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老师的长篇巨著《黑与白》中生动地塑造了很多人物，让人不由得会想某个人物的原型是谁，或者去想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某个人物的影子，但是有一个人物，如果不是后来在读书会的群里讨论时提及，我甚至忘记了他，那就是老郭——郭文才。
郭文才的出场，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王晟入狱后，老郭是他在农业队劳动的“队长”。他们打了几次交道之后，老郭讲了自己的故事——
老郭的故事从7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地震”时讲起。他是他们村唯一一个回乡务农的高中生，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知识青年”，他爹用卖山货攒下的钱买的比大队支书还要好的上海牌的夜光手表，提高了他的地位，很快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委员兼四小队队长。1974年中国上映了重拍的电影《青松岭》，这个电影影响了很多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作为小队队长的青年郭文才“满怀信心，正准备像电影《青松岭》里唱的那样，带领乡亲们‘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时”，“万山大叔”不在了，生产队突然解散了。郭文才不能接受，因为群众的生活明显在一天天变好，他当上队长后还准备建一座小水电站，让每户社员用上电，还能增加粮食产量，如果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就不可能修水电站了。郭文才不能理解集体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解散，作为一个不识时务的人，郭文才没有带领自己的小队率先分田到户，而是最后一个，于是被免去了队长职务，党也没入上。后来郭文才消沉了一阵后，跟他爹收起山货，很快就成了村里的“先富”。结了婚，生了娃，日子过得挺和美，却因为一块手表，被地富的后代诬陷，又因派出所长对地富后代的包庇，进了监狱，父亲与儿子先后去世，让他丧失了重新生活的信心，还不到五十岁，就已经是“脸上皱纹比核桃还密”的老郭。
郭文才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让我想起了雷锋。1956年中国农村处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革时期，农村迫切需要稍懂文化的人才。雷锋所在的乡里有五个生产队，却只有一个人能读报纸，还是一个富农的儿子，因此乡政府希望能有一批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雷锋正好面临高小毕业，并且有机会升入中学——他们班47人有30多人考取了中学，但雷锋主动要求回到农村，他是他们班唯一的一个。50年代小学生凤毛麟角，到70年代农村已经有高中生了。郭文才回村是否出于自愿不知道，但是显然像50年代一样，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回农村的。据说某省知青为了回城，喊出了“我们不做牛马，我们要做人”的口号，这说明他们视务农为当牛做马，也说明虽然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但是多数人的思想并没有被改造过来，对优越生活条件的追求还是很多人的首要目标。由于多数人还是追求进城，那么郭文才不论是不是主动回乡，都是十分难得的，——要知道那个时代高中毕业生的能力，恐怕要超过现在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的。只是，他的觉悟可能并不强，这也为他遭遇挫折即萎靡不振打下伏笔。
郭文才当上这个小队长，不仅仅因为他是高中毕业生，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拥有全村最好的手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农民的价值观似乎已经跟毛时代宣传的方向有所偏离了。而给他买手表的钱是他爸爸卖山货买的，这一方面说明那个时候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并不像很多人宣传的那样吓人，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爸爸可能有点像电影《青松岭》中的孙福，将精力不是主要放在集体生产上，而是放在搞副业上。就像回村务农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主动选择，当这个队长，似乎也不是他主动争取的，这样一来，主体意识就显得不强。
