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五四运动的主流历史话语中，匡互生一直以首个闯入赵家楼或纵火烧楼的爱国学生的面目示人。通过阅读他亲自撰写的《五四运动纪实》，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他在思想和行动上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真实身份。借助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及北高师其他亲历学生的回忆文章），我们也得以一窥激进分子如何在关键点上影响了运动的走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如果缺乏各类社团的形成和参与，五四运动很可能不会成为一场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激进运动。借助这份亲历者的回忆记录，我们也得以了解许多五四运动现场激荡人心的情绪、思想和细节，而这是为大部分从长时段、宏观视角或泛化意义上来论述这一事件的研究者所容易忽视的。
一
五四运动的原因
现在我要说的就是：(一)五四运动的起因，(二)五四运动的真相。什么是五四运动的起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分别说出来：
（一）新书报的出版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方面有公开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的两种新出版物。关乎前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一类作代表；关乎后者有《自由录》、《民声》、《进化》[1]杂志一类作代表。前者重在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后者则重在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目光较远。并且公开的文章刺激性比较的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较的强。所以使人感受很深并且发生极大的影响的，还是那些秘密流行的出版物。有了这些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销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的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
[1]编者注：《自由录》由北京大学“实社”于1917年7月开始发行。《民声》由广州“民声社”于1921年复刊，前身为《晦鸣录》，在1913年8月创刊，初始编辑为师复。《进化》由“进化社”于1919年1月发行，陈延年编辑。此三种刊物皆为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宣传刊物。
（二）事实的压迫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可不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加以精密记忆了。在这次运动未发生以前，中国一班青年所感觉最不安的有几件事实：第一，就是袁世凯因为要求虎狼似的日本对于他作皇帝的计划予以援助所换来的与这次运动有直接关系，而又为一班人认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第二，就是继讨袁战争，复辟战争而起而又连年不得解决的南北战争；第三，就是参战时候与日本所订损害中国主权的军事协定；第四，就是被一班人所猜想与中国的生死存亡有重要关系而且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欧洲大战；第五，就是受军阀操纵而又无恶不作的安福系。处在这样一种‘灾害并至”’“险象环生”的境地当中，怎得不令人栗栗恐惧?由恐惧而悲愤，由悲愤而发生革命思想。既有革命思想，自然要乘机思动的。
（三）革命暗示的残留 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是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小学的学生。凡满清末年一切革命烈士所有的侠烈行为和伟大事迹，这时候的中小学的学生都留了一种很深的印象。其中甚至于还有直接受过这些烈士的教育并且曾经参与过革命运动的。自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的时候，为时不过七年多一点。这时的环境既如上述，其险恶正不亚于满清末年，而所谓“革命之声”却又“寂焉无闻”。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见这种情形，抚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问，就觉得“责无旁贷”，不能不有所动作了。这就是残留的革命暗示所有的权威，而所谓轰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因此成了一种自然的趋势了。
以上所说的三个远因，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三个根本原因。但是这三个原因如果不同时存在，那末，所谓五四运动也就根本地不能发生；即令发生，也不过很无影响地一现罢了。这种观察，大概没有多大的错误罢，读者如果不相信，只要继续地把本文后面所叙述的事实看完以后，就可以明了。至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的宣传，虽然可以说是这次运动的一个近因，但是实际上只可以把它当作一点引起爆发物爆发的火，与这次运动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没有作爆发物的远因即令遇到火光，也无爆发的事实的发现哩。
二
五四运动的真相
