心的居住空间或一定金钱的补偿。这种解决方式貌似会使原居民获利，但忽视了空间与时间的统一。距离中心更远的空间，离城市构成性中心也远，意味着时间上的牺牲。在对空间的消费中，时间会重回舞台。因为借由空间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是社会时间。人们购买空间，其实是购买对时间的支配权。列斐伏尔呼唤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取代分割的联合体，正是为了让所有人享受到空间与时间的平等。
(二)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对城市权利的诉求是对不公正资本再生产空间的批判。然而，权利无法保障时，需要的是城市革命。在吸收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哈维以城市革命来完成对列斐伏尔的超越。
谈及城市权利，哈维指出，虽然“‘城市权利’的观点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转向列斐伏尔的思想遗产(尽管列斐伏尔的思想遗产也很重要)。在城市社会运动中，街头巷尾发生的事情比思想遗产更为重要”。可见，哈维并未简单因袭列斐伏尔的观念，而是结合所处时代，重新审视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寻求新发展。
哈维对“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概念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他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他笔下的“城市权利这个观念基本上源于城市生活的街头巷尾、城市的街区，城市权利是受压迫人民在绝望时刻寻求帮助和寄托的一种哭泣”。平民的视角让城市权利具体化、生活化，可触摸。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哈维强调，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非资本主义倡导的个人或群体权利。他点明，“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另外，改变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城市化过程中集体力量的运用，所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15。否认城市权利的私人属性，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权利和私人物权为基础的城市权利无法从根本上挑战霸权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更无法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国家行动的模式。只有呼唤集体化的城市权利，才能避免城市权利最终落到私人或准私人手中，避免城市空间的阶级化和特权化。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权利必然导向到城市革命。哈维指出，城市权利对集体权利的诉求，把人带回到一个古老的问题——由谁控制城市化和剩余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使用，引出了“城市革命”这一概念。他肯定列斐伏尔从城市意义上讨论巴黎公社这场社会革命，说明了城市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他认为众多的地方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可以结合成广泛的运动。因为资本家垄断地租时面对诸种矛盾呈现出结构性意义，通过寻求真实性、地方性、历史、文化、集体记忆和传统的价值可以打开政治思想和行动的空间，在其中发现和追寻社会主义方案，削弱资本的力量。
(三)寻求空间正义
空间正义的概念并非一人之力的一蹴而就。“当正义问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的时候，其他替代术语早已开始使用，例如地域正义、环境正义、正义的城市化或者社会正义的地理学等。”其中地域正义和哈维有关。
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哈维提出了地域再分配正义，并谈到了城市正义。他点明：“城市正义的实质是要面对非家长化统治模式的边缘化现象，在边缘化政治中寻求组织，采用调和的方法，解放那些受这种特定形式压抑的人群，要将权力赋予那些受压抑的群体，而不是剥夺他们进入政治权力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消除文化霸权。”
2010年，“空间正义”由爱德华·索亚2000年《后大都市》中的篇目标题变成了他《寻求空间正义》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在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理论滋养下，空间正义这一概念在理论研究和社会运动中的意义越发明显。空间正义意指正义的空间性，要求从地理学、空间的角度重建正义。它是对空间支配、空间剥夺与压迫的批判，力图通过培育空间化意识鼓励人们加入社会运动以抵制根植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是对空间霸权的反抗，这实际上正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所以索亚点明，空间正义的寻求总是与城市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索亚看来，城市权可以将那些被剥夺和边缘化的群体动员起来为空间正义而斗争。
索亚“空间正义”的概念存在一定争论。空间正义是指空间的正义性，还是指正义的空间性?有学者以此来区分索亚和哈维的城市正义观——“如果说在哈维的理论脉络中，空间正义更多地指涉社会正义，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理解空间中的社会正义问题，索亚则更多地从地理学与空间维度来辨识与建构正义，即讨论正义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坚定的空间视角。”索亚对此也曾回应。他点明，二者是有不同，但基本上一致。区别可能在于空间的正义性是说，地理可能是不正义、不公正的。因而寻求空间正义是对城市权利的追求，是获取城市权利的解决途径之一。正义的空间性则是为了建构更正义的空间。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论证了空间与正义的内在关联后，索亚讨论的重心便转到不公正地理的生产和再生产上，探索地域歧视、不同层级空间政治组织对空间正义的影响，呼唤一种行动联盟，即劳工—社群组合，以实现城市空间的秩序重建。
三、作为文化症候的空间：从现代到后现代
从现代到后现代，城市空间的文化解读不断增加，甚至超越了早期的政治经济解读，空间作为一种文化症候越发被凸显出来。在城市空间背后烙有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人类文化与精神上的印记，以及资本主义剧变下后现代主义文化下城市人群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的转变。
对空间背后蕴含的审美现代性及其文化解读，不得不谈本雅明。然而，“本雅明对现代生活各种特定形式和能量的敏锐把握，似乎大多得自齐美尔”。所以在谈论本雅明前，齐美尔是不能回避的对象。二人是最早一批从现代性出发分析城市空间文化的学者。虽然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分析角度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即对城市现代性情感体验的把握。二者对城市的记忆共同指向了世纪转换期的大都市柏林，齐美尔1903年的《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谈论的是柏林，本雅明的《柏林纪事》在讲述1900年前后的柏林。
