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地时间2024年5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20票赞成、9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这一法案的迅速通过很大程度上旨在应对在全美大学校园兴起的支持巴勒斯坦和反战抗议浪潮。
法案的重点在于扩大了对“反犹主义”的界定，将“攻击以色列国”等行为也纳入其中。显然，这一界定混淆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混淆了民众对以色列政府侵略行径的批评和歧视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行为——看似反对种族主义的法案实质上是对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滥用、是对那些热爱和平的犹太人的侮辱、是对战争侵害方的包庇。
本篇文章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置于历史中考察，指出将哈马斯描绘成主要受反犹主义驱使、与纳粹相似的组织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叙事策略。这一叙事掩盖了巴勒斯坦人民长久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压迫，掩盖了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荒谬与不义。作者同时回顾了1961年发生在安哥拉的一次反殖民主义冲突，指出这一历史事件与当前加沙境遇的某种相似性：反抗殖民主义的一些行动被殖民者利用和放大，成为污蔑抗争者、消解反殖民斗争意义及正义性的素材。作者想要表明：加沙人民的反抗有其正当性，其动力不在于“反犹主义”，而在于对自身生存权利的抗争；任何将加沙正义反抗的行动与纳粹大屠杀或是“反犹主义”联系起来的言论、举动，都是对历史的无知、对现实的讽刺、对所有受害者的再度加害。
作者：Gilbert Achcar
原文标题：GAZA: 7 OCTOB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原文链接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翻译：里斯特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过加沙地带的隔离墙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七个月后，哈马斯这一行动达成的“战果”惨不忍睹。
来源：联合国新闻
暂时的“战果”
根据现有数据，2023年10月7日的行动共有1143人遇害（大多数是以色列人）。其中，包括767名平民（含36名儿童，71名外国人），376名军人或安保人员，以及被绑架的近250人。据以色列消息，同一天，以方消灭了哈马斯1600多名战斗人员，并对近200人实行了拘捕。
然而，根据加沙的消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已有近3500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其中估计40%是儿童，即大约14000人（如果加上被埋在城垣废墟下的人数，这一数字可能达2万人）。与此同时，加沙还有近780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更为严峻的是，加沙240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流离失所，全部人口正遭受日益严重的饥荒——这是以色列严格限制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造成的。加沙大部分住宅都在这次极具破坏性的轰炸行动中被摧毁。事实上，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当量约为1.5万吨TNT，但以色列武装部队已经在加沙3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放了近5倍于这一当量的炸弹。不用说，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暂时的，在撰写本文时，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有多少援助卡车加入加沙？联合国警告人道主义灾难，并呼吁以色列允许更多的援助卡车加入加沙。据信，每天至少需要500辆卡车才能满足该地人民的紧急需求。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
10月7日之后什么在延续？
以色列对10月7日袭击的态度十分激烈，不仅称其为“一天内对以色列人最大的杀戮”（这确实无可争辩），而且称其为“自二战大屠杀以来对犹太人最大的屠杀”——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描述，充满了政治隐喻。然而，后一种描述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口头禅，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4年2月7日为纪念当天在加沙边境附近遇难的42名法国公民举行的仪式上，称10月7日是“本世纪最大的反犹大屠杀”。
任何记住上面所述可怕“战果”的人都会觉得，将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进行类比一定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它完全无视实际力量对比，以及在各种情况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身份区别。正如几位大屠杀问题专家在他们的集体“关于滥用大屠杀记忆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
在试图理解10月7日发生的事情时，犹太社区中的许多人回想起大屠杀，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屠杀以及事后出现的画面，触及了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即由最近的犹太历史驱动的种族灭绝式的反犹主义。
然而，诉诸大屠杀的记忆掩盖了我们对犹太人今天面临的反犹主义的理解，并危险地歪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暴力的根源。纳粹的种族灭绝涉及到一个国家及其自愿的公民社会攻击一个极小的少数民族，然后升级为一场遍及整个大陆的种族灭绝。显然，将巴以危机与纳粹主义和大屠杀相提并论——尤其是当这些言论出自政治领袖和其他能够左右公众舆论的人时——是智力和道德上的失败。
关于滥用大屠杀记忆的公开信，来源：https://www.nybooks.com/online/2023/11/20/an-open-letter-on-the-misuse-of-holocaust-memory/
尽管如此，无论人们认为哈马斯和纳粹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恐怕都不及后者与以色列极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相近度高。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由利库德集团(一个具有法西斯血统的政党)控制，其中包括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当代犹太研究所教授丹尼尔·布拉特曼(Daniel Blatman)在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上毫不犹豫地描述为“新纳粹”的部长们。
历史中的10月7日
10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陈述了一个相当显而易见的事实，即10月7日“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以色列指责他“为恐怖主义辩护”，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则要求他辞职。古特雷斯在谈到1967年后的占领时解释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占领。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不断被定居点吞噬，并受到暴力的困扰；他们的经济停滞不前；他们的人民流离失所，家园被摧毁。他们对政治解决其困境的希望正在消失”。
他还评论说，“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满不能成为哈马斯发动骇人听闻袭击的理由。这些骇人听闻的袭击也不能成为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集体惩罚的理由。”然而，就连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对手本尼•甘茨(Benny Gantz)——他被认为是10月7日战后以色列内阁的“温和派”成员——也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宽恕恐怖”，并补充说，“为恐怖辩护的人不能代表世界说话”，从而默认了以色列特使提出的要求。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中）要求古特雷斯辞职