五四运动的原因说完了，往后就不能不把五四运动的真相详细地真实地告诉读者了。现在我按照时间次序把重要的事实分别地写在下面：
（一）军事协定成立以后五四运动以前各校小团体的组织 自民国七年上期中日军事协定成立以后，北京国立各专门学校的学生，因为这个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在中国境内有自由行动的权利，都以为这是引狼入室自惹祸害的媒介，于是全体相约同到新华门内去见冯国璋，请求废止那个协定。但因为事前没有组织，结果，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国璋一场圆滑而兼恐骇的话骗了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做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以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团体，如各校少数抱着爱国主义的学生所联合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少数抱着文艺革命思想的学生所组织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并且我现在也不愿把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宣布的团体，如某校少数抱着激烈的主张的学生所组织的同言社[2]，工学会[3]，和某某三个学校少数学生所组织的共学会[4]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力的团体。并且因为前面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种事实的压迫一天紧张一天，这些团体的弹性也就跟着一天强固一天。到了民国八年四月，这些团体就不约而同的有一个举行五七示威运动的大预备，同时并且得了全体同学加入的同意。
[2]编者注：工学会前身，由匡互生、周予同等北高师学生发起，提倡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帮助学生学做工，劳动者求学。曾有木刻、石印、照像等工作。[3]编者注：1919年5月3日由北京高师学生发起，初始由在校学生和校外青年共55人组成，具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的倾向。[4]编者注：由高工、北大的学生组成，是与工学会在五四运动期间共同策划行动的联络组织。
（二）示威运动提前举行的议决 上面已经说过，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本来有一种五月七日举行示威运动的预备。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险恶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宣传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定的南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大字上面。因为“二十一条”的承认还可以说是由于最后通牒压迫的结果，在以谋永久和平相标榜的和会场中可以借着各国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字来作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作箍制中国专使的口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气这样紧张的缘故，大家就有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提议，于是五月四日举行游街大会的议案就由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了。
（三）各小团体的会议及激烈举动的预备 在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议案议决的前后，各学校的各小团体都有一度的会议。北京高工、高师各校的全体会议，那自然是应有的文章。现在我要特别告诉读者的，就是前面所说过的那些小团体在这个时候活动的真相。五月三日夜，某校的工学会开全体会议，由会员提议讨论“对于中日的示威运动，本会应取何种态度？”大多数主张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那几个仰日本军阀的鼻息，做国内军阀的走狗，并且惯以构成南北战争以快私意的曹、陆、章，就决定次日联络各学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陆等的住宅时候，实行大暴动，并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住宅的门牌号致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于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张激烈的分子就由这个工学会的代表实地联络的结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5]到了四日上午十时中等以上各校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议决本日下午一时各校全体学生同到天安门外取齐，举行示威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各校，各校的热烈分子——三十人以内——都有相当的准备，甚至于有连身后的事都向亲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这个时候，我见着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蠹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溉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公理正义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问题以外至于如此！我于是才感悟到以势凌人，以死畏人的资本家军阀的权威和势力终属有限之至；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实在有以血泪换得来的可能。)