齐美尔更多是从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心理体验，来阐发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这种心理主义依照人们内在生活的反应和事实，即通过主体内在的心理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现代性集中表现为人在货币经济主宰的大都会下的心理体验。齐美尔将之概括为四点：一是偏理性，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与工作；二是精于计算，对自己的行动权衡利弊得失；三是厌倦享乐；四是人情淡漠，人与人淡漠疏远。本雅明则将目光集中在城市空间内游荡的现代主体。他的著作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城市的关系，更怀着人道主义去解读现代都市典型人群闲逛者、捡垃圾者、妓女。在他看来，他们是城市现代性的典型主体。此外，本雅明特别关注城市内的新式商业建筑空间类型拱廊街。在他看来，建筑是隐而不见的“神话学”的重要痕迹，他对拱廊街的分析引人注意。他指出：“这些拱廊街是豪华工业的新发明，它们用玻璃做顶，地面铺的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过道通向整个一大批建筑群，那些建筑的主人们就以这种方式协同经营。通道两侧尽是些最高雅豪华的商店，灯光从上面照射下来，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拱廊街是一座小型城市，甚至是一个小型世界。”直接点明了拱廊街的性质——资本主义商业化高度发展的小型城市。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化以摧枯拉朽之势破除了氤氲在古典时期的自然静谧，人类对空间的改造和征服能力已今非昔比，也开启了对自身生产实践出来的空间的分析、体验、反思。“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齐美尔、本雅明正是以这相似又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城市空间中人类主体感受和体验资本主义剧变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新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齐美尔将城市空间的现代性理解为心理主义，忽视了大机器生产的现实工业社会对人空间体验感的形塑，毕竟“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除了探索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现代文化的关联外，城市空间批评发展到当代，越来越开始关注起后现代文化在空间上的表征。从现代主义、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转变，美国洛杉矶学派的迈克·迪尔发掘了列斐伏尔和杰姆逊身上潜藏着的关于空间一脉相承的后现代血统。对比列斐伏尔与杰姆逊的研究，迪尔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是现代主义传统对空间加以分析的典范，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则提供了对空间分析的后现代视野。通过空间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空间的生产、空间的社会理论等话题，他点明后现代思想在现代性思想中有迹可循，列斐伏尔和杰姆逊对空间的分析有区别，也有联系。其实，单从对空间的文化研究视角来讲，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虽或有涉及对“现代”的讨论，但并没有对空间展开细致的文化研究，在其《日常生活批判》中也没做过多阐释。然而，杰姆逊则不同，正如迪尔点明的，“不过显而易见，他强调文化的意义，与以往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经济相比，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拨”。
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者，杰姆逊对空间的分析具有很强的文化意识。这点在他对全球性空间的解读上可见一斑。面对全球性空间，他认为，全球性空间意义和根源都是文化，一切都成了文化。他把空间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大症候，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后现代文化的空间批判。他指出，时间体验(存在论的时间，以及深度记忆)是高级现代性的主导因素，而“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如同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主张以特定的空间转换来区分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点明了后现代文化的空间属性。
随着后现代空间一起凸显的还有主体的身体感知。从主体的身体感知与后现代空间的关系出发，城市空间批评在后现代文化上生长出了新概念。反思后现代主义文化，分析后现代空间直接带给人的感官冲击——“这种新潮的建筑艺术当下就仿佛刺激着我们去发展新的感官机能，扩充我们的感觉中枢，驱使我们的身体迈向一个全新的(至今仍然是既难以言喻又难以想象的，甚至最终难以实现的)感官层次”,杰姆逊将空间与人类主体的身体感知联系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认知绘图”和“超空间”这两个概念。“认知绘图”是他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讨大会上宣读论文的题目。在这篇论文中，他同时提到了“超空间”的概念。他指出，身处后现代主义建筑，人们丧失了方向感，迷失、困惑于主体性感官体验的冲撞中。“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后现代主义消除了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并且消除了传统建筑风格和样式的诸多因素。在他看来，波拿文彻酒店是一种‘总体的空间’,一个‘充分自足的世界’,它不愿成为自己所在城市的组成部分。”他对后现代建筑波拿文都拉酒店的描述集中体现了“超空间”的概念。他点明，波拿文都拉酒店与周围城市环境的刻意分离、封闭，显示了酒店本身作为城市的对等物——微型城市的自治。酒店内部空间的安排缺乏人们熟悉的明确标识，人们失去了凭借身体和经验辨识空间的能力，无力把握空间，就如进了迷宫。这种无法被身体和经验辨识的空间便是杰姆逊称为“超空间”的后现代空间。
结语
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形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从现代人生存生活的空间场域——城市出发，揭示了空间资本化下不平衡地理发展所引发的平等问题以及现代性文化和后现代精神挟持下人类在主体的窘迫与迷茫，展现了空间的三个面向——资本、权利与文化。三个面向分别表征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个维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的视域下，这三个面向中，资本面向与权利面向关系密切，一定程度上是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面向引发了权利面向，二者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然而，在分析空间的文化面向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批评并没有过多关涉其资本面向与权利面向，资本面向与权利面向处在一种隐匿的状态，一定意义上遮蔽了空间文化面向的物质基础。这也导致了城市空间批评在文化面向缺乏稳固的根基，容易滑向主观心理主义，暴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因逐渐远离政治经济而缺乏彻底与牢固斗争性的局限性。
作者：史晓林
文章来源：《华中学术》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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