以色列官员的这些反应不过是否认现代所有侵略国（occupying powers）所共有的现实的最新例子，因为现代普遍的道德准则和国际法谴责占领别国领土领土。事实上，10月7日不仅“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且完全可以预见，即在某一时刻，特别是在加沙地带，会爆发暴力事件。2009年12月，也就是以色列在2005年撤军、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后对加沙实施封锁的两年后，也是以色列对加沙进行首次大规模轰炸的几个月后(2008-2009年)，拉里·德尔夫纳在《耶路撒冷邮报》上向以色列同胞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像我们对待加沙人民那样对待我们，我们会怎么做?．．．
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想象加沙的生活。而是我们决心不再去想象。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会就此止步。接下来，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家处于加沙一样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迟早我们会尝试想象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生活在这里，我们会怎么做。
甚至不知道我们会怎么做，只知道我们会怎么想——那些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那些在战争结束后甚至无法让我们开始恢复元气的人，那些对我们造成伤害的国家。这封锁了我们的边界，只允许足够的物资进入，以维持我们的生存水平，防止饥饿和大规模流行病。
事实上，将哈马斯描绘成主要受反犹主义驱使、与纳粹相似的组织，在当前阿以叙事斗争的新密集阶段，不过是一种老掉牙的叙事策略的延续。这种叙事策略始于1945年后，利用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领袖，曾在二战时期与德国合作，招募穆斯林参加党卫军。）的形象，将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征服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极战役。也就是说，近代殖民征服的最后一幕竟被描述为反对纳粹主义的最新战役。这一策略在世界上那些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负有罪责的地方效果很好：这些人的祖先是肇事者、直接帮凶或旁观者，包括那些面对犹太难民关上自己国家大门的人。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策略并不奏效，因为他们生活在全球南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且一直认为巴勒斯坦人不是纳粹帝国的继承者，而是长期遭受血腥殖民的受害方的延续者。
上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对反抗帝国主义和复国主义的号召
历史追忆：重回1961年安哥拉
在10月7日之后，我的朋友、研究葡语非洲历史的法国学者米歇尔·卡亨提请我注意1961年在安哥拉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它与中东正在发生的事件惊人地相似。出于好奇，我研究了这件事，发现这种相似之处远远超出了10月7日这一天。记录如下:
1961年，在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安哥拉对顽固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怨恨大大增加。特别是在邻国刚果共和国(后来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于前一年从比利时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之后，葡萄牙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安哥拉独立主义者的镇压。然而，反殖民主义武装斗争正在非洲仅剩的殖民领土上不断取得进展，安哥拉也不例外。其反殖民运动力量之一是安哥拉人民联盟(UPA)(该联盟后来更名为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其领导人霍尔顿•罗伯托(Holden Roberto)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有联系。
1961年3月15日，安哥拉人民联盟战士从刚果越过边界进入安哥拉北部，许多当地土著人也加入了进来。一群四五千人的队伍——一些人带着步枪，大多数人带着砍刀——横冲直撞，以难以形容的可怕方式杀害了几百人，或许甚至数千人(没有精确的数字)，包括许多白人殖民者——男人、女人、婴儿和儿童——以及更多其他种族或混血的安哥拉人。正如Maria da Conceição Neto在60年后所写的那样，“被屠杀的白人、混血人和黑人的形象将成为葡萄牙宣传的核心，以诋毁袭击者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恐怖分子'和'野蛮人'。直到今天，这些都是关于‘3月15日’最广为流传的想象，成为理解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障碍……”。
葡萄牙极右翼独裁者萨拉查的政府——他亲自控制了国防部——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包括大范围使用空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黑人(根据恩克韦尔·埃卡尼的说法，到年底已经超过5万人)被杀害，大片地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葡萄牙空军在进行这场种族灭绝屠杀时使用的一种主要武器是凝固汽油弹，由美国约翰·肯尼迪政府提供(见戴维·伯明翰，第72页)。
葡萄牙殖民部队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阅兵
历史记录中还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安哥拉人民联盟（UP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LNA）继续受到CIA支持，以对抗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然而，极右翼的葡萄牙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因此，正如UPA领导人罗伯托自己后来向一位瑞典研究人员解释的那样:
由于北约与葡萄牙的关系，我们不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我们没有支持。我们能指望的为数不多的支持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比如突尼斯。以色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以色列政府当时帮助了我们。
Tor Sellström:用武器?
霍尔顿·罗伯托:武器。这是在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注：以色列建国元老，第四任总理）的帮助下完成的。
其次，曾鼓励罗伯托发动武装斗争的弗朗茨·法农(见大卫·梅西为弗朗茨·法农写的传记，第386-7页，Adam·Shatz的传记，第249-9页)在他1961年出版的著名著作《大地上受苦的人》中题为“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一章中对安哥拉事件作了如下评论:
我们记得，1961年3月15日，两三千名安哥拉农民成群地袭击了葡萄牙人的阵地。男人、女人和孩子，武装的和没有武装的，勇敢而热情地一波接一波地向殖民者、军队和葡萄牙国旗所统治的地区发起攻击。村庄和机场被包围并遭到多次袭击，但数千名安哥拉人被殖民主义者的机枪扫射在地。安哥拉起义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真的想解放他们的国家，他们就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安哥拉领导人罗伯托·霍尔登最近利用其他解放战争的模式和游击战技术重组了安哥拉国民军。
结论
两个历史序列中，哪一个更类似于哈马斯领导的10月7日行动，和随后由以色列极右翼政府领导的猛烈攻击？是纳粹领导的反犹太暴行和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是UPA领导的反葡萄牙暴行，以及随后由葡萄牙极右翼政府在美国同谋下领导的无情镇压？
3月15日UPA领导的安哥拉人主要是出于反白人的种族主义，还是出于对葡萄牙殖民压迫的仇恨？同样，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人的主要动机是反犹太主义，还是对以色列殖民压迫的仇恨？
只要不被反巴勒斯坦、反阿拉伯或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对以色列白人的“自恋同情”所蒙蔽，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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