[5] 编者注：根据周予同、夏明钢、熊梦飞等人的回忆文章，在工学会以外，匡互生与北大的罗章龙、易克嶷等人组成一个以湖南籍学生为主的“秘密行动小组”，商议采取暴力手段来震慑和逼迫政府。秘密行动小组的准备工作包括：探查曹、陆、章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从高师附小曹汝霖儿子处探听赵家楼的地址，集中到廊房头条胡同的照相馆从陈列的政界名人照片中辨认曹、陆、章的长相，寻找炸药、手枪等武器。行动小组原来的计划是在5月7日学生集会抗议同时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时，当众刺杀出席的曹汝霖。由于后来计划有变，游行改在五月四日，仓促之间原计划未得到完全落实。见熊梦飞《悼亡友匡互生》，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周予同《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
（四）天安门集合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署交涉的经过 五月四日下午一点钟的前后，到天安门集合的，共有十三个学校的学生。当时各人手中所持的旗帜，都写上什么“废止二十一条”，什么“卖国贼曹某章某”，什么“反对强权”，什么“抵制日货”一类使人不起注意的字样。因此当时政府派出在学生队伍前后巡逻的侦探虽然很多，却也一点摸不到头脑。不惟他们看不出学生们有痛打曹章等的决心，并且也不相信学生们会有什么暴动的——老实说，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可是当时大家都以为须全队赴东交民巷走过，方才可以对外人表示中国民众的一种公意，就决定向东交民巷出发。不料东交民巷外国守卫队，竟不让通过，虽由代表再三向英、美、法、意各国公使署交涉，因庚子条约(辛丑条约)的束缚，终没有允许通过的可能!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激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个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
曹、陆、章
（五）大队沿街狂呼的景象和围攻曹宅痛打章宗祥的详情 大队在东交民巷被阻，自一点半钟起至三点半钟止，足足停立了两个钟头之久。最后就由大家决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这时候负总指挥的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大队经过东长安街往赵家楼的时候，沿途都高呼卖国贱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卖国贼陆某徐某段某和其他骂政府的话。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不到四点半钟的光景，就全体走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了。当走到曹宅前面的时候，大多数的学生都从墙外把所持的旗帜抛入墙内，正预备着散队回校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6]这时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身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的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鱼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对着后门立着的一块木屏，被一个人猛力地踢倒在地，发出轰然的一声。在宅外和立在后面狂呼的学生听着，以为里面放枪了，就后退了几十步。后来，由里面出来的学生报告发声的不是放枪，倒退的人再向前进，一同进到被老早进去的同学打得落花流水的曹宅来看那些同学放火。因为他们到处找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证明在内开会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只得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忿怒。可是当曹宅西院火光初现的时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亲被大家交给在内的警察带出的时候以后，忽然在东院房间的木桶里走出一个身着西装面像日人的人，被一个同学赶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头一击，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于是动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去，而一时“曹汝霖已经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传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祸去了。