虽然郭文才对“革命”的认识并不深刻，主要是因为手表的缘故当上小队长，但他的本质很好，多年的教育也没白受，他还是很想要为集体事业而奋斗的，是想带着大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奔前方的”，也有很多的愿景和规划。然而风云突变，上头来了文件，要解散集体，分田单干。其实说是突变，但我们从前面两点中也能看出来，群众中的私心和对金钱、物质的追求已经在唱着主角，因此虽说是上头来的文件，但是文件之所以能比较顺利的执行，就说明“分家”是符合很多人的心愿的——既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干嘛不顾自己的小家，让它更上一层楼呢？像郭文才父亲这样的人，早就巴不得脱离集体，去做自己的小买卖了。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人的改造是非常困难的事，多数人并没有“狠斗私心一闪念”，还没有被培养出“公心”，因此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把集体分了，自己得到很多好处，看不到集体被拆散，人也将变成散沙，终将会在资产阶级面前败下阵来。
人们说到“走资派”，往往只说上面当官的，可能没太认真去想群众是否想“走资”的问题。我曾经读过一篇陈伯达的《学习毛主席四篇哲学著作解答报告》，里面谈到说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松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让劳动群众自发地去做，结果就会出现资本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民有一个自发倾向，所谓自发，就是无产阶级不去领导它，让它自己去搞，必然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只有二十年的历史，而农民心中的小农意识可有几千年了，这就像是一个新生儿跟一个老头子的较量，老头子虽然老朽了，但是力气也要比新生儿大很多。
所以要继续走教员路线的郭文才，面对的不只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有群众自发的“走资”要求。他虽然顶着不想分，但最终他们的小队，还是最后一个分田到户了。这又让我想到浩然所著《苍生》中的村党支部书记邱志国，一开始也是顶着不分的，为此被公社给“软禁”起来做工作，工作是怎么做通的呢？公社领导说大领导出国考察了，结果发现人家资本主义社会都过得比咱们好，就连台湾都比咱们好。这一下子把邱志国给击中了——既然台湾都比咱们好，那咱们还革命个啥呢？于是邱志国立即“解放”思想，把村里集体开垦的即将结果的果园，以极低的价格承包给过去的老地主，自己也很快成为了“先富”。书中有一个情节，村里的田大妈自以为跟邱志国一起做过革命工作，能说得上话，去找邱志国，可是，面对着邱志国的大门楼，田大妈突然恍惚了，她一下子就穿越回了抗战时期她去求伪乡长时，吓得从大门口逃离的场景。这也说明一次革命是不够的，奴性是深入骨髓的。郭文才没有邱志国的思想“解放”得那么快，而是因为执行中央精神不力，被免去了队长职务，不但入党的事黄了，连媳妇也没了。村里人躲他像躲瘟神一样。
郭文才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并不是要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的人，尚且立刻在村里被孤立，那么我们可以想见那些坚定要走“共富”路线的多数人，会是什么样的遭遇了。并且，他们已经从被群众排斥，到几乎完全被群众遗忘了，他们这些“冥顽不化”的人，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得粉碎。这就像，我读了《黑与白》，却遗忘了郭文才。之后的郭文才颓废了一段时间，就跟他爹倒腾起了山货，很快发了财，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大胖儿子。连郭文才自己都遗忘了自己曾经的豪情和愿景。
之后的事情，更是让他完全想不到，但其实如果细思量，却也在情理之中。郭文才参加婚礼喝多了酒，连夜往家走，却醉倒在半路，被曾经的地富子弟翁彪叫醒，他抬腕看表，夜光手表在黑暗里吸引了翁彪的注意，趁着拉郭文才起来的时候把手表撸下来。后面的事，就是贼喊捉贼，警察包庇，证人被威胁，甚至被害，郭文才被判刑，还殃及自己的表舅被退休。这看上去，既是意外——证据确凿的事怎么就会被颠倒？然而，这不是必然吗？不是连郭文才自己，也遗忘了《青松岭》，遗忘了“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遗忘了“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了么？曾经无比辉煌的社会主义成就，不是被说成是GDP为零的“崩溃”时代了么？既然这都可以在众目睽睽中被颠倒，一个小地方颠倒个把案件还有什么可吃惊的呢？更何况，郭文才的手表，本来也是他爹卖山货的钱买的，是“资产阶级尾巴”，人家复辟后，你干不过人家的二代，不是很正常吗？
进入新世纪，郭文才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他变成老郭，被遗忘在劳改农场，同他一起被遗忘的，还有很多人，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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