但是一些热烈的学生们却争先恐后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证实当时的传言是假是真；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己乘机逃到外面一间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后来却被另一批按寻曹章的人在一间皮蛋店里面的一间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经被打装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两只脚从那间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门口，同声地问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绝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备用那手中所持长不满尺的小旗杆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了几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见满面的鲜血和那塞满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过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负重伤出死力替他保护，大家因此颇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为那天到场参观的西洋人日本人实在不少，很有令人怀疑的原因哩。哪里知道他正是那一个向日本政府亲递那封有“欣然承诺”四字的换文的驻日公使，新回中国运动承认直接交涉的章宗祥！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五点三刻了，尚在看热闹的学生委实只有几十百把个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也已经精疲力竭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正当大队学生己继续散去的时候，赵家楼一带已开到了好几排军队，于是那些起初对学生很“客气”的警察也胆大起来，并且都板起面孔，吹起警笛开始协同军队捕人了。
[6]编者注：关于究竟是否由匡互生第一个闯入曹宅并点火，不同回忆者有不同说法。承认匡互生是“打进赵家楼第一人”的亲历者，有北京大学的杨晦、北京高师的杨明轩、张作人、周予同、熊梦飞等人。例如熊梦飞在《悼亡友匡互生》中写道：“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陈锡、钟巍、夏秀峰、易克嶷诸先生继之。互生方入，一巡警抱之，踣击于地，其他皆退避，门遂启。”承认由匡互生点火的有北高师的周予同、俞劲，北大的萧劳等人。例如周予同在《火烧赵家楼》中就说：“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六）学生被捕和各校的全体会议 当时落后被捕的共计三十二人，北大十九人，高师八人，工专、汇文、留法预备等校共五人。这个消息直到当日下午七时，各校学生才得全体知道。于是各校学生都立刻召集全体大会，讨论对付方法，一时的空气都大大地紧张起来了。除了少数的人仍坚持继续奋斗到底的主张以外，大多数都趋重于营救被捕的同学。所以次日各校学生代表会议的时候，差不多大家都舍了外交问题而单独顾着营救同学的问题了。
（七）各校学生代表会议 五月五日各校学生代表齐集北京大学开会，许多代表都因感情的关系主张即日罢课(甚至于有已经罢课了的)，以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同学。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代表主张罢课更急，而主张不罢课的实在只有北京高等师范的代表。高师代表所持的理由是；(1)大家应该尊重被捕同学的牺牲精神，继续奋斗，不应该专从营救同学着想而放弃了原来所抱的目的。就是说：大家应该跟着被捕的同学一同去牺牲，不应该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学早点出狱来跟着我们快活；(2)就事实方面说起来，罢课以后，大家不容易集会，团结精神更加无法保持。可是大家都只凭感情说话，没有什么真理可言，高师代表这样的主张自然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意，所以大家就把全体一致罢课营救同学的议案通过了。这个议案通过以后，就继续讨论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结果指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起草组织大纲。
（八）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和组织大纲的要点 联合会组织大纲自六日上午由起草代表草定以后，即日就交到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于是所谓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就宣告成立了。至于这个大纲，却有两个要点须连带说及的：(1)该会分为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只负议决一切进行事件之责，干事部只负办理评议部所议决的一切议案之责；(2)评议部的评议员的产生只以学校为标准，就是说，不论学校人数的多少，每校只许出评议员二人，而干事部则专一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代理。这样一来，人数最多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不患无事可作，而一两个学校的独持的主张也就始终不能成立了。
（九）被捕同学释放的经过 自全体学生罢课以后，直接感受苦痛的就是各校的校长，因为一方面要受什么政府的责备，一方面又要受学生的责备。所以他们连日大忙特忙，开会呢，写信呢，打电话呢，向教育总长说话呢，向国务院警察厅检察厅流泪呢，向学生演说呢，弄到一个精疲力尽才把三十二个被捕的同学由警察厅领出来，才使得全体学生依旧上课。其中受气受恐骇受悔辱的地方自然免不掉，所以被捕的学生出狱以后，北大的校长蔡先生就辞职南归。在被捕的学生未曾出狱以前，关于他们在狱中的状况也不可不说及。他们的被捕固然出于偶然，但一入警厅以后，有因狱中生活较苦而怨及在外的同学营救的不力的。这时候，我才觉得从前高师代表所倡大家不应该只是营救同学之说未免调子唱得太高了。
（十）六三运动的酝酿 自被捕的学生出狱以后，直到五月三日前后，因为反对田应璜为教育总长和马其昶为北京大学校长再行罢课以后，政府对于学生种种活动无不加以注意和干涉。各校的附近无不密布军警，所谓露天演讲发散传单和发行刊物——如《五七》，《救国》之类——等等运动自然都被严厉地取缔和禁止。就是学生联合会虽然每日改换会议地点，亦屡次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强迫的解散。什么请愿书虽然再三地向政府里送去，哪里能够值得他们一顾呢？到了五月三十日：向政府自告奋勇的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竟下了一道限学生于三日以内一律上课的训令。到了五月三十一日，徐世昌的禁止集会演讲和宣布戒严的命令更堂而皇哉贴到各校的门口。这更可见当时政府相信他们的权威有效的一斑了。然而政府的压力愈大，学生潜存的弹力也愈大，在五月三十一日由从前在五四那一天运动最激烈的那些热烈分子到各校活动的结果，六月一日学生联合会就有从二日起再行分队出外举行露天讲演的决议，并且决定：如果二日出外演讲的完全被捕，次日就加倍再出，三日又完全被捕，四日就全体齐出。所谓六三运动的酝酿期间就完全届满了。
（十一） 六二、六三的学生演讲和被捕的详情 到了六月二日上午九时，各校合计有二千人上下的演讲员就各把一面小旗藏在袖口里，继续地一个一个地偷出校门(这时各校门口都有军警看守，不能整队齐出)。行到各热闹的街口当中就揭出袖中所藏的旗帜，号召听众，并且立地讲演起来。因为这种办法已超出军警的预想以外，并且人数很多，当地的警察虽然照例上前干涉，终竟很少效力。但这样地不把政府的戒严令当一回事，在军警方面自然觉得太过不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无聊的步军统领衙门和警察厅只得下令捕人，于是同时被捕的有四十七人之多，北京大学法科就变成临时的监狱。不过这次被捕，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当然大家没有特别惊惶的地方。虽然当夜谣传被捕去的学生均遭枪毙，而三日上午加倍出发的讲演员却依旧鼓起精神，分途出发。一时北京市上差不多没有一条胡同没有立地演讲的学生，同时却也没有一条胡同没有干涉演讲和逮捕演讲学生的警察。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押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讲演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后来步军统领衙门即分派大批马队步队协同警察再由各分局分所静悄悄地把所有被捕的学生一律解送到北大法科和理科管押。在被解送的时候，学生依旧沿途大呼：“抵制日货！”“惩办国贼！”甚至于有大呼：“大家起来革命”的。遇着从学校出来打听消息的同学即彼此大呼什么“中华民国万岁”，什么“前进”，什么“死呀“死呀”“你们先去呀”“我们就来呀”一片激昂慷慨，淋漓悲壮的声音，真个把北京城圈里闹了成一个鬼哭神号的世界！道旁的行人也有不少相见流泪的。等到被解送的学生继续进了法科或理科以后，大家虽然饿了十个钟头，但因为在里面看守的军队为大家的沉痛演说所感动，对于被看守者在法科理科范围以内的行动完全不加干涉，各人不惟不觉到有什么恐惧与苦痛，而且立刻又在里面组织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这个组织差不多和原有的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一样，不过评议部和干事部的职员都由各学校学生按照每校几人的规定自行推出，所以到了三日的晚上，在法科被看守的八百多人就把所谓评议部和所谓干事部所有的交际股，庶务股，会计股，纠察股，卫生股等都组织得完完全全，一切事情都有专人负责，不惟“秩序井然”，而且食宿的问题也能设法解决了。这时大家所不能放心的就是明日各校学生全体出发的事情是否能够实现；大家所最希望的就是北京商界能够罢市，京外的各界能够予大家一点声援。
（十二）其后两日的变化和被捕学生的状况 各校留在校内的学生自见三日出外演讲的同学全数被捕，固然明知军警监视学校愈加严密，不容易全体走出校外，但为免除良心上的痛苦起见，只得各人携带干粮被窝，(三日学生被捕，还有没有被捕的同学去送被窝和点心，四日全体出发，如果依旧全数捕去，那就再无送被窝点心的人了，所以各人只得预先带去，以备不虞。)死力冲出。果然全体携带行李冲出以后，军警即蜂也似的上前阻止了。但是全体学生既挟“破釜沉舟”之势向前猛进，并且用着慷慨激昂，恳切沉痛的态度向着军警们演说，军警的良心已经发生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和惭愧，哪得再有力量来阻止学生们不去呢。不过四日军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两样，因为他们三日见着演讲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极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学生们不要再出外演讲，绝对地不再捕人了。所以四日出发的学生反能够很自由地在一切热闹的地方向一切听众把平日所不能说不敢说的话都任意地说得出来。但是他们一面演讲，一面却都向着北大法科理科走，因为一则可以就近探听昨日被捕同学的消息，一则可以从声势上表示一点胜利，以安慰安慰他们的沉闷。后来却都能达到目的，所以下午五时以后都很平安地各回学校去了。
这一天还有一件可记的事，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及附属女中的学生，打破后门出外演讲及集款接济被捕学生。先是几次运动都没有女校学生参与其间，而其所以不能参与的原因，就是女校校长及其他办事人的多方压制。北京女子师范校长方还专制尤甚，当二三两日各校学生因出外演讲被捕的事情被该校同学在报纸上看见以后，她们就立刻商议援助的办法。不料事为方校长所探知，就一面嘱咐工人把校门紧闭，一面召集学生训话，加以严厉的斥骂。这样的办法，似乎使得女同学再也没有活动的余地了。但女同学的愤气却因此更盛，就将后门打开，一齐向外出发，沿路讲演，下午也一同到了北大法科的门前，同时她们的代表及女中的代表六七人各用手巾提了几千枚铜元(合计在四五十元以上。)送到法科被捕学生团，接济被捕的男同学，并声明送来的铜元都是临时捐集的，所以来不及换成银元。这种热情快举，不仅加了男同学不少的勇气，而且可以说，这就是中国女子自己解放，自己取得平权的第一声。以上所说，就是北京军警对待演讲的学生的一种起初想不到的变化，和女同学援助被捕同学的一种令人不能忘记的现象，至就三日被捕的学生的情形又怎样呢?私人亲友及各团体代表前去慰劳的一天不知经过几百起。送点心送伙食费的也是接二连三地来个不已。最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梁启超先生的令弟启勋先生赠送被捕学生大洋一千元，和吴光新先生愿意出资津贴学生联合会两件事。前者是本人以代广东何某捐赠被捕学生名义亲自送到法科，经交际股主任某君收受，后来经评议部提议认为不应收受，就由交际股退去，并登报声明了的。后者是由吴氏托人间接向学生方面示意，(并说段棋瑞、徐树铮亦赞成学生的举动)因为被学生方面闻知，宣言严词拒绝，就把那事打消了的。至于看守学生的军警又怎样?他们除了表同情于学生以外，并且有许多明了事体的军官还大骂段、徐、曹、章卖国的不是!不过碍于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积极反抗的表示。
但是到了五日早晨，看守的军队忽然无条件地自己撤去。大家很觉奇异，还有人猜疑政府别有用意。后来才知道政府因为上海为援助北京学生已实行罢市，天津、汉口也有罢市的趋势，甚至于北京商界有将和天津、汉口商界取一致态度的传说，并且在外面活动的学生联合会提出了严厉的抗议，大有无可收拾之势，所以只好无条件地把看守的军队撤去。不过政府虽然无条件地撤去了军警，被捕的学生却不能不向他们严重地质问任意蹂躏人权的理。所以在五日下午教育部派来几个代表劝学生回校的时候，大家因为他们对于大家所提出的质问没有满意答复，就老实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们一顿。并在他们垂头丧气地去了以后，决定政府如再没有悔祸的表示，大家仍采激烈手段去对付他们。后来因为政府另派代表前来自认误捕学生之罪，而在外的学生联合会又有再进一步的办法提议，大家就决定七日全体暂回各校休息一天，九日便和在校的全体同学，同赴新华门内照看联合会的主张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为条件，向徐世昌作最低限度的交涉。七日被捕同学回校以后，八日晚上10点钟学生联合会以九日上午10时全体学生赴总统府直接谈判，要求罢免曹、章、陆等的议决案用电话通知教育部，要他们通知徐世昌届时在府守候。政府从教育部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因为南苑某军队也有预备同时武装进城一律加入请愿的谣言和津京商界将有激成罢市的倾向，即晚十二点钟就召集团务会议，一致通过容纳民意罢免曹汝霖、章宗样、陆宗舆三人的职。议决以后，就立刻由教育部用电话通知学生联合会，并力劝学生联合会转告同学，明日不要到总统府请愿，以免酿成其他不测的祸变。联合会当即要求须有罢免曹、章等的实证，才有商量的余地，他们就答应以明日上午九时以前送到各校的载着罢免命令的政府公报为证，学生联合会就答应一句等到明天再看的话。果然，九日上午八时政府公报就送到各校，曹、章、陆的免职也真个成了事实。
（十三）五四运动的尾声 这回运动所标出的公用语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国贼虽然受了一点薄惩，而危险万分的外交依旧没有多大挽回的希望。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巴黎传来消息，且说中国专使将于日内签字于损害国权的凡尔赛和约。于是学生联合会又决议于二十七日由各校推出数百代表向总统府强迫徐世昌电令专使拒绝签字，而数百代表于二十七日起就在新华门内有两日干晒一夜露宿的最后的奋斗。结果，徐世昌就当面答应；专使如未签字，即电令拒绝签字，如已签字，则将来相约交到中国时，一定予以批驳。学生代表虽明知徐氏圆滑，但暂时无法证明他说话的虚伪，也只好各回原校，另图补救了。不过徐世昌的圆滑虽然弄到大家无法进行，而近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和华侨却因为国内民气激昂，激动了处置软弱无能的中国专使的决心，就于和约签字的那一天全体赴中国专使所住的地方，阻止他们赴会签字，并声言专使如要去签字，大家就以国内学生对付曹汝霖的办法对待他们。于是中国几个专使因为恐怕签字以后，自身难免有性命之忧，也只好容纳学生华侨们的要求，以求保全自身的安全。拒绝签字的目的才得达到。而所谓五四运动就从此总结束了。[7]
[7]编者注：《五四运动纪实》（刊于《立达学园半月刊》）原文末有一段作者结论，大部分五四回忆录并未收入，现刊于此：
（一）五四运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酝酿很久的原因的。 （二）五四运动虽然没有生命上的牺牲，但最初真正预备牺牲的实在有二十余人之多，并且因为预备牺牲者努力的结果，便引起其他多数的预备牺牲者，所以运动的力量就因此增大了。 （三）五四运动能使无论什么——惟利是视的商人，杀人不眨眼，休戚无关于的外国人以及平时只知有命令，不知有公道正义的警察等——都受感动的，就在于运动者有牺牲的决心。 （四）五四运动不是一班青年最初就能全体赞成的，而且最初还受过许多人的强烈反对。 （五）五四运动所以不为军人政客的诈术所破坏所污辱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并且完全是公共的。 （六）五四运动所以能够持久就在于平时有团体的锻炼，临时有相当的组织。 （七）五四运动所以能使奸滑狡狯的政府穷于应付的，就在于运动者的思想超出政府的思想上，因而根据思想所发生的计划也就超出政府的预料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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